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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漂泊与精神漫游:母族皈依的自觉

现代性是以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姿态介入社会、征服自然,现代性高扬着“人”在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但是,在现代性的线性发展过程中,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在不经意间被忽略,最后,造成的是工具理性的发达与精神归宿的丧失。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以来,科技的飞跃、物质的丰富、GDP的增长,却并没有带来人们幸福感的普遍增强,相反,整个社会心理陷入一种“无根”与“漂泊”的姿态,“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共时并存,经典祛魅、权威消解,文化资源的占据几乎是‘众神狂欢’”,[13]无论是乡下人进城,还是都市异乡人,或是新城市白领,普遍性的将“寻找幸福”作为自己强烈的精神诉求。

在重建精神家园的文化诉求语境中,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选择了回归本土文化的价值立场,以退守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姿态,来抵挡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迷失、道德滑坡、文化失落的趋势,并集体性的将目光转向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文化之中,试图从对民族精神的深入开掘中,反思民族生存,实现民族复兴,重铸民族精神。

将张承志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利罗列,可以看到主人公序列普遍经历了从“红卫兵”—知青—恋母—寻父—皈依宗教”的生命历程。皈依伊斯兰教母族的生命冲动在其早期作品中并不显著,但在文化困境的孤独抗争中,他感到了个体围困的艰难与寂寥,他在不断的寻找可以作战的伙伴,悲壮而决绝的走着属于他的理想主义的梦想天堑,但最后他“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14](700)
张承志

强烈的归宿诉求中,1984年大西北的一次意外旅行让他终于找到了寻觅已久的情感家园——黄土高原和伊斯兰宗教文化。尤其是哲合忍耶穆斯林在苦难生存境遇下对信仰的坚守,与他在苦难文化困境中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实现了天然的暗合。而他的族属身份,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一直所拥有但却遗忘的宝贵文化资源。他如同一个多年在外流浪而晚年归乡的游子,在黄土高原和宗教信仰当中,认同了伊斯兰教和母族身份。此后,他以一个黄土地儿子的责任感和穆斯林信徒的使命感,在其一系列作品如《黄泥小屋》等中,探讨着宗教、苦难、信仰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查舜同样表现出对伊斯兰文化的深刻认同。他的代表作《穆斯林的儿女们》最初定名为《归真》,后又命名为《墓地与摇篮》,最后才取名为《穆斯林的儿女们》。书名的更改似乎是作家对作品的修改,其实,从“归真”——“墓地”——“摇篮”——“穆斯林的儿女们”的线索中,可以深刻体会到作者的艺术用心,那就是作者试图将作品的文化指向转入对本民族生存现实和文化选择的深入思考。小说主人公海文接受过现代文化,但是随着生活体验的加深,尤其是在马存惠的影响下,他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母族文化表现出了亲近的姿态,最后他从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民族“逆子”回归到了本民族文化的博大宽厚的怀抱中,成为了穆斯林母亲的一个“孝子”。

在其以后创作的《月照梨花湾》《青春绝版》《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等作品中,查舜同样体现出强烈的对母族回归与认同的取向。《青春绝版》中不仅有着丰富的有关本民族宗教常识的展览,而且还有着对本民族的发展演变和历史命运的深刻透视,这些都是源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艺术展示;《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当中,查舜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打捞民族历史,塑造民族性格,弘扬民族精神。查舜通过强化小说主题,表现出作家在深厚的伊斯兰宗教情怀的自觉下,对母族归依和宗教认同的心路历程。

石舒清的《旱年》当中,世俗的贫富差距在共同的母族信仰面前不仅变得没有鸿沟,而且还出现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互为颠倒的状态。而这一切就在于她们在对伊斯兰教、在对母族的共同认知中所坚持的精神平等性。
回族作家对母族寻根的主题书写,彰显出的是一种从“流浪”到“回归”、从“反叛”到“皈依”的叙事模式,因此,“归”与“皈”所饱含的对母族文化的敬畏、景仰与认同的“内向性”和“自守性”成为新世纪回族小说的普遍叙事伦理,并与主流文学现代性的“外向性”和“扩张性”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叙事面貌:一方面,源于他们深刻的宗教文化印痕和母族意识的复苏,使他们在当下较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为本民族代言,宣扬热土上生活着的民族群众真实的心灵状态和精神风貌,并将这一主题作为他们介入现实的一个文化契机和审美情结;另一方面,在当下满目疮痍的文化突围中,回族作家母族意识的复苏,也代表了他们试图寻求某种价值体系来应对现世处境的文化诉求,“尽管很多人对文学中的道德担当意识嗤之以鼻,但是,在这个被认为并不缺乏道德的社会,重提此话题,进而建构人类的精神家园,或许才能躲避平庸,超越现实”[15]而回归宗教又代表了他们立足本民族资源的基础上,在深刻领悟宗教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内涵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文化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选择,不仅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高地,也实现了民族文学品质与境界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