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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 月, 2018 7:03 上午 #36976
三杯茶
会员马颖生 时光之盟
抗战军兴,日寇肆虐,白寿彝教授随成达师范南迁广西桂林。1939年春,因工作需要,白先生又辗转昆明,一住8年(其间曾短暂离开昆明),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8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8年,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8个寒暑。可是在白先生却不同,在他的辛勤耕耘下,已经是硕果累累。这8年是白先生拓荒云南回族史的8年,是让世人知晓云南回族光荣历史的8年,也是白先生史学思想形成、并与云南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结下深情厚谊的8年。
一、乱世莅滇,勇挑重担
白寿彝先生莅滇,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在《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一文中写道:“我在北平的时候,接触云南底教胞很少。偶尔碰到一两个同教,老是听他说云南回教如何如何好……心里总有点不大相信。一直到二十七年夏天,我在桂林教书,每晚上围着我谈话的,差不多都是云南籍的回教学生,因而我对于云南教胞慢慢地有了好印象。二十八年春,我在事前真想不到,竟然到云南来了……”1939年3月,白先生携带家眷到昆后,好友白亮诚先生不在昆明,由白氏长子白珍、白氏财务主管马元卿和沙儒诚先生安排,先住在正义路南城清真寺内。为躲避日机的轰炸,5月份举家又迁往距昆明10余公里的北郊蒜村。当时南迁昆明的教授在此居住的人较多,如著名史学家吴晗、罗尔纲,语言学家王力就住在附近的落索坡。尔后,白先生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1940年,又应昆明明德中学之邀,义务授课,讲授古代汉语。授课时回不了家,就住在昆明市南昌街七号白亮诚宅。那时南昌街和毗邻的庆云街住有不少清末从迤西逃难来的回民,建有迤西公清真寺,逢周五聚礼日,白先生就在迤西公或相邻的清真寺礼拜,接触了不少迤西和昆明回民,了解到不少杜文秀起义和昆明回族历史情况。
1940年,应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马伯安理事长之聘,白先生莅任回协云南省分会常务干事。主要负责《清真铎报》撰稿、编辑和明德中学教育。《清真铎报》创刊于1929年,出了16期,后因人事变动,于1931年停刊。一直到1940年,原《清真铎报》同仁自海外或外地归来,同时学校南迁,集中于昆明的大专院校的回族学者、同学积极撰稿,《清真铎报》(以下简称《铎报》)得以复刊。主编先后由马坚、纳忠、白寿彝、沙德珍、纳钟明、纳训诸同仁担任。白先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回族史、伊斯兰教史专长和在学术界的影响,积极为《铎报》组稿、撰稿。先后在《铎报》上发表:《题何慧青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的德化及武功》、《番长司与怀圣寺》、《丙辰九十年》、《马公复初墓志》等一批主要反映云南回族历史的有分量的文章。白先生自1940年《铎报》复刊,担任编辑至1945年抗战胜利,“准备返里”,才辞去编辑职务。
白先生还以回协常务干事身份,积极参加云南回教救国协会工作。如据《一年来云南救国协分会会议纪录》载:第八次干事会纪录,日期:三十年一月十九日,时间:午后7时,地点:本会会议室。出席人:马伯安、赵毓衡、马伯良、王元吉、白寿彝、马仁卿、纳子嘉、马治平(马伯良代)、马兰亭、陆志清(马锡三代)……临时动议,白干事寿彝提议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一再延期,与教义不符,拟请由分会函催,早日定期召集,可否,请公决案。议决,通过照办。
二、常跑警报,颠沛流离
1941年,抗战进入关键阶段,作为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公路的枢纽的昆明,是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联系,获取援华物资的主要门户,因而遭受日机轰炸也最惨烈。1941年1-12月,日机从越南、海南等处出动轰炸机、驱逐机542架次,轰炸昆明和城郊33次,炸死昆明百姓761人,炸伤869人,炸毁房屋16193间。白先生所在的北郊茨坝、蒜村一带乃国民政府中央机器厂所在地,轰炸尤为猛烈。白先生以“日日跑警报,生活不安”,乃于本年初,携眷迁往距昆明东50公里的杨林镇居住。每周搭叙昆(昆明一沾益)米轨列车,西行50公里到云大授课两日,又折返杨林。第二天又乘车20里,到嵩明老猴街明德中学搬迁新址授课。“七日两头跑,三处住,日日在车声辘辘中疲于奔命”。白先生在昆明住在白亮诚家,不期3月26日,白宅被炸毁,白先生行李书籍多受损失。当年夏中,他拟借暑假游历滇中各地,又将家眷迁回昆明附近的马街子。只住了一周,“敌机又于8月14日轰炸马街,正中白屋,书籍、行李又成灰烬”,只好又迁回杨林。一年之中,白先生三次搬迁,两次被炸,“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仍笑容可掬,不改常态”。以上是抗战期间白先生在昆明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一辈做学问真不容易,其辛苦奔波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三、广博征集,咸同史料
白先生在云南除教书育人外,最大的追求就是征集云南回族史料,研究云南回族史。首先引起他的兴趣的是,杜文秀领导的咸同云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这场农民革命运动,“军兴十八载,攻陷五十余城”,并触发了川、黔两省的反清革命,动摇了清王朝的西南半壁河山。为了不让“咸同滇变”真相和起义军的革命斗争史流传于世,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以岑毓英、杨玉科为首的清朝地方军政当局在攻陷大理后,即下令将帅府所有文书档案“悉数烧毁”。其他被清军攻陷的地方,文书档案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此后除了少数私家秘籍以外,官书记载的几乎都一个腔调,以“贼”、“匪”、“逆”、“盗”相称,清一色的诽谤、歪曲、攻击。白先生在了解这些情况后认为:
咸丰同治年间的滇乱,是中国近百年史上一件大事。但因为事情出在边区,注意他的人远不如注意太平天国事件的人来得多。又因云南难民很少有逃到别省去的,所以知道滇乱的人又比知道西北乱事人的来得少。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虽有平定云南方略那部大书,但这书完全是些诏令奏议,以及一些断烂朝报。一般人既没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学者们之能见到这部书的,差不多又都不大相信。至于能够把这件事底始末,从各方面作一系统的、扼要的、相当可信的记述的,我们简直见不到什么东西……我们想推进我们的教务,想改善我们回教底一切事业,必须从认识自己起。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完全不知道,或是知道得少,推进和改善都是谈不到的。咸同滇乱,是对于云南回教以及全中国回教极有关系的重大事件,我们自己竟没有一篇系统的记载,这是何等大的遗憾!何等大的不应该……望各地教胞能鼓起来一些兴趣,把关于滇乱的材料能多方收集,多方研究,希望我们将来能自己编成一部专书。
……接着白先生开始刊登征求杜文秀起义和云南回族史料启事:
《征求咸丰、同治年间滇乱史料》
咸丰、同治年间之滇乱与我回教之关系极为重大,但关于此事之记载向为官书所包办,遂使我死难之教胞沉冤莫白,今寿彝拟广事访求民间史料,先成《咸同滇乱史料》一书,继当视其力之所及,勉成专著,惟一人之见闻有限,势须赖众力之助成。务恳各地教亲多多赐教,无论当时之文献,后人之追录,或系告谕,或系书信,或系记事,或系照片,或系歌曲小说,长者数万言,短者六七字,均所欢迎,将来全书出版时,当于书内敬列尊名,并奉本书一册,借答雅意,此启。
白寿彝谨启
收件处:昆明南昌街七号《征求云南回教文献》
云南回教人文甲于全国,但以无专书表扬,遂使潜德之幽光不彰。今拟成《云南回教文献》一书,内包纪传、规程、谱录、论著、艺文各项。各地教胞如藏有先贤遗墨、遗著、遗像、传状、墓志及教中家谱,与教中各类组织之规程,务恳赐掷原件,或借抄副本,将来出版之时,将于书内敬留芳名,并奉书若干以答雅意,务恳鼎助为幸。
昆明南昌街七号白寿彝谨启启事一刊出,平时对杜文秀有过研究的回族知识分子纷纷响应,积极相赠平时所得杜氏史料。而带头人则为白先生挚友白亮诚先生,早在启事刊出前即以相赠历年收集全部资料。他在《咸同滇变见闻录》自序中说:“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予既至昆明,留心访问与文秀有关之遗文轶事。是年夏,白亮诚先生自佛海来,尽以历年所得,奉以相赠。”启事刊出后,经马坚先生介绍,他又得尽览云南振学社副社长马生凤遗稿《云南回教纪录》。得《杜文秀军政管理条例》、《杜文秀帅府布告》等22件珍贵史料。此后马宗龙、李芳伯、马福星、穆本义、忽本初、沙元、沙宝诚、纳忠、王之平诸先生又以珍藏相赠;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玉溪分会、元谋分会也提供相关材料;同时白先生又搜集到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藏文献和一些公私著作。可谓大丰收。在袁守和、万稼轩两先生鼓励下,于1939年冬开始编辑成书。每一篇史料,白先生都注明来源、版本、收藏人、流传经过,加标点和纠正错讹字。编纂中,“并陆续以新获善本易去已写就者,往往一易而再易。复以课务之牵制,历二十个月,始得十万言,名之为《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可见白先生对此书用力之深。1941年5月,白先生将稿寄上海付印,被书局耽误一年。后来刚印刷首篇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机轰炸上海,书不能印,稿亦失踪。对此,白先生毫不气馁,另起炉灶,重新编辑。根据其“今本所收,有原编两集所无者,亦有今无而原有者”之说,可知已有少量史料遗失。一直到1943年1月,第二稿才完成,约24万余言,名日《咸同滇变见闻录》,分上下两册,交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印行。直到1945年才正式出版。书出后轰动一时,《清真铎报》曾作报道:
《成同滇变见闻录》出书
(本市消息)云南大学教授白寿彝自二十八年来滇后,即着手搜集咸丰、同治年间回教受害之史料。经各方教亲合作,收获甚富。现白氏校集之《成同滇变见闻录》一书,已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史料五十篇,俱未刊布之作。全书四百余页,约二十四五万字,分订上下两册,用重庆熟料纸印刷,印工尚佳。
闻是书初稿,曾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入《西南文献丛书》,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方排数页,而太平洋战事起,书不能印,稿亦留沪不得出。嗣白氏重新校写,成第二次稿本,送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经该会压置半年后,以是书有妨抗建,不准出版。后以该会主持人更换,再度送审,始得以“免审”通过。自积集至出书,经时六年,迭遭波折,可谓艰难矣。欲购本书者,可向金碧路礼拜寺张文山阿红(洪)接洽。
此书不少史料是回民自己的记载,比较真实,从而打破了官书一个腔调的说教,让人耳目一新,购买者踊跃,不久即告罄。正如白先生在《回民起义》题记中所说:“在需要这书最多的地方昆明,是很难买到这本书的。”《咸同滇变见闻录》集杜文秀起义史料的大成,也是全国第一部编排科学、资料宏富的回族史专题史料。书中所收50篇史料,可分为:杜文秀帅府文件、文书;文书、信札;清方文件、回民禀稿;楹联、民谣等五大类。
第一类是帅府文件、文书:有《杜文秀军政管理条例》、委牌、《杜文秀帅府布告》、《杜元帅誓师文》、《杜文秀檄文》、《杜文秀统属汉官职名》、《杜文秀统属回官职名》、《杜文秀统属各大司提(题)名录》、《杜文秀统属重要人提(题)名录》等9件。其中《杜文秀军政管理条例》是研究大理政权内政组织、民族政策、组织纪律、财政税收、吏治方面的重要文件。民族政策方面条例规定:“族分三教(指回、汉和其他民族)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财政税收方面,条例规定:“府、厅、州、县及各盐井,各军营解来银两,数有若干,先向银库挂号,交入上府。如银库支用,又向上府请领。一年至年终,银库共请领若干,共用出若干,逐一造册申报元帅。又将一年至年终所收各府、厅、州、县、盐井、军营解来银两若干,银库请领出费用若干,逐一核算,有无余存,悬榜晓谕,并知会各处。”因此“银库”和“上府”除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外,还要接受杜文秀和各级机构的监督,意味着大理政权财政公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规定“受贿”、“私索民财”、“轻价估买”、“强夺民女为妻”、“焚烧民房”、“拆毁庙宇”、“践踏田禾”、“沿途拉夫”者均“拟斩”或“立斩”;《杜文秀帅府布告》、《杜元帅誓师文》、《杜文秀檄文》是大理政权于同治六年(1867年)东征昆明时下发的重要文件,阐明了东征的原因、目的和政策;在职官题名录中,记载了他统属的297名官员中,汉、白、彝、傣、景颇、傈僳等族官员就有284人,回族只有13人。从人员组成就可以看出大理政权是一个各民族联合的农民革命政权。
第二类是文书、信札:有《马文昭原呈封章一折》、《杜文秀叩阍稿》(应为《缅宁回民叩阍稿》)、《咸丰丙辰年腾越回民报复檄文》、《马如龙晓谕滇垣绅民》、《马提台回复大司平书》、《马如龙复大司衡杨荣等书》、《杜文秀复杨振鹏书》、《岑毓英致刘仲鸿书》、《李惟述等致刘仲鸿书》、《上杜公书》、《元谋变乱纪闻》(中国回教俱进会元谋县分会致该会滇支部函)等12件。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缅宁事件”,缅宁(今临沧)无辜回民被屠1700余人,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永昌惨案”以前空前的屠回巨案,缅宁回民马文昭、金有光、马丙奇曾分两起向清廷上诉。诉状对缅宁通判张循徵、参将瑞麟为谋个人私利,勾结地方恶棍杨耀斗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屠杀缅宁回民,进行了具体控诉,为道咸以来历次屠回事件中仅存的诉状,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咸丰丙辰年腾越回民报复檄文》(含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的永昌回民檄文),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初二日永昌(今保山)回民被屠和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初三日,腾越(今腾冲)无辜回民被屠后,回民进行武装反抗的檄文,斗争矛头直指清朝地方当局,是了解回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揭竿而起的第一手资料。马如龙和杜文秀的三封书信暴露了各自的立场,一边是顽固的清朝忠实走卒的嘴脸,一边是反抗到底的坚强决心。保山沙元抄录的刘道衡《上杜公书》是了解杜文秀对外关系的重要文件。云南《清真铎报》新7号曾经刊出,但错漏不少。白先生收入《咸同滇变见闻录》时,用了沙元的原抄件,避免了错漏。从《上杜公书》我们可以看出,“求援英国”是刘道衡竭力主张的个人行为。从他对杜文秀的称谓“元帅”、“我大元帅”等来看,刘道衡并非国外某些文献所说,是杜文秀的“儿子”、“义子”;再从刘道衡1870年《上杜公书》的“衡本滇之山鄙人,幼遭世变,弃学业、抛庐墓,放浪流离者十五年于兹矣……衡因东西相持之际,束装远游,五岁之间,周历三万余里,而终归诚于我大元帅……”所知,刘道衡系1870年秋才见到杜文秀的,杜文秀过去并不认识刘道衡。且文中的“或谓此不过喜事少年,为大言以欺世……”等几个“或谓”,证明了刘道衡求援英法的主张,存在较大争议,持反对意见者多。更重要的《上杜公书》结尾处的:“大元帅批:宏阔横肆,雄快精确,浩浩荡荡,四千余言。读之令人色动神扬,有吞吐乾坤之想,洵足称古文好手,乱世奇才,书生俗儒,哪能办此!”一方面,“大元帅批”是否即是大元帅批;另一方面从“批语”可以看出,杜文秀把《上杜公书》作为“奇文”欣赏,称刘为“古文好手”,并没有表示同意刘道衡的建议。从此文件我们可以窥出刘道衡“使英”的缘起。
第三类是清方文件、回民禀稿。清方文件有云贵总督刘长佑和清政府云南“善后”总局批示7件、迤西兵备道“晓谕”1件、回民《禀稿》1件。这些文件是清朝当局对大理太和县文生李光(先)华以迤西各郡回族难民名义,向他们“恳恩赏准归业(即赏回原籍,归还房产)”一案的批文,为了解光绪年间产业被占、无家可归的回民的悲惨境遇的重要史料。《拟投地方言禀稿》是迤西回民在“归业”年余未果,无家可归,仍过漂泊流浪生活时,“怆伤至极”,不顾封建地主官僚的“危杀”,于次年10月再次向迤西地方官“恳求归业”的《禀稿》。《禀稿》就是当时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回族难民字字血、声声泪的具体控诉。
第四类是当时人和后人的记载:有张中孚《碌云纪事稿》、《马负图私记》,徐元华《咸同野获编》,赵清《辩冤解冤录》,马观政《滇垣咸同十四年大祸记》,佚名《滇西变乱小史》、《杜文秀革命小史》,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经过》、《他郎南安争矿肇乱记》,率真子《昭鲁变乱纪闻》、《楚雄丙辰抗变事略》、《滇变杂记》等12篇。
《他郎南安争矿肇乱记》,记载了道光和咸丰年间,建水地主豪强黄殿魁、潘德、周铁嘴等地主武装强占回民世代开采的他郎(今墨江)金矿和楚雄南安州(今双柏县)石羊铜矿,尽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广通、禄丰等地回民,并引发咸丰六年(1856年)昆明屠回的经过,是整个事件的原始记录,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马负图私记》系马如龙高级幕僚马负图的私人笔记。本文对马如龙降清内幕、自己的帮闲行为、杜文秀拒绝招降、官场的腐败都作了具体记述,是一个清朝四品官员难得的自供状。
《辩冤解冤录》是大理回族文人赵清就《大理县志稿》中歪曲事实,诬蔑回民和杜文秀大理政权的若干记载进行辩解、驳斥,同时披露了杜文秀的种种善政。1918年赵清写此文时已是87岁,而大理城被清军攻陷的1872年时41岁,与杜文秀是同一时代的人,其《辩冤解冤录》系名副其实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有较大的史料价值。类似此文的“三亲”资料尚有马观政《滇垣咸同十四年大祸记》,此文写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比《辩冤解冤录》成书早。文章重点记述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昆明回民被屠事件真相、滇中回民起义、马荣起事、马德新护督、马如龙降清等,特别是马观政“在复初侧”,记下的杜文秀复马复初函:
“官吏反复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问事耳。”为研究杜文秀政治纲领的重要文件。其中的《杜文秀革命小史》,吴乾就先生认为“统观全书所收的材料,只有《杜氏文秀革命小史》的史料价值最低。”但以我的愚见,这是一篇十分难得的史料。虽然“行文拙劣”,但却保留了不少其他文献不载或不详的东西。如说杜“原本姓杨,因姑母杜氏无后,过继为子,故易姓以为杜,父母早亡。弟兄三人,妹一,文秀行二。幼而攻书,十四游泮,十六岁补廪。家况殷富。娶妻马氏生有三男一女。长子宗杨、次子本杨、三子根杨、女名凤杨。公少负气节,胸怀大志,沉厚寡言,儒雅安详。其爱国、爱族、爱教之心极为雄状(壮),每遇地方公益事件,颇有毁家纾难之慨……余晋京时,往思我汉人锦绣山河,只因李自成之屈,闯而失胡人。难道李是男而杜是女乎?亦须一闯而复之。”这段文字,简略记载了杜文秀的家世、仕宦、气质和以李自成为榜样的英雄胸襟,绝非史料价值最低,而是参考价值较大。第五类为楹联、民谣:有《杜文秀紫禁城对联》、《杜文秀帅府楹联》、《杜文秀白虎堂楹联》、《杜文秀客堂联》、《杜元帅书房对联》、《匾对二副》、《士庶公送杜文秀之匾额》、《昆明谣二则》等8件。其中:“天降英雄挽回中华世界,地遣豪杰夺破胡儿乾坤”和“提三尺剑以开基,推心置腹,重见汉高事业;着一戎衣而戡乱,行仁讲义,俨然周武功勋”等一批对联脍炙人口。
总之《咸同滇变见闻录》是一部打破清方文件一统天下,揭示事实真相,填补历史空白,熔史料性、学术性为一炉的,深受学术界和一般读者欢迎的好书。咸同滇变真相公之于世,白先生功不可没。
白先生的贡献远不止《咸同滇变见闻录》。他在云南还注意收集描述杜文秀起义的弹词和小说资料。他在1940年写成的《关于咸同滇乱的弹词和小说》一文中,对弹词体书《龙虎斗》和《奇英弭乱记》、《天南外史》(又名《杜文秀演义》)等两部小说作了详细评价。其中《龙虎斗》一书早已失传,但白先生保留了其章节和可以参考的资料。《奇英弭乱记》,云南省图书馆有抄本。白先生除对本书作详细评论外,还专门节录了“帅府规制”,其内容与《咸同滇变见闻录》所收《军政管理条例》基本一致,从而进一步证实《军政管理条例》的可信。何慧青先生著纪实性小说《天南外史》(笔者家传有该书),作者的祖父是岑毓英的幕僚,曾参与镇压杜文秀起义,祖传杜氏资料甚多。何氏根据原始记录,对“咸同滇变”的起因和对杜文秀、蔡发春、丁灿庭、沈聚成、罗天池等当事人的描述较客观。该书共两集六十回,约35万余言。第一集出版后,其预告第二集已编好,即出。但第一集1933年出版后,第二集就再也未出。白先生写道:“有人说,第一集出版后,招某方之忌,阻其发行。故第二集虽已写好,迄未出版。这种话,不知真假。”可窥见他治学之严谨。这种说法,过去笔者也曾听长期研究杜文秀史实的先父马元先生说过,何氏第二集不得出版,是受了曾参与镇压杜文秀起义的某些清朝大员的后代的阻挠;可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令人钦佩的是,在抗战期间那种兵荒马乱的时期,白先生除作传统的征集史料外,还注意到戏曲、小说书的收集研究,可见他对咸同事件兴趣之广泛,用力之勤恳。
四、接触群众,调查访问
前面提到,1941年夏,白先生就拟以暑期游历滇中各地,后因房屋被炸,几次搬迁,未能成行。关于白先生调查考察过滇中哪些地方,由于缺少文字记载,不敢妄议,下面仅谈有文字依据的三次调查。第一次调查:据著名回族诗人、78岁高龄的马瑞麟先生调查,大约在1942—1943年间,白先生曾到昆明附近的澄江县居住过一段时间。多数时间居住在一间临街屋子里。屋内陈设简单,书却多得堆成小山。他日夜勤奋地伏案写作。“写顺了手,经常忘记吃饭睡觉,常为此惹得白夫人生气。”澄江是杜文秀起义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他对澄江回民的来源,咸同年间回民遭受屠杀和反抗的情形,问得很仔细,“边问边记录,记录了厚厚一本”。澄江黑泥湾是回民聚居的大村落,白先生在此看到过一把起义军将领遗留下来的大刀。“在回族老人的陪同下,他还到山上看过咸同年间回民义军扎营的地方和作战的地方;还去凭吊过当年埋葬惨遭统治者杀害的回民万人坟。”抄录了万人坟石碑,还请一位名叫马义兴的阿洪为其捶过拓片。
白先生对澄江的赶街(赶集)饶有兴致。“每逢街期,他都喜欢去街子上逛一逛。时而到驮着土豆的毛驴旁边去站站;时而到摆着穿山甲、野鸡与兽皮的摊子前去看看;时而与卖蘑菇的村姑畅谈一番;时而与卖抗浪鱼的渔妇闲聊一阵。”进而得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珍贵资料:人物掌故、野史轶闻、民风民俗、风物传说。白先生收获很大。于是,书斋和民间在他心目中有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黑泥湾居住着咸同年问虎口余生的回民的后裔,自先生深深爱上了这个村落和它的村民。他把这个村落看作自己的故乡,村民也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亲人。“村民们争着请他去做客,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有的人家给他宰了鸡,有的人家给他宰了鹅,马义兴阿洪陪着他到我家去,我父亲给他宰了羊。我那时年纪虽然还小,但他当时到我家去的一些情景,我至今还记得一些。他对父亲说感谢你给我吃了鲜美的羊肉,更感谢你给我讲了村落的兴衰。”
黑泥湾历史上叫西山村,清真寺规模宏大,回民生活富裕。清统治阶级不但毁了这个村子,“还把劫后幸存的一些回民,残酷地赶到两山之间全是黑泥的一个山湾里,让他们‘马陷污泥河,永远不得翻身’。父亲告诉他,因为这里的回民姓马的最多,统治者那样做,意思就是要让回民永远不得翻身。这个山湾从那时起,便成了幸存者永远的流放之地。这个永远的流放之地,就是现在的黑泥湾。白先生听父亲讲后,激动地说:‘这是整个回族人民的缩影啊!’”他在黑泥湾,还由马新三、马义兴阿洪召集,开过几次小型座谈会,举行过两次演讲会。分别作了《西北回民的生活情况》和《邦格的由来》的演讲。与白先生一道在黑泥湾同室居住的马义兴阿洪回忆说:“白先生为人朴实、诚恳、正直、平易近人,生活有规律。礼拜时间一到就去礼拜,礼拜结束便立即坐下来读书写作。休息时由我陪着他去找人访问。时间抓得很紧,从来不肯浪费一分一秒。”事后,马新三阿洪还将他亲手抄录的澄江知府河阳县正堂王某恫吓回民的一份告示《给示勒石》寄给白先生,解放后收入《回民起义》第二册。
吴晗和翦伯赞先生曾到澄江找过白先生。云南少数民族历史引起过他们的兴趣,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始终没有搞过这方面研究,因而对白氏所进行的咸同云南回民起义资料收集与研究评价很高。《咸同滇变见闻录》出版后,两先生给予了积极评价。
第二次调查:即1940年8月与刘群、买树槐、马天慈,偕白亮诚女婿马有耀到华宁县盘溪镇访问。下榻马有耀家,8月10—13日,共住四天三夜。此次白先生与刘群等先生对盘溪回族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深入调查了解。由刘群执笔,写成《盘溪教胞访问记》一文。分(一)回教人盘溪与忽、马二姓;(二)回民人口与“丙辰之役”;(三)清真寺与教派;(四)真光小学协会与回文师范;(五)回民的生活与职业;(六)几位值得介绍的人等六个专题。刊于《回教论坛》1941年第5卷第2、3期。本文虽不长,但对盘溪胡、马二大姓族源的考证,盘溪回民起义原因,清真寺与教派、回民教育、经济生活、历史人物都作了详细考订,数字具体,参考价值大。
第三次调查:是对昆明清真寺和赛典赤墓的调查。1939年,白先生在昆明写成《赛典赤•赡思丁考》一文,文章分7个部分。在第6、第7部分中,白先生充分利用调查材料,对昆明清真寺的起源、数量,赛典赤的两座墓都作了详细调查,缜密考证,极具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据他调查,昆明清真寺始于元代赛典赤时,共有12所,能指出具体位置的共9所。但白先生相当认真,他根据明李元阳《云南通志》记载,指出“我们现在所敢信为赡思丁创建的,只有大南门内的和东寺街的两个寺”。
赛典赤在昆明有墓两座,一在昆明城东的状元楼外五里多,一在距城10余公里的松华坝,两座都有文献记载,白先生对此很感兴趣。数度到两墓调查,并于1939年写成《赛典赤•赡思丁考》一文。文中对两墓的位置、长宽、形状、碑记都作了记录。特别是对马家庵墓的田产、石栏、清真寺、守墓人都作了详细记录。迄今仍然是研究赛典赤陵墓的第一手权威资料。其中《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碑记》和马注的《王陵常住碑记》今已失传。白先生虽然对两墓的调查已很深入,但究竟谁是赛典赤真身墓,他不急于下结论。他说:“这两个墓的谁真谁假,以及为什么昆明境内会有两个墓,这都期待新材料之发现来证明,现在是不能断定的。”充分体现了他治学之严谨。
五、潜心回史,成就斐然
云南早在唐代就有西域回回进入,元代赛典赤做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五子二十三孙落籍云南,其部下大量的回回将领、士兵、工匠解甲归农,落籍云南,成为云南回族的主要来源。历史上云南回族曾创造了辉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外交往上,对云南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涌现出大政治家、民族团结的楷模赛典赤•赡思丁,世界航海先驱郑和,反封建起义的英雄杜文秀,经学大师马德新,廉吏兼诗人孙继鲁,“字压两江”的马汝为,循吏兼诗人沙琛等一大批光耀千秋的历史人物。但对这些人物、事件作具体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还是起于白先生。在他以前很难找到这方面的研究。他在日机轰炸声中写成赛典赤•赡思丁、宝合丁、孙继鲁、马明阳、闪继迪、沙琛、赛玙、马汝为、哈元生、哈国兴、马注、保老师祖、蔡老师祖、马德新、马恩溥、马联元、白金柱、马毓宝等人物传记和传略;写成玉溪伊斯兰人科第、沙甸伊斯兰人科第、永昌伊斯兰人科第、建水马氏、施东张氏、迤东保氏、寻甸马氏、《云南伊斯兰略史》等一大批人物传记和著述。他对云南回族的历史贡献,在《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一文中作了很好的点评。他说:
“……(我到云南)已经快要一个半年头了。在这一个半年头中,我对于云南回教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依我所见到的材料来说,云南回教并不像以前所听到的怎样了不得的好,也不见得处处比别的省份强。但在历史上,云南教胞确切有不少的贡献,而这些贡献,有的是不能在别的某一省份中找出来的。”
对云南历史人物的评价,白先生是这样说的,试举几例。
关于赛典赤
“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云南之开始正式成为全国的一个行省,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云南之开始种稻,是他竭力教导的;云南之开始有学校,是他努力提倡的;他不止是云南行省之建立者,他还是云南农业经济之建立者,云南文化的建立者。像这样一个光芒万丈,千古不朽的人物,在别的地方,我们还举不出第二个人来。”关于马注
“马注著有《清真指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大家平常都觉得马注底成就,不如刘智的大……刘智的最大贡献,是在把回教教义和宋元理学融合于一炉。这使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及中国回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智之所以这样作,并不是他的创举,而是继承马注的精神。我们试翻阅指南,随时可以发现一种所论‘回儒’的精神。马注底年纪较刘智为长,而且他是刘智底父亲刘汉英底朋友,马注之影响刘智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在康熙、乾隆年间,回教著作之风大盛,而马注实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他在这方面的地位,好像近代中国学术界之梁任公、胡适之。”
关于马德新(马复初)
“这个人物的伟大,不在他某一点的特长,而是他各方面所表现的总和。他不只自己译作了宗教哲学的书、教律的书,以及阿拉伯文法的书,他还整理了前人在这方面的著作;他不只写了纯宗教的书,他还写了历法上的和地理上的书;他不只作书,他还要刻书;他不只作文化上的工作,而且他还参加过实际政治,他还参加过实际军事。我很想拿欧洲底康德和中国的朱子来比拟他在中国回教史上的地位。然康德和朱子却仅是学术方面的人物,还不及复初活动范围底广泛……”关于文人武将
“云南有闪继迪、闪继雷、闪仲侗;有沙琛、赛玙;有马冀野、马椿龄;有孙继鲁、马汝为。这些人都著有专集,在当时的云南文坛上是很有地位的。其次,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武将来。云南有纳速剌丁、有怯烈、有哈国兴、有哈元生、有死于欧战的马毓宝、有名重一时的马维骐和白金柱。这些人,或替政府效力,或替中国争光,在全国教胞中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关于杜文秀及其大理政权
关于杜文秀及其大理政权,白先生分析尤深。他在《丙辰九十年》一文中对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民族大起义,形成三点认识。
首先,他认为咸丰六年(1856年)的“五一九”昆明屠回惨案,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汉回仇杀”。他说:这是由全省底最高长官发出了命令,先由省城执行,而后推及各州县的。这件惨案只是说明了当时权力阶级之权力底滥用,统治欲之无限制地扩大,并暴露了他们在政治上是如何地无能,而对于素日以强悍著名的、没有奴才素养的回民是如何地厌恶而畏惧。
其二,“回汉夷底大联合”。他说:我们必须认清,在回民自卫战发动后不久,这个战争立即由回民单独自己的战争进步到回、汉、夷底大联合。联合了回、汉、夷底无告之民及仗义执言之士,而对权力阶级作争取生存的斗争。直到完全失败时止,这种联合从未加以改变。
同时,在最初参加回民自卫战的回教人,也开始明显地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始终为大众服务,不只为回人服务,并且为汉夷伙伴服务的人,这可以杜文秀为代表;又一种人是在开头打着回教的幌子,等到一有机会,能得到一官半职,便出卖伙伴和权力阶级妥协,这可以马如龙和杨荣为代表。这种情形,更说明了这十八年战争底真实性质。只是一方面在争取大众底生存,而又一方面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进行个人升官发财的把戏……而由“五一九”所引起十八年反权力的斗争,实是民国建立前五十六年以至三十八年云南人士在西南一隅所燃起的革命的火炬,其时间底长久,斗争底艰苦,牺牲底悲壮,比之太平天国,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只是云南回胞所永远不能忘,也是全中国争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所应深深了解而永远不能忘的……
今日,在丙辰九十年的今日,纪念这一次惨烈的斗争,我们是一方面在抚摸着往日的疮疤,一方面在追忆过去的光荣。我们的光荣是杜文秀他领导一切同心同德的志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共同向黑暗奋斗。等到势穷力蹙,不惜自己的一死来换取大家之可能的生存。
这是白先生60年前饱含深情的话,他的三点“新认识”,是对咸同云南回民起义最精辟、最深刻、最符合实际的概括。尤其白先生将云南回民起义比为“云南人士在西南一隅所燃起的革命的火炬”、“过去的光荣”、“我们的光荣”,这是对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充分肯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白先生对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制度建设也极有研究。据《清真铎报》载:“本报月刊(即副刊),下期刊载白寿彝先生的大作一篇,有关杜文秀的制度研究,文长一万六千余字,拟分三期刊完。”可惜笔者未能见到该副刊。
总之,白先生是云南回族史研究的开拓者、集大成者。他在云南8年,对回族史料网罗备至,对云南回族的源流和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使世人对云南回族刮目相看。特别是对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回民起义研究,白老的立场、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六、告别南天,重启征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该返乡了,该回家看看了!在云南蛰居7年,吃尽日军炸弹苦头的游子白先生激动异常,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在《清真铎报》新十七号刊登了一则启事:《白寿彝启事》
本人因准备返里,自新十七期起已完全不负《清真铎报》编辑责任。嗣后各方亲友惠赐本人私函,请暂寄昆明市南昌街七号转交为感!
三十四年九月启实际上白先生启事登出后,并未匆匆离开昆明。据《清真铎报》报道,白先生是1946年12月15日离开昆明,迁往苏州。先离滇飞广州,受到广州教胞盛大欢迎。该报道说:兹闻白氏抵穗次日(1946年12月16日——笔者),市回协分会于南寺开会欢迎。到会者有教长周善之、陈焕文、刘方如、熊振宗等百余人。由潘理事长主席致欢迎词,继由白氏讲《中国回教文化运动中的工作趋向》。白氏一行17日离广州北上汉口、南京,于4月1日安抵此间(苏州——笔者)。闻白氏不日将在京沪一带开始访问回教史迹云。
白先生此行的一大任务系将他与顾颉刚先生共同负责的文通书局编辑所迁往苏州。《清真铎报》作如下报道:
(本报苏州记者航讯),文通书局编辑所,去年12月由昆迁往苏州,年终即告就绪。今年1月起在苏州正式展开工作。该所所长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副所长为中国回教历史专家白寿彝,现该所职员有教胞马继高、金德宝、彭林蓂、为义四君。连同其他职员,虽包括汉、回、满三个民族,然而均起回教伙食。
至此,白寿彝先生正式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了8年的第二故乡云南,离开了对他情深义长、深深爱戴的回胞乡老和神秘的红土高原,开始新的学术征程。18 1 月, 2018 8:58 上午 #302976小t
会员作者好像是云南一位学者,比较厉害的
18 1 月, 2018 10:00 上午 #302983阳台
会员虽然文章很长,但信息量巨大,感谢那些孜孜不倦的学者们,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精神财富
18 1 月, 2018 12:14 下午 #302987望滇南
会员能够如此认真刻苦去发觉一段历史实在让人钦佩,再现历史的真实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大事
18 1 月, 2018 1:44 下午 #302993桃儿七
会员还原历史,给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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