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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一个远行的文学刺客(画框里的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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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06
塞外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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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从落满灰尘的书架上抽出〈〈清洁的精神〉〉,再读到这段呼啸而来的文字时,内心仍能感觉一阵锐利的刺痛和快意——不可否认,在各种浮华漂亮的文字充分供应着我们的眼球需要的同时,在我们心灵和精神需要的纯洁文字已成为稀缺品之时,所幸,一个抽莫合烟的胡人用他坚执得近乎偏激的方式独行在中国北方的旷野,保全着中国文学一个濒危物种的存在。
  从作品来看,约二十年的时间内,张承志的创作轨迹并不是线性的,从〈〈北方的河〉〉、〈〈黑骏马〉〉到〈〈绿风土〉〉、〈〈清洁的精神〉〉、〈〈心灵史〉〉,张承志完成的不止是文体和语言风格技术意义上的转换,更是文学精神和思想传播的新的定位和建构。当他一手拎萧,一臂抱剑,以一个歌者的自由流畅和一个刺客的狞厉沉着击掌高歌而至时,主流文学圈已预感到他的不善而难测。
  知道张承志还叫赛义德的人很少,但清楚他身上鲜艳的宗教刺青的很多;喜欢他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接受他思想和观点的并不多——坚守与抗争,宗教与理性,文明与思想,地域与民族,张承志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信仰传播、思想辐射义不容辞地捆绑在了一起,毫不掩饰他的文学是为哲合忍耶而写,为草原的额吉(母亲)写,同时也不掩饰对其它文明和宗教,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远避与排斥,有时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偏执。“我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蒙古大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文明的新疆。作家只是儿子,三片土地上的民众,才是主题和主人公。”在《心灵史》完成之际,张承志身上最鲜明的三个角色:文学上的理想主义者、思想上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上的坚定伊斯兰教徒,由此完成了一体化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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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从文学角度看,张承志的文字绝对会让人眼前一亮,会让你内心自省,会让你渴望一种精神和思想的洗涤,但他更看重的似乎是观念和思想的传播。掩卷之时,内心的阅读快感尚未消失,就已隐隐浮起一丝不安,为不是一个信徒,为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惶惑。
  文学其实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作家也很难成为肩负布道重任的传教士,更多的时候,文学只是个体和大众体验的叙述者,一个和现实世界保持距离的观察者。不可否认,张承志随时高擎的地域民族与宗教大旗不仅阻隔了更多人的了解,也在更深层次上消解了他的思想更为出色的辐射和传播。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与层出不穷的国际宗教纠纷极易让外界对他的文学产生不必要的误读。
  显然,为自己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始自于他的本意。就象武侠小说里有种自身功力高强的侠客,在与对手近身相搏时全无防备,招招攻击对手同时也将自已身体亮出来让对手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承志一开始就没打算得到圈内的承认,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好孩子,甚至一开始就盼望着被围攻,被放逐。
  但事情的发展显然并不如他的设想。荷尔德林曾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张承志不需要拯救,他需要的是金戈铁马,需要的是刀光剑影,他甚至先验地设想自己被主流文学圈被世俗文化势力围剿、诛杀、肢解的种种悲壮情景,他的战斗欲望不仅来自用清洁的文字和思想涤荡污浊,更来自一次文字厮杀的期待。不过最后不仅没有围剿,没有放逐,反而是一片叫好和喝彩,还有一个爱文文学奖来加以表彰——斗士最怕的不是孤独,而是失去目标,拎剑而来,抱着荆柯之志的张承志作不了刺客,只得作一名歌者,在苍凉的中国北部高原渐行渐远。
  “这里,宗教成熟了,变成了和谐的文化。这样的文明魅力十足,每一个儿童都在它的哺育中成长,每一个姑娘都觉得这样更美,甚至每一件坏事,都在它规定的限界到头和终止。”在《正午的喀什》中,张承志这样陶醉地描述着他眼中的喀什,此时,谁还会去在意这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现实?
  同样来西北黄土高原的歌手许巍这样唱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听着这略有些忧伤的旋律,突然怀念第一次看《北方的河》的感觉,温暖干燥,透明亲切。合上书就有背上背包出发的冲动——也许,我们更多时候需要简单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