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新近短篇小说之美
在中国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中,石舒清不仅倾心致力于短篇创作,而且短篇在他那里,被锻造得更为精致更为纯粹也更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真正堪称“短篇王”。从他最新发表的《底片》(2005年第1期《花城》)能看出他在短篇小说之路上的不断探索与追求。“底片”系列是关于“西海固”大地上几个村民的素描:望天子、懒汉、哑巴、大姑父。写“人物”是小说最古老的一个叙事元素,算不得新颖,石舒清却能绝处逢生,在短篇这个旧瓶里装进去了新酒,把短篇的审美性推到一个极致,几乎优秀短篇所必须的一切要素在“底片”及其前后的变化中充分地凸现出来了。
首先是人物身份的变化。在石舒清小说中,主人公虽然都是西部乡村农民,但2004年以前的主人公基本属于健全的人,而“底片”中的人物却变得残缺了:望天子(《望天子》)眼睛有毛病,民间叫法“高照眼”,所以队长给他的任务是看守庄稼,劳动的对象就是天上飞的麻雀。懒汉(《懒汉》)的“懒”直接是一种主体精神缺陷,懒而脏,懒而穷,懒而被人瞧不起。哑巴(《哑巴》),他哑而净、哑而静,然而他不能言语,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话语权。在闹饥荒的年月,在纷纷乱乱的世界中,甚至当人们挤向窗外的囚车时,他的罕有的宁静却填补了他话语的空白。大姑父(《大姑父》)的残缺在于主体人格的分裂,是一个异化了的人。大姑父和大娘娘(妻子)有个不成文的契约:大娘娘用谷物周济“我家”时,大姑父可以保持与相好的关系,那么,当周济不再需要的时候,这个家会怎么样呢?这样追问的时候,似乎是小说的主题意义压倒了人物本身,但站在大娘娘的角度,大娘娘纯粹的利他精神是凛然于小说中的一个高杆——如何于白描中把捉人物的灵魂才是石舒清的本意。主人公的这些特点,在别的“新生代”作品里似乎并不鲜见,但这不等于和别人的一样。石舒清笔下人物的残缺在于外貌,而精神却是健全的,而且是大静、大善、大美。望天子作为一种眼睛,当它注视它的劳动对象的时候,他者或者说捣蛋添乱的孩子们所感受到的眼光是无情、凶狠、恐怖的。然而,当弱小者——“我们”的同学望天子的孙子身遭不测之时,就是这一对常被人蔑视的眼睛首先奔涌出了人间最为柔绵和温暖的东西。在《哑巴》中,我们从哑巴修剪整齐的胡子、干净整洁的衣着感受到了哑巴异常洁净的心灵。这个过程倘若放到其他小说家手中不知会怎么繁复地去折腾,而石舒清却只用了最传统的白描手法,哑巴的大静之美被自然“引出”。人物素描也许是现今的小说家所不齿的小事,但把一个小小的事情写得兴趣盎然,或者在一个并不新颖、并不重要的题材上深刻反映一个表面看来普遍的问题,则在当下短篇创作中恐怕并不是什么小事,它深关小说家主体的精神问题。
其次是叙述艺术的变化,石舒清以前小说中的“诗意”,是散落在语句中的语法层面的技术化修辞,即“微观修辞”。当然,不是说强调微观修辞就成了限制石舒清前期小说品格的阻力。恰恰相反,他前期小说的主要成就属于主题学意义。“底片”中的“诗意”变成了“意象”,总题目“底片”本身以及各单篇中的诸人物,既是小说的叙事元素,又是小说的张力结构,是“活生生的形式”。“望天子”是眼睛的意象,望天的时候有鹞子般的凶猛和尖利,后来孙子夭折了听说望天子老人流了不少眼泪。关键处观察者、参与者的“我”却突然抽身走掉了,“就想他那样的眼睛落起泪来,和我们的眼睛会有些不同吧。”“望天子”这个意象作为外在生活只是为了推动内在生活而存在的,有了它,“望天子”丰富的内心世界才开始向读者敞开。“哑巴”置身在纷乱的人群中,人们都在一片狼藉中抢看囚犯,哑巴却“手里捏着粮票,一只手舒开来放在膝上,头微垂,似乎他已在独具的安静中睡着了”。哑巴既是意象又是寓言,它给生命体验本身赋予了一种动态的情感审美形式。即美与丑、动与静或者言说与缄默之间的持续摇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是从那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中逃走,而是在阅读的“摇摆”状态中把自己自觉地变得自由而积极。而这样的艺术肯定是具有自然、纯粹的大美境界的。
短篇小说的这种艺术新质,虽然在石舒清前期小说中就有,但在“底片”中却有几乎完美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石舒清捍卫了短篇的纯粹、精致、审美性。短篇在他这里也变得无限生动、机灵、挺拔。然而,石舒清的武器却异常传统:朴素、自然、白描、意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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