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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 月, 2016 1:41 上午 #28963
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16-10-27 19:13 编辑
马启西中国伊斯兰教宗思想散论
刘青之伊斯兰教在中国之发展,迄今已有一千余年。唐、宋、元、明初,其教宗修持,一直都恪守伊斯兰教天命五功。在严守念、礼、斋、课、朝教乘的前提下,严格按照《古兰》、《圣训》、公议、类比四大立法基础,以大伊玛目艾布•哈尼发的立法原则,进行日常生活和宗教修持。这期间,苏菲神秘主义理学思想,仅仅是在能够完全掌握和理解经训、精通波斯语的伊斯兰部分学者中间进行宣讲。此外,在严格遵守教乘操守,完成主命功课的同时,极少数精通道乘思想学说的学者,个人按照对苏菲理学先教后道,“明扬舍热尔提(教乘),暗藏妥若盖提(道乘)”宗旨的理解,私下进行秘密修行。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国伊斯兰教格迪目教派的教宗思想和修持,集中体现了大伊玛目艾布•哈尼发中正、严谨、宽容的法学原则。
早期格迪目派的阿訇学者,在完全熟练掌握《古兰》、《圣训》内容,精通教法和伊斯兰法学,且年龄已经成熟,能够完全左右自己宗教生活行为的时候,才有清真寺精通苏菲理学思想和道乘修持的大阿訇,对其讲授主要以乃格什板迪耶苏菲教团为主的道乘思想(即理学)。格迪目阿訇将“理学”讲授比喻为“缸边上跑马”。意即非常凶险,思想上稍有疏忽,就可能坠入泛神论的边缘。并且开讲的阿訇每天讲授前后都要重新洗大净,念“讨白”,以防个人因理学讲授的疏忽而伤害“伊玛尼”。直到明清之际,中亚尕迪忍耶、乃格什板迪耶、库卜忍耶等苏菲教团的道乘思想和修持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正式形成以苏菲道乘教义为特点,教权高度集中,凝聚力极强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后,以格迪目为一体,互不隶属和分散的伊斯兰教活动特点格局被完全打破。特别在甘、宁、青三省地区,以河湟地域为中心,伊斯兰教苏菲教团传播下的门宦,已经完全左右了这些地方伊斯兰教的日常活动和生活。到了清中叶,由门宦之间为教义细节和修持理解的不同看法引发的矛盾纷争不断,为了彼此之间教徒的多寡和经济利益,相互指责攻讦,直至惊动地方官府介入。满清王朝官员更是在“以回制回”的政策主导下,用“扶老抑新”或者“扶新抑老”的策略,从中挑起更大的教派纷争,然后加以严酷镇压。乾隆四十六年的河湟事变,导致虎夫耶马来迟一方的“老教”和哲赫忍耶马明心一方“新教”间的激烈纷争一直持续不断,以致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哲赫忍耶教民最终被官府残酷镇压。
其后一直到清末民初,这种在民族宗教偏见政策主导下被歧视、被误解、被强制、被利用的伊斯兰教门宦教派之争所引发的被频频残酷镇压,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规律,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
黄河流域的中国西部地区,农耕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成就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从秦统一六国到汉唐文明所蕴含的中华大文化环境下,万国来朝所包容的宽厚政治理念,使得西部作为当时大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先进繁荣的发展格局,一度曾达到历史的顶峰。同时,中华多民族汇聚发展共存的数千年的局部战争和民族之间为寻求中华正统地位的土地战事,到十九世纪时,已将这里的生态资源消耗殆尽。加之西部地区因天时、地利、环境的恶虐,内陆交通的不畅和地域的偏僻,以及文化与科学知识的落后,加上连年的饥荒,使得这里哀号遍野,民不聊生。面对自身生存抗争境遇,一些回汉民族有识之士,在清政府洋务运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感召下,开始思考自身和本民族今后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成就于清末民初西北地区甘肃省临潭县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先生,就是此中具有胸怀大局,目光深远,思想睿智,负重牺牲成就大众利益的回族先哲和伊斯兰教知名学者。
一、马启西成长的历史环境及其外因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至马启西诞生的1857年前后,长期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昏聩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满清封建王国,在遭遇英美列强坚船利炮轰击后,终于在传统农业文明的余晖中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封建历程。从此,中国对外形象懦弱不争,任人宰割;对内则因平息太平天国、捻军动乱,国力几乎消耗殆尽。清政府将抗争西方列强所发生的外部战争和内部变乱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转而转嫁于国内各民族人民。客观上使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各民族同胞生存境遇更加苦不堪言。
甘肃临潭一带的回汉民族,主要是明初西平王沐英戌边所带来的江南应天府一带的子弟兵及其眷属。临潭古称洮州,唐宋已降,一直为中华帝国抑制边疆少数民族扩张的军事重镇。洮州除新旧城等地为回汉民族居住外,周边都为藏族势力所包围。上马即兵、下马为民的洮州回汉族人民,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在时时防范异族侵袭吞并之外,还必须面对高原极为艰辛苦焦的自然环境。
临潭洮州的三个主要民族构成中,回族人口最少,加之伊斯兰信仰和生活习俗的特行独立,在与周边藏族的交往过程中,始终不被溶浸于多神教信仰的社会氛围。所以,一种对生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时时在告诫这里的回族同胞:冲出包围,自身强壮,以少胜多。其次,痛失于江南富庶之地的江南人的怀乡情节,又时刻激励他们奋发图强,用有限的历史空间去营造更大的发展境地。所以,明初从江南老家所继承的文化元素,并没有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丢失。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传统被这里的回汉各族人民继承和发展。所以,这里辈辈出文人俊彦的原因就在于此。再者,伊斯兰教强调“学习为每个穆斯林的天命”的教旨,更加保护了这里人们对文化的向往、发展和继承。
马启西生活的家乡虽然离洮州旧城较远,但在他完成幼年伊斯兰教育,熟知入门经典的学识后,即被家人送往店子村寄宿当地名儒范玉麟、范绳武老先生处攻读汉文及儒家经典。直至考中光绪六年巩昌府第四名秀才。所以,马启西既能够熟知伊斯兰教经典和教义,又能够掌握汉文化及儒家精髓。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知识,引导他开始用一种超乎常人所及的目光来观察和思考民族自身的出路和发展问题。不难想象,一个身处偏僻乡间,生活穷困的知识少年,在他知晓了伊斯兰教和平、宽容、平等思想后,再在他的明经业师讲授儒家经典和大同精神的同时,一定给予了他一个文化历史老人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影响,也催发了马启西最初的政治思想抱负。
马启西时代,甘肃回族地区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已从早期格迪目派,蜕变成了不同的门宦教派。其中,洮州临潭地区的穆斯林也从格迪目分化成了华寺门宦和北庄门宦。
产生于甘肃河州地区的华寺门宦,其教旨主要来自中亚苏菲主义虎非耶道堂,道乘为尕迪忍耶和乃格什板迪耶两路学识融会贯通,主要以乃格什板迪耶思想为修持干功精神学理。而北庄门宦则直接受授于新疆牙日岗乃格什板迪耶道堂。该派严格、一丝不苟的“先教后道”的道乘思想,曾被中国很多地区的格迪目派学者所接受和采纳。
马启西的家族为北庄门宦。马启西本人又是北庄门宦那伊布(异地教权管理者)的外甥。在偏僻落后、文化极不发达的洮州地区回族内部,马启西是当时罕见的儒家秀才。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回族上层和底层民众的普遍尊重。其次,根据伊斯兰教对个人“五大天命“教义的基本要求,凡成年穆斯林,依照门宦内部惯例,须教、道并重地完成各项礼拜和记主、赞圣的内修功课。北庄门宦的宗教导师因马启西的个人特殊身份,曾给予他“其克尔”的攻修(念头)及其他普通教徒所不可能享有的传授。所以,马启西从青年时期起,苏菲神秘主义所主张的守贫、敬畏、顺从、持身律己,以及“卡米力、米卡密力筛赫(全美自身,再全美大众的智者)”的苏菲成道精神,就一直影响着他,并伴随他一生。
二、马启西伊斯兰哲学思想的重要启迪是绝境逢生的乌玛理想
马启西考取巩昌府秀才后,即在临潭旧城鞑子沟北庄门宦那伊布•敏尚达拱北和汪家咀祖宅中博览群书,闭门思考。这期间,外部状如行尸走肉的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原大地饥馑遍地,匪盗横生,已没有任何发展生机。青年马启西开始把思考、求索的目光投向早期伊斯兰穆斯林公社,即“乌玛”制度。平等友爱、包容共存的早期穆斯林社会理想,正式进入他哲学追求的目标之中。
临潭回族在当地三大民族中人数最少,被歧视和压迫的境况最严重,生存空间最狭窄,加之周边地区藏族部落的不断侵扰包抄,穆斯林的生存发展时时到威胁,稍有不慎,即有被同化、被吞并的危险。而在穆斯林内部,则因门宦教派间的狭隘歧见,不能团结一致,门宦上层为各自利益相互倾轧攻讦,这些又直接影响着下层教徒间不断滋生是非裂痕。
马启西经、汉兼通,是北庄内部屈指可数的青年才俊,受到教众普遍拥戴。而在临潭外部空间,马启西则因其具有世俗功名,当地文人贤士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对其极为尊重赏识。所以,当马启西在清真寺开始设帐讲学,并在清真寺经堂教育之外的儒家私塾用通俗易懂、简约明了的汉语言讲解伊斯兰教经学知识和伊斯兰理学要义时,其举动必然给当地伊斯兰社区和门宦上层人物造成强烈冲击。因为各门宦上层和当地伊斯兰寺坊阿訇学者们深知,按照马启西的学识、才干和汉语知识优势,其很快就可能吸引众多普通回族信教群众去追随他的学问和理想。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马启西当年在鞑子沟讲学授徒期间,不仅很多穆斯林信众前来听他用汉语讲经、解疑释惑,甚至还有部分汉族群众也慕名前来听经,这部分汉族群众后来甚至成为他至死不渝的追随者。这些情况当然使当地的伊斯兰教传统势力强烈不满,以至排斥打击、不断将马启西妖魔化,甚至将他和他的教团组织与“邪教”相提并论。这样就给当时的回族军阀杀害他找到了很好的借口。
明朝开国之初所奉行的改土归流、融合归化政策,曾令中国伊斯兰教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严重衰落。念其音而不知其意,只会读经、不会讲经的状况在当时伊斯兰各清真寺坊几乎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与儒释道的沟通交流中,中国伊斯兰因理论缺失、面目苍白,而根本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的伊斯兰经学大师刘智、王岱舆和马注的出现。这些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不仅精通伊斯兰教义,儒释道学识也极有造诣,他们以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义,试图通过汉语伊斯兰著作让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人学士从思想上接受或至少不再排斥伊斯兰信仰和回族群体。他们中的集大成者刘智的《天方性理》一书所传述的“天人合一,复命归真”等三乘哲学要义,后来成为百年间西北地域各老派清真寺坊最重要的授课教材,被尊称为“汉克他布”(汉文的经典著作)。
但是,由于刘智当时叙写此书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更多、更广泛的汉族士大夫阶层阅读和接受,所以其内容几乎全用极其深奥的古典文言文表述。如果没有较好的汉文国学基础,就很难读懂和理解它。而有着儒学秀才身份,且又具有伊斯兰经学基础的青年马启西,则在拿到刘智充满伊斯兰智慧的汉文哲学著作时,立刻如获至宝。这样就使他在正在形成完善的理想追求中,有了一个最坚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
与伊斯兰苏菲主义各门宦在讲传则克尔和道乘要义时极其神秘,且门徒间互不泄露教主老人家所传密旨的情况不同,青年马启西用自身优于常人的经汉文学识,浅显易懂地向身处困苦境地的穆斯林大众讲授神秘外衣笼罩下的伊斯兰理学知识,无疑给这些普通教众内心带来极大震撼,以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追随他,并致力于实践和完成他的目标与理想。特别到后期,马启西舍身立命,公开宣布“介廉播种,官川开花,我要结果”,则是他思想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西道堂在早期金星堂时期,其信仰在形式和内容上还保持着一些北庄门宦的痕迹,那么,到马启西中亚布哈拉之行后,以堂号改为西道堂为标志,其外在形式和内涵教义都已完全返回到格迪目教派中正、宽容、严谨的宗教戒律上来,而高于格迪目教义形式的是,马启西在以汉文化发展传播伊斯兰信仰的同时,完全实践着至圣时期穆斯林“乌玛”公社的社会理想,如举家集体居住,共同生产生活;生则同荣,死则同宗,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其他任何教派和门宦不曾有过的。
三、马启西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和教宗要义的主要形式和特点
伊斯兰教从兴起、发展到至圣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归真,其严谨、纯真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实践,为早期圣门弟子所学习仿效,并予忠实追随。前三辈圣门弟子所掌握的“圣训”信条,也是后世伊斯兰教法学家所掌握和信赖的立法依据。而早在唐朝初年即由前三辈圣门弟子们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格迪目派及其法学原则,也最能体现穆圣时代纯真信仰的本质面目,直至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才逐渐分化为门宦教派。马启西在传播、实践自己对伊斯兰教理想的过程当中,为此饱受磨难和挫折。中亚之行,他在拜哈文•地尼所创立的乃格什板迪耶教团参悟静修。此时,回归格迪目教乘的想法已在他心中逐渐成熟。返回临潭旧城后,他将金星堂正式改名为西道堂,藉此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教宗思想转变。直到到今天,西道堂在宗教功修祈祷时所确定的赞圣等仪规和声调,基本保持了格迪目派的原貌。
马启西少年时期,其家族和本人都系北庄门宦教徒。北庄门宦的教旨也来自于中亚乃格仕板顶耶教团(牙日岗道堂是其在新疆的分支)。马启西少年时代接受过北庄门宦乃格仕板顶耶的“舍热而提(教乘)”和“妥若盖提(道乘)”功修的秘传。这些成为他精通儒学文化后深刻理解伊斯兰教天命五功和三乘思想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很长时间内,马启西精研刘智《天方性理》等性命理学著作,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开始在周边授徒传道。与此同时,他在个人功修上也严格遵守五桩天命,注重道乘修炼。这一点,我们从他流传后世的几幅对联中完全看得出来。
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嗅;
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
“主命五功,示人修道之方,开蔽通塞,指其来路,导致归焉。”(刘智《天方典礼、五功篇》)。刘智这里所强调的是个人在教道并重、闹中僻静的空间里,过完“曼尕目”(位分)道乘升腾,秘境中明心见性。苏菲秘境中的个人静修,俗称坐静,一般以百日为其周期。所以这里就有了“谨斋三月”的对联。苏菲的百日坐静,一般先为自己念过“讨白”举行过“殡礼”后,虔心进入秘洞,一日七枣一杯水,昼夜礼拜念“其克尔”,使自己达到忘我境界,进而“操存于不睹不闻。”百日静修结束出洞时,修炼者往往皮脱肉消,形如枯骨。马启西在此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基本是在忘却苦难纷争的超然状态中,在旧城西凤山脚下的山洞里实践着他的坐静苦修。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
真诚难真,要真易万缘皆空。
长时间的坐静参悟,虔心敬主爱人,超然于世俗之外所得到的巨大收获,也只有在这个时刻才能体现于笔端。在道乘超脱的秘密境界中,个人些微的尘埃私欲摒弃尽绝;“欲清须一尘不染,”对清真二字的理解,只有在这个喜极而泣的真镜花园的芬芳境界中大放光明的时刻,才能出此简约深邃的词语。所以,刘智高度概括三乘圆满历程的《五更月》,对此有着极其精奥的概括:“五更初,月正缺,胸藏一壶真日月。天已卷,地已裂,万物相朽理弗灭。一障一消真容现,色妙二世俱透彻。”“无色府,无相窝,无声无臭真寂寞。”相传,该派是奈格什板顶耶教团在印度的分支,由16世纪伊斯兰教神学大师、印度希尔辛迪人伊玛目冉巴尼所创立。伊玛目冉巴尼被尊称为“第二个千年‘目占吉吉’”(意即第二个千年的宗教复兴家)。该派学说和思想从16世纪以来,广泛传播于中亚、南亚等地。伊玛目冉巴尼的主要著作《麦克图布》(书信集),作为正统派信仰的重要道乘著作,被中国西北地区的清真寺广泛讲授。北庄门宦就是该派新疆牙日岗道堂在内地的分支。马启西出身于此,习经于此,其苏菲哲学观点曾受奈格什板顶耶学理深刻影响。后来,他悟道成熟,以伊斯兰正统派信仰正式开始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虽然和北庄门宦决裂,但道乘思想仍然以此为准绳。所以,才有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远离纷争,躲避官府迫害,率教徒马英才、马建元、丁仲和等取道中亚朝觐,受阻在布哈拉城留居三年的状况。
布哈拉城是奈格什板顶耶教团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虽然先贤马启西此次出行的前提是朝觐,但他不走海路,却走大漠,越葱岭,取道路途艰险多阻的中亚,这不能不说是他内心深处一定有着“布哈拉”情结。在布哈拉居住的三年期间,有着伊斯兰宗师身份的马启西,一定会拜访那里的筛赫导师,在进行内心参悟修炼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更大、更深邃的苏菲名师给他心灵秘密的指引和提携吗?所以,马启西回到临潭旧城后,其心志见解和志向愈加坚定远大,出语功修更加精进不怠,道义学说更加深奥不凡。这种境况,只有接受过苏菲导师指引启迪,心境层次上升到更高阶段后,才可能出现的一种外在表像。西道堂称谓的产生,宣告马启西和他的追随者其思想和行为已达到伊斯兰理想的成熟阶段。
四、马启西及其西道堂最主要的外在理想与实践
马启西和他的教众之所以能够顶受巨大压力、困难、偏见和误解,在逐步按照自己行动目标实践着自己伊斯兰理想,马启西个人渊博的学识和虔诚严谨的宗教攻修,不能不说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凝聚作用和引领作用。在军阀马安良的有意怂恿下,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罗织罪名,以“夜聚晓散,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为由,将他告至官府。对此,他反而告诫众人:“道高而谤至,名成而毁随。”“多一番挫折,放一番光明,由修身而静性而归真,吾道尽于此矣。”
临潭地处甘肃南部藏区边缘,与河州相邻,和岷县接壤。当时,临潭的外部为虎视眈眈的藏族部落势力所包围,临潭旧城周边虽有大量汉族与回族共处一地,但由于信仰不同,互不信任。而在临潭的穆斯林内部,则因家族、门宦之分,相互戒备,各自为阵。临潭的大事基本被门宦上层和回族地方军阀操控。这种极为险恶的政治生态背景下,一些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以死相许的追随者紧跟马启西寸步不离,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吸引他们如此执着不移呢?
如果说马启西汉文学识好,那么当地比他学识更好的还大有人在!如果说他伊斯兰经学知识好,可临潭地区个清真寺向来被河湟地区著名“阿林”掌教,他们的知识并不比马启西差多少。马启西说到底不过一介书生,讲经堂语甚至敌不过寺坊的阿訇。马启西的优势在于:
一、他具有当地回族内部极为稀有的汉学秀才身份。马启西当年能考取巩昌府第四名秀才,这在当时偏僻、落后、汉文化极不发达的临潭洮州地区,无疑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
二、他出身经学世家,自幼接受过严格的伊斯兰经学训练。马启西的父亲马元作为北庄门宦的掌教阿訇,幼承家学,博通经籍,是原北庄门宦那伊布(有教权口唤的主事人)敏世达的女婿。马启西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经学教育世家,他在经学教育方面所接受的熏陶,必然大大优于他人。
三、马启西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政治眼光。马启西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前夜。临潭虽然地处内陆腹地,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但临潭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沟通交往的天然枢纽,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重镇;更为重要的是,临潭是座历史悠久的边贸城市,常来此地与藏族土著做贸易生意的商人络绎不绝。所以,信息灵通应是这里的一大特点。马启西长期居住这里,通过外来商人了解全国,乃至世界的形势变化,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这在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充满忧患意识的饱学文人来说,客观上只会更加坚定他对国家前途的认识,加深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与担忧。
四、马启西具有虔诚的伊斯兰信仰和圆满的个人宗教功修。马启西集经、汉两学于一身,在认知真理、理解道乘方面自然超乎常人很多。他的这些特点不仅在当时,即便在现在,也是大多数宗教学者所无法项背的。所以,他能在贫困、寂寥中坐静十年,忘死密修,其内心所体验的大智慧远远超出其他同期苏菲功修者。
我们知道,苏菲对精神导师的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是“卡密力、米卡密力的筛赫”,即在自身经历秘境修性阶段、灵魂超越自我境界后产生的大智慧才能洞悉他人内心,指引他人认知真理。马启西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特异才能和大智慧,在当时那样一种狭隘的地域空间里,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他抛却身家财富和荣誉,矢志不渝地跟随他过清苦的集体生活。
五、在纯真信仰下,对生死保持一种罕见的淡定。按照马启西的才学能力和对世事趋势的深刻洞察和掌握,他深知自己的结局是什么。但他在明知大难即将来临之时,仍能保持罕见的淡定,以至泰然处之,毫无畏惧和慌乱。当地方军阀马安良以整团兵力在旧城大街上操练,加害于他的阴谋意图已经极其明显时,马启西却大开西道堂大门,独自一人在西凤坪的八卦亭里观看风景。这些看似反常却令后人永远敬仰的行为,实际在告知后人,他已知道了自己“前定”的结局。一个历经道乘修炼,对信仰的认知已达到超然无我境界的宗教导师,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结果。他已然把自己的牺牲举意为对真主“前定”的接受和对伊斯兰理想的启迪。
民国三年(1914年),军阀马安良所部突然武装包围西道堂,将马启西和他的弟弟马启晋、马启化等一干十七人逮捕,旋即绑赴西河滩公开杀害,并暴尸多日。
马启西以死成就了近代中国伊斯兰史上殉道者的品级。
马启西和他的追随者们虽然叫宗格迪目学派,但在信仰的形式和内容上又与前者不尽相同。格迪目分散而不集中,单一教坊制度下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使其人数众多而散乱不聚,所以就有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大起义聚散不统,组织不力,最后被清政府各个击破,悲惨失败的结局。马启西有鉴于此,面对众多对立面和困境,毅然决定建立以先知默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创建的“乌玛”公社制度为理想的西道堂。道堂的人不分尊卑贵贱,集体学习,集体礼拜,集体生活,共同耕作,共同经商,在民主公议制度主导下走伊斯兰发展之路。到后马启西时代,他的一些追随者们更加发扬光大了他所倡导的伊斯兰精神理念,一手抓宗教信仰,一手抓经济建设,为道堂的长久发展夯实了基础。而与此同时,西道堂还兴办现代文化教育,鼓励本道堂男女和教外汉藏男女共同读书,共同进步。时至今日,这种超时空、跨越式的智慧眼光仍无人能够超越。所以我们说,马启西博大的政治胸怀、睿智的学者抱负,以及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中国伊斯兰发展史上毫无疑问是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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