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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后殖民主义"语境的有益尝试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自1993年底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1995年以"张承志现象"为重点收场戏之一,而在一片肤浅的喧哗声中草草结束了。今天我们旧话重提再谈张承志,首先就需要检讨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而不致于还没开始讨论就已跌落在"抽象"的"人文精神"的迷谷中。那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出发点呢?我以为应该把张承志放在"后殖民"语境下来思考。

对于究竟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自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界定。但我以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多元文化的国家来说,意味着某种内外夹击的历史困窘。从外部而言,我们作为欠发达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面临着西方强势政治、经济、文化的诱惑、挤压和挑战。而从内部来说,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体制又面临着内部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性挑战,而这种内部的民族矛盾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变成民族内乱或国家崩溃的决定性内部原因。总之,我们既要应对国际性多元民族文化的挑战,又要处理内部复杂的文化矛盾。尽管这种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挑战,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就存在着,但是那时的国际主导趋势是由分到合,是建立民族国家趋势由西方向东方世界的波散;而现在则正好相反,是由合到分的多元文化的膨胀期。从这种"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来看张承志,他就不再是什么抽象的、空洞的理想主义的仅存的斗士,更不是什么唐吉诃德式的文化狂人,而是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鲜明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表征。

阅读张承志自《心灵史》以来的文本可以发现,其主要的创作意向涉及两个方面:作为中国哲合忍耶教派回民代言人,对官方压迫性体制的控诉与挑战;对西方"列强"肢解中国阴谋的强烈危机感。第一方面的内容以《心灵史》为代表,而第二方面主要见于《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这两本散文集的诸多篇章中;而且后一方面,近两三年来更为突出。不管张承志是如何表述这两个基本意向的,也不论我们可以对它们做怎样多方面的解释,都不应回避这样三方面的基本事实:第一,那炸响的沉默的惊雷–哲合忍耶回民的声音,从边缘处向汉文化中心发出挑战,这种挑战至少是新中国建国四十多年来大范围公开表现的第一次。第二,那种对西方肢解中国的危机感是一种独特的东方抗议之声。第三,更重要的是,张承志"自陷"于腹背夹击的双向体制的挑战姿态,再形象不过地突兀了中国和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二难处境,即环绕中国这个中心枢纽展开的一系列相关而又悖反的矛盾:欠发达/现代化与传统/西方化,独裁、专制/民主、多元与整合、统一/混乱、分裂……–中国和中国文化还能在这种其直接和紧迫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中生存下去吗?这最后一点对那些仅仅具有内地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易有切肤之感的。也正是在此,张承志为这些知识人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位置参照点。然而对于上述各点,中国文化界不仅缺少真正的正面性反应,而且有意和无意地"封杀"着它们,消解着它们。

我想说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涉及张承志文本的"红卫兵情结"问题。不错,抽象地来看,他的文本中是有着某种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影子。我们姑且不论这种红卫兵精神是否可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就以张承志近期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是同红卫兵造反精神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在红卫兵那里是"破"字当头,只"破"不"立";而在他这里则是以"立"为主,以破辅之。首先,他不是空洞地对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体制进行炮击,而是切实地深入到内蒙中亚腹地、西北黄土高原和天山区域,并且更重要的他不是作为采风客和外来文化的观照者,而是作为真正的学生和少数民族文化之子,去把握少数民族文化的心灵模式,然后再把这种心灵模式本真化地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他就为自己所进行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地。因此,他对西方文化和汉文化的批判虽然就其批判本身而言并不细致,也比较粗略,但他的文本的文化意韵则不但不贫乏,反倒显得很丰富、醒目。另外,他不仅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汉文化(这只是转述张承志本人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还积极地去从汉文化的传统中发掘某种"清洁的精神",并想以这种精神去整合正多元离散化的文化板块。而至于他十余年来的文学创作,对新时期文化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我想补充两点:第一,自上一世纪中朝中国面临民族和文化危机以来,先辈或者从西方引进救国强民之道,或者试图通过改造传统儒家文化使之"古为今用",他们都基本忽视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异质性文化资源,而张承志的着力点正在此方面。第二,文本的意义不是存在于文本字里行间中的固定的内容,而是由文本与阐释者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对话产生的,因此我们从什么方面去解读张承志,去怎样放大他的文本中的可能性意义指向,就不仅决定我们对张承志的理解,而且也多少决定了张承志(也包括我们自己)所能发挥的历史性作用的性质与程度。所以让我们进行真诚的多元对话,弃置自以为是的不必要的义气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