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9 20:46 编辑
张承志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考古学,后又受业于我国蒙元史泰斗翁独健先生门下,主攻蒙元史、中亚史等,历史学硕士出身。虽然后来他成了一名非常有影响的作家,但并未忘情于学术;他没有做一个专职的学者,部分可能与他对一些学术现象的不满有关,如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如此表述过:学术论文应该是有感情的,“我发现论文不能随一些学者做得越来越像木头,越来越没有感情,没有灵魂,论文应该走出这一条路。”①这是张承志对待学术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态度,也是一种学术理想,从而使自己与一些学术呆子区别了开来。到了“后《心灵史》”阶段,张承志中止了小说创作,专事艺术散文写作;同时,也写下了少量的学术文章,其内容基本都是关于回族或伊斯兰文化及蒙元史的论述。这些学术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都颇具分量,可以说是他关于学术理想的一种实践,即有感情、有灵魂。他在文学散文中表达过的一些重大的命题,在这些学术文章中以更为严谨的学术理路,得到了非常凝炼的论述,诸如人心和信仰、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情感。文明主体和文明代言人及代言资格等等。本文依据对张承志学术文章的解读,尝试着追溯并评述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内核及特点,以期勾划出一个不违作者本意的大致轮廓。
一、早年的生活经历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张承志学术思想有一个基本的特征,这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尊重被研究对象的情感、心灵等。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中,他就明确地提出一种方法论:“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要“忠于民众的心”。这种具有独立个性的研究态度和方法,除个人内在的气质、禀性等外,很大程度上与他早年生活经历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有关。
1968年,张承志以知识青年身份来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当牧民。这段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张承志的人生价值观念,包括他后来的文学和学术事业。在早期所写的一篇自传中,他说道,在草原上,“我度过了也许是一生最有意义的四年”②。散文《劳动手册》中,他再次充满真挚情感地写道,是“劳动的启示”,使“我们曾和边疆底层的牧人同属一类”,在离开草原的时候“我们只知本质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不同于那些同样曾下放到农村或牧区的作家或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后来,一方面说苦诉难,一方面又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诉苦倒在其次,而优越感一旦表现在文学或学术等形式中,必然削损或歪曲底层民众的生活、观念等原本状态,更不用说要这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反映同样经受了历史苦难的底层民众的心情了。而张承志却做到了与他们的区别:劳动使他成了底层民众中的一员,他了解民众的生活的艰辛,并且洞悉那些体现了民众情感、信念、价值的各种民俗和民族的文化形式;更主要的是,张承志以一个儿子的身份直接参与其中——区别在于,他既深人其中,也相对地保持着一种距离,也就是说,兼具情感和理智。
儿子,这不只是一个关于血缘或血亲的概念,对一个学者来说,它蕴含着至深的意义。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③一文中,张承志提到了摩尔根,他说,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不妨也可以如此理解:这也是张承志本人的一种自况。事实上,张承志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道,他是内蒙古草原的义子,回民黄土高原的儿子,新疆天山至死不渝的恋人;他实践着,也总结着,摄影画册《大陆与情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序文中,他激动地写道:“作家只是儿子,只是引线,图片中的三块大陆上的民众,才是主题和主人公”,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救过程,一个作家与民众结合的真实故事”。
因此,“儿子”概念的引人,既是实质性的,也是象征性的;是作家、学者或文明代言人要走向的一个基本步骤,完成了这一步骤,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才能做到对被研究者的尊重,真实地描述他们的生活、习俗、社会结构等;同时,也就做到了对被研究者信仰、情感、价值观念等的宽容对待,而不是相反,以某种现成的理论框架将真实的民众生活条分块割。作为一个学者,张承志做到了。
二、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尊重
因为有着早年与底层民众结合在一起的生活经历,张承志便始终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一类型的人群,而1984年又是他与民众再次真正结合的一年——这一年,他基本脱离了文人圈子,来到西北地区的偏远农村,深人并融合到回族民众的生活中;此时,他不仅具备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和理论上已经成熟。和早年与民众的感性结合略有不同的是,这时他已做到了升华。
张承志关注底层民众,并不完全限于对他们非常匮乏的物质生活的描述上。他所要求于自己的,或者说强烈地要求于学者的,首先是要做到比较准确地描述出民众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真实的原态,并进而尊重民众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包括信仰。学术文章《刘介廉的五更月》④中,他谈到了回族社会和回族学术问题,他写道:“在中国,伊斯兰教是一种有着一千四百年发展史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与学者的寻章摘句不同,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若无刘介廉等数人,何谈回教学术!”“民间”理论最早由一些文学史家提出,意指那种处 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边缘的社会存在及其文化,它不只包括农村,也包括市民社会;其中既有原始的正义感等,同样又藏污纳垢。但张承志对这样一种“民间”理论显然是非常不满的,多次表示过反对意见。我个人理解,张承志的“民间”概念应更多指向一种实体,即底层民众在其中默默地存活、生息、挣扎,时或斗争,因此,它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形态的描述上。要真正理解民间,无论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或是其他从事类似研究的学者,须要做到对民众生活的平等态度的认识,并投身其中,把握其心灵、情感和价值观念。张承志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完成他所设定的这种学术理想。《(热什哈尔):拒绝现世的学术和艺术》⑤一文,通过对回族内部一部经典著作《热什哈尔》的讨论,先是简略地勾勒出其时回族生活的贫困绝境,然后以更多的笔墨描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包括真实,一切的真实都比不了心情的真实;一切的心情都比不了信仰的存在”。张承志在这里特别强调出的“信仰的存在”,正是回族社会生活和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心情。信仰是回族生存价值观念的直接体现。
张承志关于底层民众尤其是回族民间的描述,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回族在历史上一度处于弱势和受歧视的社会状态,“回民如大河,但只是在底层流淌”,他们之所以生存至今,正是依靠了真实的心情和不变的信仰。因此,对回族信仰的强调性的描述,就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张承志的“民间”理论还体现在对内蒙古草原文化的描述上。在《历史与心史》⑥一文中,他指出在草原上一切生命平等的观念是理解蒙古族底层民众生活的切口。小说《黑骏马》改编成电影后,他在《音乐履历》中有过一个评价:“我觉得电影对那首古歌勾勒的基本游牧世界的画面,以及它叙述的那种古朴的生活方式,缺乏神会和探究”,这表明张承志即使是对文学作品也不单只要求某种文学的表达技巧,而是要表现出内蒙古草原生活的诸种形相。《牧人笔记》既是一部散文作品,也是一部学术著作,从“摇篮”一直写到“古歌”,虽然只叙述了乌珠穆沁游牧社会的季节、生产、家族、社会构成、家畜与牧人的关系、人的特征与感情形式,但它把握住了草原牧民有关生命、禁忌、信仰诸多方面,是在典型的民族学框架内处理了一个学术个案,因此是一部民族学的力作。
从学术文化所要产生的实际效应这一意义上来说,张承志对底层民众生活结构及心灵信仰等的表述,还针对着一种现实的背景,那就是以尊重真实的信仰来消解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及时下流行的拜物哲学倾向。比如,他对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论述及宣扬,目的是在为中国文化学术提供可能的新鲜血液或参照——这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又一个最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