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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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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000080">欧洲图书馆中阿拉伯语科学手稿的作用</font><p align="left"><br/><br/><font color="#000080">&nbsp;&nbsp;&nbsp;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们将讨论一些尚未探索过,也没有在文献中讨论过的渠道。我认为,在以前之所以没有人想到过这些渠道,是因为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生活的性质有普遍的成见,想当然地认为现代科学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完全独立地发展的(文艺复兴科学与古希腊传统的关系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欧洲众多图书馆里现存的各种阿拉伯语手稿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对于文艺复兴科学的独立性的怀疑(至少可以说就天文学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足以开辟关于科学思想在伊斯兰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间的传播的新篇章。<br/><br/>&nbsp;&nbsp;&nbsp; 这一证据足以说明,哥白尼和他的同代人们为了利用那些阿拉伯语手稿的内容,没有必要像在中世纪时那样将文本从阿拉伯语完全地“翻译”成拉丁语。它特别向我们证明,哥白尼的同代人(稍微早于他或稍后于他)中有一些非常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可以阅读阿拉伯语原文资料然后将其内容传达给他们的学生或同事,此时的哥白尼正在试图改进希腊天文学的数学基础。这一情形显然和那位希腊拜占廷科学家在14世纪初时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区别:将他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科学文本中所发现的资料用希腊语报告回去。这样也就使得“希腊”科学与“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我们甚至可以问希腊拜占廷科学是否能够被称做是“希腊”科学?<br/><br/>&nbsp;&nbsp;&nbsp; 无论是从模糊边界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划分”伊斯兰世界和文艺复兴欧洲的另一边界来看,不管这样的科学是伊期兰世界的科学还是希腊拜占廷科学,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科学,人们必然要问:是否有一个适当词来概括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科学,即含有这些定理的手稿首先以阿拉伯语文本问世,然后才被“翻译”成拜占廷时期的希腊语,继而才被有机地在拉丁文本中使用。人们大可不必大肆渲染这样的词汇所造成的困境。<br/><br/>&nbsp;&nbsp;&nbsp; 如果这一问题仅仅局限于两个定理出现在阿拉伯语文本和哥白尼文本中的时间先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去理会它,而只将它视做是局部的或者是有限的“传播”,完全是历史中所时常发生的巧合。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避免去思考这一事实在15世纪后期和整个16世纪及其以后所给欧洲的知识界带来的更大复杂性。但是,如果将此与哥白尼著作和一位叫做伊本·阿尔沙迪(卒于1375年)[15]的大马士革穆斯林天文学家的著作之间的许多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话(在索德娄翻译并编辑的哥白尼的Commentariolus中有详尽记载),[16]或者将此与医学[17]和数学中的类似现象联系起来,那么这一事实便急需详尽的解释。我们以前用的传统的方法,例如将它视做是纯粹偶然、独立的发现,或者是文化科学等等,都将失去作用。<br/><br/>&nbsp;&nbsp;&nbsp; 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中让我们将哥白尼理论中月亮的特性与伊本·阿尔沙迪的进行比较,或者比较他们理论中关于水星运动的模式。两者在纽格巴尔和索德娄的文献中都有大量记载。我们也可以在天文学以外的学科中找到同样的例子。例如:对于血液在肺部的流动情况的描述是首先出现于大马士革一位名叫伊本·那非斯(卒于1288年)的医生的阿拉伯文著作中,这位医生的生活年代和发现那两个定理的天文学家基本同期,他的这部医学著作是于1241年前写成的。关于血液肺部流动的相同描述又在16世纪哥白尼的同代人迈克尔·斯维特斯(1511—1553年)和瑞尔多·科隆堡(1510—1559年)的著作中出现。同样,让我们再来看哈维和安德里斯·埃尔帕格斯的例子。哈维是血液循环理论的发明人,毕业于意大利北方的帕多亚大学,该大学医学院将他视做是其成员之一。而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著名威尼斯医生安德里斯(卒于1520年),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在大马士革以威尼斯领馆医生的身份居住了近15年。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他掌握了阿拉伯语,重新翻译了埃威斯纳的哲学与医学著作,以及伊本·那非斯的关于血液肺部流动的医学著作。安德里斯的译本目前仍存于波伦亚大学,不过,其中并不包括血液肺部流动的部分。<br/><br/>&nbsp;&nbsp;&nbsp; 在数学领域,让我们来看斯蒂文(约1600年)的十进制分数的概念和早在10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于阿拉伯语数学中的同样的关于分数的概念。同样在数学领域,还有16世纪时在欧洲各地关于代数的争论和最近季奥瓦纳·西佛罗迪的关于代数起源于阿拉伯世界的观点。阳在科学仪器领域;让我们来看9世纪时巴哥达最初制造的星盘版本和16世纪前二十几年间小安东尼奥·桑格娄(卒于1525年)的版本。桑格娄当时是罗马圣彼德大教堂的建筑师之一。[19]<br/><br/>&nbsp;&nbsp;&nbsp; 当所有这些事实被摆到桌面上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些无处不在的事实感到惊奇。这些实例给那些试图继续从文化角度来思考科学的人和那些倾向于将这些问题归类为传播问题的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些麻烦使我们认识到,文化科学中所使用的那些分类至少是十分草率的。<br/></font></p><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80"><br/></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