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话题内容不能为空。
-
作者帖子
-
15 5 月, 2018 1:25 下午 #38728
追随导师
会员转自 经学堂 公众号
一
乍看这个题目,可能会让人觉得茫然,甚至有人觉得这可能是个玩笑。但是,作为一个受现代学院的哲学学科教育,又长期接受经堂教育的人,自不免对这样一种民间传统教育形式有些不同的体验。下面这篇小文章没有严格的论证,也不是让所有理智和经验都能接受的阐释,只是谈一些感受,仅仅就感受这个层次而言,想必也是有一些启发的。
可能会有人认为经堂教育只不过是一些口气,一些讲经的方法,完全可以被取代。也有人觉得这些口气有特殊的价值。不管如何,我在这个文章中,都不是要谈经堂的口气,虽然某些意义可能负载于这些口气当中。甚至有人认为经堂过时了,不仅仅在于其形式和方法、体制,乃至它所选择的经典都过时了。或许还有人从伦理层面批判当代经堂出身的阿訇。无论怎样,我在这文章中,暂不谈其伦理意义,或者方法、体制,虽然其伦理意义、方法和体制一度是成功的,一度维系着中国伊斯兰社群的命脉。即便在当下,它可能受到了大的冲击,如同其他文化中传统的教育形式一样。但是为什么它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而不像别的教育形式那样有更强的抗力,为何短短二三十年间沦落地如此之快,为何如此难以复兴,这些问题是需要集思广益去分析和考虑的。对于那些指责其选材过时的人,我愿意说,是啊,它选取的材料是老了些,是有重新选择或者拓展的余地,但是它所选择的所有教材一直,并且仍旧是通向广阔的伊斯兰思想世界的窗口,还是一扇好的窗口。
难免有人认为我关于经堂教育所说的言过其实,有些夸夸奇谈,若经堂果真如此,怎能如现在这般。这种指责已经太多了,完全是容许的。既然容许这些指责,那么,为何不能容许对其有超乎一般的推崇和好感呢?都是出于感悟或者对某些历史片段的总结,自然都该作为参考。说它好,是从历史上看,说它不好,是从当下看。终究好不好,是要有对本质的把握,要放在贯通的历史中去看。15 5 月, 2018 1:25 下午 #310320追随导师
会员二
在这篇小文章中,我把它放在一个伊斯兰哲学史的背景去看,选取伊斯兰哲学史中仅仅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即理性和启示的关系问题。围绕理性和启示的关系处理的不同,伊斯兰分成许多学派,大体上看有如下几种倾向:绝对理性主义,认为没有启示完全可以获取真理,如巴拉西姆教派;一般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的原则在先,如穆尔泰济赖;字面主义,认为理性在理解启示上没有分析的余地,理性应该绝对地从属,如瓦哈比派;介于理性主义和字面主义之间,认为理性能在理解启示中起作用,并且阐发一些宗教原理,作为理解启示的基础,认同对启示的一些理性分析。但是,又不让理性的原则绝对凌驾于启示之上,如艾什阿里派和马图里底派。
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张力一直贯穿在伊斯兰哲学史当中。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问题将我们带入对伊斯兰各个学派的理解。研究者顺着这个线索出发去考虑、去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些成果。但是,穆斯林自身考虑的却更是究竟选择哪种立场,或者究竟怎么样才是正统。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学者才会正面阐述。比如安萨里,它运用一部分理性学科,如逻辑学,修辞学,否定一部分,如哲学中的神学;伊本.泰米耶对理性学科有一种普遍的反对,包括逻辑学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就如在《反驳逻辑学家》中呈现的那样,其批判之广也拓展至语言学和修辞学等。读一读艾布.哈尼法的《清真大学》和伊本.泰米耶的《中正的诚信》,能感受到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以分析的形式展开对信仰体系的表述,而后者则是以罗列经训不加分析的方式展开。
问题在于,无论这些学者们关于理性和启示持哪种明确的意见,具体实践某种主张却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不乏在字面主义者中看到理性的分析,又在理性主义者中看到立足于字面。并且,关键在于,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关系在穆斯林的历史上,在大众中,一直不是一个所有学者必须要面对、大众不得不关心的具体问题,它更多不是在学理上解决,而是在实践中解决。
在中国的穆斯林中,几乎未见哪个传统的学者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以理性和启示的关系为视角,去关注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具体实践,却又发现其中正包含着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5 5 月, 2018 1:26 下午 #310321追随导师
会员三
从课程设置上,经堂教育在语言学、语法学之上,要修习修辞学、逻辑学,而修辞学、逻辑学又是学习古兰经注——《噶最》的前提。仅仅从经堂教育陕西学派来看,《噶最》无疑是最核心的内容。可能在青海、临夏更加重视《书信集》《圣学复苏》《为噶也教法》等,但是在传统的陕学派,《噶最》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如果说经堂教育中,《为噶也》用于教法领域,《教典诠释》用于诚信的领域,《艾诗啊图来木耳提》(《光辉的射线》)在于苏菲的领域,那么这一切领域的背后都渗透着以《噶最》为蓝本的古兰经注学。传统经堂教育强调修辞学和逻辑学的学习,其根本目的也在于《噶最》。
在《噶最》的讲解和运用上(经堂称之为“说经”),充分体现了经堂教育对伊斯兰哲学史上理性和启示关系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模式大致如下:第一步:以理性学科的方法和一般意见,包括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等,就古兰经文提出问题,当然是一种怀疑的思路;第二步,立足于宗教原理,强调经文的不可质疑性,从确定经文的立场上回答之前的设问:第三步,或者推翻问题中的细节,或者推翻问题中理性学科的部分前提;第四步,获取经文的深意,并实现理性的跳跃和认识的升华。
从这些步骤中,我们可以看到,学习《噶最》就是一个理性和启示辩证、共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地从理性的一般意见出发,说是自然地,是因为这对人阅读文本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说是理性的一般意见,是因为它出于有限的常识和理性学科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内容;然后以经文来阐释疑问,达到排除一般意见,更深地认识经文;最后,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的理性的高度,完善对理性学科的认识,实现理性和启示的融合。所以,在经堂中,有些学者主张,通过学习经注,就可以获得各个理性学科的知识。
这种方法中,明显地包含一种对理性、启示关系问题的回答,当然,不是学理上回答,而是用实践来回答。在这方面,经堂教育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它的口气固然优越,它的方法固然可取,它的选材固然有价值,它的伦理意义固然不可轻视,但是,这些都可以被取代。唯独其哲学史的意义,它通过它的形式给中国穆斯林提供一个实践地哲学的立场,不过于保守、也不过于极端,保持一种理性和启示的平衡,这是无可替代的。这种财富,放在世界哲学的历程中,也是相当可观的,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然,这仅仅只是从一个哲学问题去分析而得出的结果,相信随着更深的了解伊斯兰哲学史,会更多地发现真主赋予中国穆斯林这种传统以及前辈设置经堂教育的智慧所在。15 5 月, 2018 1:26 下午 #310322追随导师
会员四
现代的改革家忽略了经堂教育的这种精神,仅仅从其口气、体制、形式、选材的局限方面或多或少地否定它,忽略了大的思想史的背景。在改革经堂教育的同时,废弃了其中真正的财富。如果继续下去,其灾难是不可挽回的,必然会带来中国穆斯林思想的失衡,引起更大的问题。
当然,顺着这个问题去看,关于教育体制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了。为何传统一部分学者反对新式的阿语教育,不仅仅是站在形式、体制、教派的立场上,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有更多哲学史问题的背景。新式教育更多就是立足在字面主义的立场上,或者立足于理性的一般意见去理解经文。新式教育者应该从更深的层面去考虑这种矛盾,并丰富自身,完善自身。另一方面,从这个层面去看,中国的伊斯兰也是紧紧地被囊括在世界伊斯兰思想史进程当中的。
这篇小文章所写得,正如一开始所说,仅仅是自己修习经堂的感受,可能这种感受是不那么精准的,但是,这种感受并非凭空产生。我希望,我们中国穆斯林能够更好的思考传统,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或者立足于发展观去考虑,相反“技术”和“发展观”却是值得反思的立足点。希望我们能够以一种智慧的方法去理解传统,思考传统的指向和它现代的遭遇。本文所提供的从哲学史角度出发的思考,相信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要反对经堂教育之外的新式教育,也非毫无余地的鼓吹经堂。并非要推崇哪个学派,反对哪个学派。仅仅只是从一个视角讨论经堂教育。另外,本文仓促之下写成,在第二、第三部分未及补充充分的文本依据,一是因为本文并非为了说服读者;二是因为第三部分关于《噶最》的讲解,以前分析过许多具体经文,如需参考,可以看我以前的文章;三是既然为了提供一种视角,表达一种感受,赘述太多、议论太多,反而失去原本的主旨了。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