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有人总结了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愚、穷、弱、私。历史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中国社会显然已经变化不小。然而有一点不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却反而更为恶化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愚、穷、弱、私。七八十年前的“愚”,是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忠厚但彻底无知,也就是“无教”,还有救的希望,而今天的愚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
一方面政府立法搞“九年制义务教育”,另一方面学费年年暴涨,中小学的学费从一学期三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三千元一直往上涨,直至“贵族”学校的几十万元一学期,全社会开动宣传机器,鼓动老百姓尊师重教,加大教育投资,搞得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而倾家荡产,家徒四壁——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所教育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道德意识淡薄,责任心几近于无,价值观念混乱,只知道“有钱”是人生唯一的奋斗目标——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反讽。中国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苦苦奋斗了大半个世纪,但今天他们依然普遍担负不起子女的学费,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劳作还不够子女在学校几个月的开销。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找到工作,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既不愿种地也不会劳动,呆在农村无用,到城里无能。给别人打工工资太低,满足不了长期学校生活培养出来的消费欲望,结果是全民族青少年效仿港台录像片的镜头,努力提高自身犯罪率,为了金钱不惜铤而走险,为了眼前的享受不惜赴汤蹈火。这就是“误教”结出的苦果。拜金主义毁掉的不是个别犯罪少年,而是整整几代人!
愚的表现方式当然不止这一种,另一种是全民族好赌,以赌相娱,人们忘记了自己的社会的责任,放弃了对知识和思想的崇高追索——全民族的创造力都耗在麻将桌上了,社会的进步从何说起呢?!
另一种愚的表现形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开放精神”——性开放、情人现象、卖淫嫖娼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性病,都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对贪官污吏出奇地同情和谅解:“人嘛,都一样”;对有钱人的崇拜到了可以容纳一切不正当手段的地步,只要你有钱,那么谁都巴结你,哪怕你这钱是偷的、抢的、骗的、贪污来的、贩卖白粉卖淫换来。为了**,人们可以不要道德,不要良心,不要廉耻,可以不择手段,许多妓女甚至牵家带口地往埃及、阿曼“劳务输出”,轻轻松松地把其他国家的妓女挤出当地,真正是繁荣娼盛,给我们华人脸上贴“金”了;为了**,人们买卖胎盘,因为中医认为胎盘大补;而云贵高原每年都会抓住几十个几百人组成的贩卖儿童、女婴的犯罪团伙。为了金钱,我们这个民族已经集体性地丧心病狂。
第二个问题是穷。中国的城市建设成就,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无论哪个城市,都是一样的高楼大厦、水泥钢筋,都是一样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但与此相对的是,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他们的财产不但没有随着每年 “8-12%的经济增长率”而增加,反而一年不如一年地在减少,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除了交纳地方政府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各种“费”、“款”,以及最起码的生存所需之外,就所余不多,一家老少辛苦收入尚不够子女上学的开销,尤其红白喜丧(结婚、建房、丧葬、送礼)更是砸锅卖铁都力所难及,为了结婚、建房、丧葬、送礼、供子女上学、治病,绝大多数农民都挣扎在“生存底线”之下,他们中有许多人由于无力承受极度的贫困而自杀。
造成这种贫穷的原因,一者是农民文化素质低,大多数是老弱病残,缺乏起码的农学专业知识,根本不懂植物土壤以及化学知识,和几千年前刀耕火种的祖先们差不多一个样,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同时受过教育的年青人同样没有学种地的,他们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赤贫状态;二是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的蒙昧,超低收入的状态下搞超前消费、超高消费,结果负债累累,农业生产上的投资率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是比中国还要低的,这就造成恶性循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职业的民族不重视农学教育和农业投资,而是一个劲地要让孩子“跳出农门”,基层政府只知道从农民身上吸血却从来不考虑农民死活,农民不知道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上也无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对基层官员的横行霸道逆来顺受。在生活方式上,传统的结婚、丧葬、过春节方式就是高消费,尽管农民们平日里省吃俭用,但酗酒抽烟、宴席上吃不完的饭菜一倒了之,浪费惊人,而这种不科学的消费方式又反过来把身体搞垮了,又造就了第三个问题:“弱”。在中国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框架下,农民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机制,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机制,小病熬着,大病抗着,贫病而死。农村的贫穷带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贫穷,农民整体正当消费能力的不足,导致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空间狭窄,从实物经济增长来看,整个国民经济水平依然停留在一九八零——一九九零年的中间阶段,科技进步所带动的经济缓慢增长事实上被这些人为的消极因素所抵消:
1、过于庞大的行政体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劳动力闲置、对社会创造力的压制干扰;
2、错误的消费方式;
3、泡沫式教育体制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以及农学教育的严重欠缺;
4、蒙昧野蛮的丧葬习俗;
5、对土地、海洋、矿产等自然资源掠夺式的破坏而造成的实物经济衰退;
6、工业化对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基础建设的自然淘汰。
7、全民族道德衰败使经济行为极端无序化,由此而造成对经济增长的牵制;
8、农村的赤贫导致国内购买力的贫乏,进而牵制工商业的发展;
9、不合时宜的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始终处于被科技大国冲水抽血的被剥削状态。
经济上的贫穷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尚且是一个可以忍受的问题,而真正的贫穷则是精神上的贫穷,这是无法忍受的贫穷,也是造成今日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根本性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弱。造成我们这个民族“东亚病夫”形象,平民体弱多病的原因有五个:首先是经济上的贫穷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整体上只求饱肚不讲营养;其次是我们欠缺营养学的知识和起码的卫生常识,这是“无教”造成的;第三是错误无节制的生活方式,许多人抽烟酗酒、宴席上暴饮爆食、日以继夜搓麻将以自娱,有钱就去嫖娼,没钱就去卖淫,结果落得一身是病;第四是医疗体制、社会福利体制造就的有病不敢看,看病就得准备倾家荡产,结果没钱的人根本不去看病,小病久了就变大病,并且医生普遍缺乏起码的医德,更有甚者“治病”只是某些医生和医院骗钱的一个籍口而已,哪管你的死活,交不起医疗费就停药停医;第五,也就是最要命的,我们这个民族本质上就是一个肮脏的民族,缺乏一种清洁的精神,心灵上的肮脏可见诸古往今来我们祖先辉煌的人际斗争艺术,从先秦的法家、道家、《战国策》,到宋代的《资治通鉴》,从勾心斗角的史官历史到举世震惊的十年文革,从理论到你我处处可以体验到的人心险恶,谁都有无比深刻的亲身感受,而这样卑鄙肮脏的民族人格形诸于外,就是不讲卫生、随意破坏环境。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有个外号叫“邋遢宰相”,道教史上有名的张三丰谓之曰“邋遢道士”,可见其肮脏到了何等地步,而普通平民之邋遢自然也不在话下,每天早上起来洗一把脸(脸是最重要的)就算是打扫得相当的“卫生”了,像穆斯林那样固定每周洗一次以上“勿斯里”(全身洗净),每天洗两三遍以上的阿不带斯(洗大小便处、漱口、呛鼻、洗脸、洗手至肘、洗足至踝、摸头、洗耳),我们听着就觉得罗嗦、麻烦:“我们哪有这么多时间?”诸位记住了,我们汉民族没有时间洗阿不带斯,有时甚至两三个月才洗一次澡,但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搓麻将、看电视,更有时间留着以后慢慢地生病。我去过一趟新疆,就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维吾尔人住的村庄特别的干净,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栽着葡萄、花,门外街道两旁不是栽着树就是用栅栏围着一个一个的小花园,大街小巷看不到垃圾,(都给埋进土里去了)而我们汉族人住的房子只要看看那个院子就知道了:水泥地浇得平平光光的,没花没树也没草,但是垃圾遍地,家门口、墙拐角臭气冲天——哪怕垃圾桶就在十几米外,他们也不愿多走几步,而是贪省事,把垃圾倒在家门口。更别说象维吾尔人那样家家户户大清早自觉地到外边扫大街了。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有我们汉族人的地方就脏就乱呢?我们总以为“少数民族”就“落后”就“不开化”就“野蛮”,但事实上最落后、最不开化、最野蛮、最肮脏的恰恰就是我们这个自我感觉最良好的大汉民族!我去新疆时路过赛里木盐湖,只觉得那真是造物主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天堂,美丽得让人无法叙说,但当我一个月后回来,却发现那儿已给我们这些同族同胞们搞了个“旅游开发区”,到处是垃圾、到处是臭烘烘的大小便,到处是游人,原先宁静洁净的湖面上已是汽艇排放的滚滚青烟。我当时就感叹:我们这个民族的破坏力真是太伟大了!我们从来就不懂得珍惜自然、从来就不懂得珍惜人间真情,甚至我们都不懂得珍惜粮食,不管多穷的人,粮食稍微宽裕一点,就毫不怜惜地乱倒乱扔——我们这个民族是人类家庭中最没出息的败家子!我们的贫弱难道不正是一种真切的报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