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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章爱国济世的宗教情怀与社会实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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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清末,宗教家马元章抱持远见卓识,顺应人心,思定潮流,弘道济世,追求和平,走伊斯兰教本土化道路。终其之世,与多个省份的汉族群众建立广泛友好,与汉族知识分子普遍交游,努力融通各族文化,成为回汉群众信赖的人伦师表。马元章是成功实践了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杰出人物,做到了伊斯兰教所提倡的两世兼顾主张,得到了中国社会广泛的理解与尊重。

    伊斯兰教 马元章 本土化

    中国化 融通

    【作者】周晶,女,1981年生,民族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副教授。

    — NO.2 —
    (二)

    兼容并蓄: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唐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自此开始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探索。明末清初,南京穆斯林学者刘介廉,写作《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等汉文著作,以儒诠经,采用汉语表述伊斯兰教义,指出“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刘智的这种努力,“打破了伊斯兰教与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使外来的伊斯兰教不仅最终植根于中国,而且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刘氏所著《天方性理》是讲伊斯兰的基本理论;《天方典礼》是讲伊斯兰教的典礼仪节,《天方至圣实录》是讲伊斯兰倡兴的历史。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刘氏在京城与百官交游,和文人聚谈,广泛征求儒士对性理两书的看法。晚年时“谒孔林”于曲阜,进一步标明对儒家文化、对孔子的尊重。刘氏去世后,哲合忍耶创始人马明心,决心完成“介廉种子,我要开花”的理性。而在马元章时期,他接受刘介廉思想主张,认为那一代先辈的汉文著述,宣传的是纯正的伊斯兰教义。马元章从中体悟到刘氏汉语表达教义、积极酬世、与社会进行互识的交流精神,认可刘氏为“道学先觉”。

    刘智曾表达以儒诠经、汉语表述伊斯兰的理想。如云:“经,则天方之经;理,乃天方之理。天下之理,而不使天下共闻而共明之,甚非圣人著经之意也。”在马元章这里,认为刘智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典型,其思想是富有远见的,他乐意把刘智的思想纳入实践。具体到马元章,他“经学渊深,儒术淹博”,能诗能书,其著述文章如《省己格言》《省己歌》《鉴古训》《道统论》诸篇,为名士大夫所鉴赏。

    在他看来,伊斯兰教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有机地结合、形成相互的文化认同,伊斯兰教始终会被中国主流文化所排斥,从而增加生存难度。清代初期,康熙皇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就是前鉴,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于是,马元章把伦理道德作为伊儒两种文化会通融合的契合点,不断寻找各异文化的共通点,在广泛交流中寻获彼此的普遍认同。

    马元章是一位经学造诣极高的大师,他同时承认孔子的丰功伟绩,宣扬孔子为当之无愧的伟人。有穆斯林说孔子不算圣人,他听见了反问:“至圣ﷺ以降的十二万四千圣人中,难道没有孔子?”在对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后,他认为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是伊斯兰重天道,儒家文化重人道;伊斯兰核心是宗教信仰,儒家文化核心是伦理道德。马元章又指出,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在宗教——“回族在中国千有年矣,与汉族惟教不同,其余均无异”。既然能够揭示出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必然能够找到两种文化间的共通点。他把伦理道德作为两种文化融通的出发点,如所著《省己格言》开篇处这样写到:“不可无敬畏心,不可无恻隐心;不可无羞耻心,不可无辞让心;不可无是非心,不可无公正心;不可无忠恕心,不可无自责心;不可无恋友心,不可无发奋心。”在这里,马元章以孟子“四端说”起笔。孟子认为恻隐、羞耻、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故称四端之说。即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们普遍认为,这四种品德操行,是儒家应该具备的素养。

    关于孔子的“忠恕”之说,胡适先生认为:“忠恕虽不完全属于人生哲学,却也可算得上是孔门人生的根本方法。”马元章则自警:“不可无忠恕心,不可无自责心。”在这里,马元章把“忠恕”精神概括为:利他、容忍、礼让、肯替历史负责。他认为,忠恕精神是中国社会一种崇高的美德,如不能抱持发挥“忠恕”精神,族际难睦,大道难明。

    马元章认同儒家文化,且对中国传统道德、行为规范以及纲常礼教,持有维护的态度。他躬身实践人生信条,常用诗歌或联语抒发心中感怀。如自警云:“格物致知清心显性奚云易;作忠尽孝成仁取义尚曰难。”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讲求推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马元章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掌握,使他能够借用汉语中的词汇、概念,很好地阐释伊斯兰教义理,避免使用阿拉伯音译汉字,这种努力使社会各界清楚看到所言所指,容易使人产生共鸣。

    马元章热爱中华文化,能以儒家文化诠释宗教思想,又善于与社会各界进行沟通,故而社会上的各族读书人又称他是马光烈夫子。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观察到:“马元章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尤深,他遍览儒佛道诸子之书,著有《道统论》……对儒家人伦事功多加推崇。”他对儒家思想的汲取和运用,具有深入性和广泛性。如,对儒家提倡的“克己复礼”“知人善用”“苦其心志”“克尽己私”的运用等等,不仅抱持认同,还会加以恰当的运用。他对“苦其心志”极表认同,又说传道之人若要成功,必经艰难困苦玉汝其成——“是故明道者,必遭困厄、污谤、灾殃而后成”。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言简意赅”,“有着文化名士的修养”,是一位有尊严的长者,极其理智,“不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反而,每值社会动荡之际,总会挺身而出“救民辅世”,且“尤饰以儒术”。时有汉族学者评价:

    庚子国变后,河山举目,麦黍歌哀,间尝陈书中枢,慷慨以崇礼教、正人心为言,则其怀抱所蕴蓄,抑可微窥端倪已。平居无回汉之畛域,赒恤乡邻故旧,岁挥数万金,不问囊中有无。光绪乙未,河湟煽乱,陇左右连鸡势危。先生镇摄反侧,两族蒙安。庚子之内讧,辛亥以后之外蛊,苏张纵横,先生屹立如山,不肯举足重轻,以糜烂桑梓。夫岂寻常传教士所能仿佛万一者?

    面对社会各界的褒扬,马元章却自谦自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先儒书,平生所学何事?圣云窘尽,贤云赞我,讲归真道,究竟实践安在?”马元章所著《道统论》,全文3800多字,能言人所不能言,为脍炙人口之作。身为伊斯兰教贤哲,他在《道统论》一文中梳理传统文化脉络,此举显示出他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全文上窥盘古,以迄唐、虞、夏、商、周、文、武、周、孔、颜、曾、思、孟、诸葛孔明、周、程、朱子等,努力于道德之言论。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概述孔孟之道与诸子百家学说,用凝练的语言阐释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行文引经据典,反复陈指,阐明道统之攸归,直斥伪学之不经。并且还在文中引述穆罕默德圣人砥砺德性之谕,以见圣贤成功成仁之艰难。马元章写作《道统论》之目的,在于和社会沟通。在马元章这里,他呼吁人们恪守信仰的同时,理应认同中华传统文化、遵守国家律令,发展经济和教育,重视人生实践。

    中华传统文化的造诣,对马元章的人格塑造有着重大影响。作为一位卓越的宗教家,他的个性与学识能够帮助他找到一条理性而务实的道路。他敞开襟抱,把儒、释、道、耶的知识包容在伊斯兰教,与其他文化展开建设性的对话。终马元章之世,武当山道长徐本善、陕西八仙庵道长封圆智、开封道长徐福寿、兰州兴隆山道长、崆峒山道长;佛学家王弘愿、裴建凖;西方传教士安献令、濮马克等人,都与马元章有着深深浅浅的友谊。他们时常鱼书互答,彼此传递着美好的祝福。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传教士濮马克英年早逝,其母亲和妹妹还专程前往甘肃探望马元章拱北。西方传教士安德鲁说:“许多地方,针对其他宗教信仰者所表现出来的不宽容现象随处可见。而在马元章传教地区,这种现象似乎不存在。”

    马元章心怀大天大地,引人注目。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安维峻称赞:“真人杰也。”山东大学堂总监督李叔坚称赞:“论事明见千里。”清史馆总纂恽毓鼎称赞:“心窃敬之,爰制联语,以志倾倒。”甘肃学者邓隆称赞:“仍守温良恭俭让,无亏念礼斋课朝。”陕甘两省的孔庙祭祀官把他与程颐先生相提并论,也有人感叹:“胸襟学问,何等雄奇。”于右任先生评价:“化游牧獉狉之风兰经可读。”马元章去世前后,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也是他与回族之一部获得传统文化认同的标志。可以看到,在晚清民初所能给予的社会条件下,马元章在广泛区域内与各族各界实现了人心相通,达成了文化互敬。

    #351815
    冷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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