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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抗日歌曲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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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夕守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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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抗日歌曲与国家认同

    敏俊卿 马博忠

    摘 要:抗日爱国歌曲作为一个时代主题的符号象征。它不仅反映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华民族特定时期国家认同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用。本文以回族为例,集中探讨回族抗日歌曲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关键词:回族 抗日歌曲 国家认同

    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的时间里,与日寇的抗争构成了当时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而伴随始终的抗战歌曲则是反映这一时代主题的符号象征。在浩如烟海的抗日歌曲中,回族抗日歌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其不仅表达了回族群体抗击日寇的坚定决心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而且在这一时代话语的塑造下建构起群体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
    传统中华帝国瓦解后,如何建立一个像西方国家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并形塑所有社会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社会主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群体构成的国家,要完成这一时代命题,对国家和文化群体而言,都需要化解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使两种认同实现结合的可能。
    在近代思想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族群民族主义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民族主义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基本面向。在国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导下,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和模式。在国民政府的视野中,内地的“回”仅作为信仰回教的汉人,在制宪过程中以“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指称,不承认它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事实。这是国民政府通过相关民族政策,消解各群体边界,试图缔造统一的国族认同,以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目标的反映。透过这一国家观的框架,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也积极寻求自我群体在国家层面的定位问题,他们通过“共和体制”来寻求群体的文化自觉。其中,最具有时代意义的是,回族穆斯林以教育为切入点,开展了具有强烈民族自觉意识的“穆斯林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昌明,并在客观上,达成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密结合。如果说,穆斯林新文化运动时期,回族知识精英对两种认同相结合的路径只处于探索阶段的话,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难”的沉重命题之下,这种结合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回族抗战歌曲为我们透视这一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观察视角。
    二
    “诗言志,歌咏言”,歌曲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往往与特定的时代主题相结合,表现出其内涵的广延性。然而,没有一个时代,像抗战时期那样,用如潮的歌曲彰显社会主题,并使其成为推进中国革命极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使中华民族在抗日救亡的社会情境中空前地获得了对国家认同的整合,全体社会成员对祖国这一母体和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如果我们将抗日爱国歌曲仅置于近代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史中予以审视,它也创造了中国音乐的一个辉煌时代,有200多位作曲家和近300位作词家在抗战的14年中创作了3250首抗日歌曲【1】。其中,数十首回族抗日歌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
    从类型上,回族抗日歌曲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回族音乐工作者参与创作的大众抗日歌曲;一类专为回族咏唱的抗日歌曲。第一类如有抗日军号之称的《在太行山上》。这首歌由回族青年爱国诗人桂涛声创作。1938年夏,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武汉的桂涛声得知八路军在山西太行山取得重大胜利,并回忆起自己在山西抗日前线亲眼目睹的抗日场面,便谱写《在太行山上》。在武汉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作曲家冼星海看到这首歌词后,被这首抗日歌曲的磅礴气势和爱国情感所感染,一口气便将它谱写成一首二部合唱曲。 当时,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在武汉组织纪念抗日一周年的群众歌咏活动,得知桂涛声和冼星海创作完成《在太行山上》,便亲往武昌冼星海的住所。在现场,周恩来和冼星海合唱了这首歌曲。周、郭二人对这首歌给予很高的评价,当场拍板,确定《在太行山上》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演出。从此,《在太行山上》成为各地演出的必唱抗日歌曲,得到全国各党派、各军队、游击队和各行各行业爱国人士的认同,成为中国政府指定的抗日宣传曲目,并通过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学校在全国广泛流传。
    《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第二类是回族咏唱的抗日歌曲。这类歌曲是为激励穆斯林军民游击队员抗战热情而创作的。这类歌曲的传播主要通过抗战时期四大民间组织之一,又是抗战时期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宗教界抗日团体——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宣传、组织穆斯林军民咏唱。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时年冬,在郑州,由著名伊斯兰学者时子周、王静斋等先生发起筹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这一倡议得到国民政府上层的认可和鼓励。1938年5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武汉成立,推举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任理事长,时子周、唐柯三任副理事长。在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各省设分会,县、市设支会,乡镇设区会。1939年7月,在重庆召开协会第一届全体代表大会,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2]。1939年10月5日,协会创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综合性学术文化月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该刊宗旨是“提高教胞国家与民族意识,集中抗战建国力量,阐扬教义,推行教务”。《会刊》二卷2期会务消息栏载“组织回声歌咏团”消息称:
    “本会特发起筹组回声歌咏团,以业余时间训练歌咏艺术,唤起回民参加救亡工作。现已聘王梦扬为团长,凡曾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不分宗教,自二十六日起开始报名,参加者已达五十余人,并有专家指导,已定于五月四日假本会正式成立”[3]。
    其实,早在1935年,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领导下,在上海开展了第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歌咏运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其形式和目标是通过组织合唱团体,举办歌咏演唱会,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进行抗日救国宣传[4]。以此为先导,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迅速遍及全国,成为全民性的集体行动和一个时代的特征。回声歌咏团的成立,就是在同样的时代需求和社会潮流中产生的,并标志着回民大众以歌曲表达爱国热忱和全面动员社会成员抗战层次的进一步升华。回声歌咏团一经成立,其成员就走上重庆街头,慰问伤兵,在大专院校巡回演出。歌咏团主要成员为:重庆各大专院校回教学生、伊斯兰青年会会员,协会青年工作人员。
    《会刊》先后刊出了由回族创作的《中国穆斯林进行曲》、《中国穆士林抗敌曲》、《兴教》、《迈进》、《乌拉山前》和《铁骑五千万》等抗日爱国歌曲。在协会宗旨设定的总体框架下,回民抗日爱国歌曲紧紧以塑造“国家”和“民族” 意识为宏旨进行书写和咏唱。以《中国穆斯林进行曲》和《迈进》为例。
    我们是青年人,中国的青年人,青年要领导大众,向前迈进,我们爱教,更爱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侵略者进攻把他打回去,侵略者进攻大家起来拼,用我们的热血发扬穆圣精神,用我们的热血教训敌人。我们是青年人,青年要领导着大众向前进,用我们热血捍卫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5]。
    全中国的穆士林,大家要奋起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我爱我宗教,更爱我祖国,国若灭亡,教安能独存。
    全中国的穆士林,大家要奋起抵抗日本军国的侵凌,亲爱的同胞们,大家莫迟疑,快想胜利道路上迈进[5]。
    民国时期,回族的概念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涵,而体现为具有统一伊斯兰教信仰的文化群体,回民一词就显示出很强的宗教文化内涵,所以,回民、穆斯林和回族的关系在当时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透过这些歌曲所呈现的意义,其最核心的价值是,在“国家至上”的主流社会话语下,群体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达成一致。这一认识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回族社会,形成一个群体统一自觉的社会实践。
    回族抗战歌曲传唱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广泛在各地开办的回民小学及一些中学(回协为推进回民教育曾要求各地有条件的清真寺每年设回民小学一所),抗日歌曲是战时音乐教学的法定教材,通过学生把抗日歌曲流传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穆斯林家庭。同时,学校还组织学生不定期到街头、村镇宣传演出。
    远在祖国边陲的甘肃临潭旧城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的社区,清末民初,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发祥于此。抗战爆发后,受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和自我爱国情感的激发,西道堂等旧城回族全力投入到抗战宣传当中,创办的临潭县民族第二小学校的全体师生经常组织宣传队排演话剧。伊光剧团演的戏剧有《中国不会亡》、《放下你的鞭子》、《打东洋》、《台儿庄大捷》等,还演唱《大刀进行曲》等10多首爱国歌曲,他们还上街贴标语,宣传时事,绘漫画,办墙报,用多种形式,揭露了日寇侵华的暴行,充分表现了西道堂穆斯林的爱国热忱。这一时期,二校特别增加了一首校歌:
    洮水澎湃,校旗飞舞,
    回民儿童作先锋,信仰须坚定,主义莫放松,
    读书作救国的事业,
    打条血路团结整个的民族携着手,
    向前进,勿畏难,莫怕苦,
    艰苦忠实,继续运筹,
    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这所学校在抗战时期还把《抗日爱国志士的诗》当作教材。据原二校四年级学生、曾任临潭县政协常委的马志远、马骐骥提供,内容如下:
    女曰:江山忍受划鸿沟,八十年来任宰割。
    红叶萧萧照铁马,黄河漫漫功貔貅。
    丈夫须效龙成将,志士当为定原侯。
    他日衣冠更至重,莫教灭种子孙羞。
    对曰:柳林深处唱离歌,勒马兰园志气峨。
    万里哀鸣陇游遍,一年苦雨江南多。
    羡君才丰木兰样,愧我术无成将歌。
    别后春光需努力,请缨收拾旧山河。
    女再曰:秋柳拂墙帐别离,扬鞭慷慨我何之?
    相逢偏碰三伏日,分散又值九月时。
    半载枪戟同策马,一床书剑共闻鸡。
    何期吞饮黄龙血?再返皋兰唱旧诗。
    战士阎海文:
    八月十七日,泸战真紧急。
    我机共三架,飞去作空袭。
    敌发高射炮,仓皇敌射击。
    一架被损坏,越飞越见低。
    战士阎海文,用伞跳落地。
    降落敌阵内,其机被包围。
    从容出手枪,以一当百拼。
    只剩一粒弹,自击太阳穴。
    为国殉了难,视死就如归。
    日(日本)报大宣扬,敌人知敬佩。
    西道堂创办的临潭旧城私立启西女校为进一步激励学生抗日爱国的热情,编写了新校歌:
    “洮水涌,朝日临,回民儿童的大本营,说的是中国话,读的是中国书,我们不讲狭隘的民族,我们不分任何界限,过去的畛域完全要把他划除。读书是天职,扫除边区的文盲,同学们携起手来,向前进!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将来献给国家民族!将来献给国家民族!”。[6]
    回民抗日歌曲的第三个宣传渠道是通过广设在回族军队、游击队特别会,由回协回声歌咏团派出专人或委托军队驻地音乐人赴军中教唱。回族军队指挥官要求军队出操、开会、赴前线前要集体演唱回民抗日歌曲,一方面激励将士的抗战士气,另一方面在所到地区凸显回民的爱国特质和为国而战不怕牺牲的“舍希德”精神。如前文提及的《中国穆斯林进行曲》是著名作曲家、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根据马步芳将军要求为该部军队谱曲的抗日歌曲,雄壮有力,通过回协和马步芳将军在西北五马军中广泛流传,亦在西北穆斯林社区中传唱。这首歌曲还被回族其他在社团选为教唱曲目,如当年在香港回教博爱社、义学和缅甸、泰国等回教民众中传唱,表现出回族爱国情感的国际性。
    这些歌曲所反映的精神内涵,与内地回族的抗日决心和强烈国家认同形成呼应,共同构成中国回族社会抗日爱国行动的整体性面貌。
    同时,分析回民抗日歌曲的创作群体也是我们透视当时在国家至上命题下不同政治派别、文化群体携手共赴国难的一个重要侧面。划分他们的政治倾向,词曲作者中有战斗在抗战前线的中共党员桂涛声,有专业左翼文艺工作者冼星海、马丝白,有国民党抗战人士薛文波,有西北军文工团负责人王洛宾,有回协工作者王梦扬,有宗教团体爱国人士丁正熙;民族构成中,冼星海、王洛宾为汉族,桂涛声、马丝白、薛文波、王梦扬和丁正熙等是回族。
    三
    认同的意义确是回答“我(我们)是谁”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追寻在于一种安全感和一体感的需要,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表现我们在社会中的各种联结,并运用简单的认知机制分类赋予周遭事物一种意义,以提供生存的意义,维系个人与群体间的情感[7](21)。在现实层面,人往往处于多种社会群体,从身份上无疑具有多重性,譬如民族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各种认同交互作用,甚至出现张力。但是,由于认同的动态性和层级性特质,往往使各种认同能获得一种协调和平衡。尤其是,认同维度中加入国家的层面,其意义就有所不同,国家认同无可争辩具有优先地位。对一个疆域明确、主权完整和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延续性的社会而言,国家认同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特定的社会活动等外力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国家遭遇重大政治变故的时候,原有的国家认同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认同的变化将有可能向着弱化或强化两个方向发展。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再次遭遇了重大的劫难,但是,在客观上却化解了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认同危机,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凝聚,中国、祖国和国家的认同意识得到强化。
    对于回族而言,不仅由于伊斯兰文化中“爱国爱教”思想的被强调,而且因为在民族文化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较高的共享程度,使得对国家的认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回溯历史,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相并存,是中国穆斯林在适应中国社会过程中所特有的“二元”文化属性。这一重要文化面向经过近代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洗礼而发生了质的变异,认同的向度强化了以国家为单元的政治认同。回族穆斯林的核心认同结构由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构成。每当国难当头,“国家”的概念在回族群体中异常清晰,其地位至高无上。抗战时期,回族的国家认同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一点在回族抗日歌曲中得到完全的体现。重要的是,藉由回族创作和咏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不仅鼓舞了回族穆斯林等抗日爱国热情,而且它与群体国家认同之间形成了互为脉络的辩证关系,国家与回族穆斯林在歌曲中呈现为层级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抗日爱国歌曲的书写代表着回族知识精英对民族和国家依存关系的思考与认知,那么,由于歌曲具有的大众性、通俗性和参与性特质,通过大众充满激情的咏唱,就达成为一个群体对国家认同的共识,并内化为深沉的爱国情感和为国慷慨献身的深层民族意识,其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超越,即对国家的认同体现了一个群体统一的主观意志。建构论(contructuralism)认为,认同的产生是经过自我的选择而建构的,甚至是一种集体的想象。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个体与群体角色的多重性和身份的变动性,决定了认同的多元化事实。时代话语、国家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消费方式等元素在群体认同意识中的介入,使本就难以作答的群体认同问题更加的复杂化。但是,在抗日战争等特定的历史时期,抗日爱国歌曲为各民族建构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用。
    回望历史的主要目的是反思当下,当前是一个认同的时代,充满着认同的危机和契机。“认同”(identity)一词是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这源于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并导致身份认同的多种可能性,再加多元文化主义逐渐被这个时代所认可和接受,这使认同问题成为当代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群体同时拥有多重认同,其中,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形成张力时,二者具有互斥性,然而,他们具有明确的上下阶序关系时,二者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在现代社会宏大的叙事背景下,抗日歌曲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深层意涵,不仅具有跨越时空的永久艺术魅力,而且它为各民族协调多重认同的关系,形塑和维持国家认同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即大众歌曲成为建构社会公众国家认同力量最通畅和有效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小飞.阚培桐:以抗战歌曲打捞记忆.南方周末2004年3月25日.
    [2]答振益、刘书英.试析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族研究,1998(4).
    [3]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二卷2期.
    [4] 闻理.叱咤风云惊天地 一代壮歌震古今——论抗日救亡歌曲与抗战歌曲的历史地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5(3).
    [5]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二卷1期.
    [6]敏俊卿.西凤山下的红色记忆——长征精神在西道堂,中国穆斯林,2006(6).
    [7] 转引自沈俊祥.空间与认同——太鲁阁人认同建构的历程.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2008.
    (本文载《北方民族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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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64
    小t
    会员

    回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国家有难时涌现出了很多爱国志士。

    #268102
    三杯茶
    会员

    大时代中的回族人总是走在前列,为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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