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进化论的是一个业余的英国自然学家,即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至今仍有人在维护他的理论。达尔文从未在生物学方面接受过正规教育。 他只是个对自然和生物现象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这种兴趣激励他自愿乘坐”贝格尔号”(小猎犬号)的英国皇家军舰,参加了航游世界的远征。
1832年,他们从英国出发,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旅行了五年。特别在经过加拉帕哥斯群岛时,各种各样的生物物种,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雀鸟。他认为那些不同雀鸟嘴部的变异,是由于为了适应不同的栖息地而引起变化的。正是这种想法促使他想象:生命与物种的起源,来自于“对环境的适应”。根据达尔文的假设,不同的生物物种并不是真主造化的,而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结果彼此才产生差异的。
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的假说并没有经过任何科学发现或试验的检验,而是在当时一些知名的唯物主义生物学家们的支持和怂恿下,他及时把它变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生物的个体先是以最好的生存方式,适应自己的栖息环境,然后再把它们的特性传承给后代;这些有利的特性逐步累计起来,并把个体转变成完全不同于它们祖先的新物种。(这些“有利特性”的起源在当时是不得而知的。)按照达尔文的想法,人类是最适应这种体制的产物。达尔文把这个过程称为“由自然选择引起的进化”。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物种起源”:一个物种的起源来自另一个物种。于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对这种假想做了“破译”。
当时,达尔文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理论会面对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他在该书“学说的难点”一章里公开承认这一问题。这些“难点”主要是化石记录,无法用“偶然形成”来解释的生命体的复杂器官(例如眼睛),以及生物的本能等问题。达尔文希望这些难点能通过新发现来解决;可是,这并未阻止他进一步提出许多毫无根据的解释。
美国物理学家利普森,对达尔文所提出的“难点”作出以下解释:
“初读《物种起源》,我发现达尔文远没有像描述的理论那样,对自己具有信心;例如‘学说的难点’一章,其中就显示了相当多的自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对他关于眼睛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尤其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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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原以为这个理论上的难点,会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然而,事实上科学更进一步地证实了他的错误。
达尔文的种族主义达尔文最重要但鲜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的种族主义:达尔文认为,欧洲的白人要比其他人种更”高级”。当达尔文推测人类从猿类动物进化而来时,一些人种比其他人种发展得更快,而后者仍保留了猿的特征。《物种起源》出版后,他写的《人的来由》一书狂妄地评论了“不同人种间截然的差异。”.1 达尔文在书中认为,黑人和澳洲的土著等同于大猩猩,然后他们将被“文明的种族”及时地“弄死”。他说:
也许在不久的数百年里,文明的人种将消灭、取代世上野蛮的族人。同时,人猿……无疑地将灭绝。这样,人类与其最亲近的同类之间的差距将加大;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时,高加索人、与猩猩一样低等的猿,将取代目前介于黑人或澳洲土著及大猩猩之间的种类。2
达尔文的这种荒谬想法不仅为社会学所接受,而且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
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现有的人种处于“进化阶梯”的不同档次上,欧洲的人种是最“高级”的人种,而许多其他人种仍然具有“猿”的特征。
达尔文发展他的理论时,受到了他之前的很多进化论生物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根据拉马克的观点,生物把他们在生存期间获得的特性,通过代代相传、逐步形成了进化。例如,长颈鹿是类似于羚羊的一种动物,为了能吃到高处树枝上的树叶,经长期的“努力”,逐步延长了脖子,从而进化成了现在的长颈鹿。达尔文也是利用拉马克提出的”传承习惯秉性”的论点,来解释生物进化的。
然而,达尔文和拉马克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对生命的研究仍处在技术原始和水平幼稚的阶段。 在当时的科学领域中,例如,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名称都不存在。因此,他们的理论必须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想象力。
当达尔文的书产生一定反响时,一位名叫格雷戈尔·门德尔的奥地利植物学家,与1865年发现了遗传的规律。在19世纪末,门德尔的发现依然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初,他的发现才成为科学界的重大成果。这就是遗传学科学的诞生。
那以后,基因和染色体的结构也先后被发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信息中的DNA分子结构的发现,使进化论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因为,生命具有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这使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变得无效了。
这些发展表明,达尔文的理论早该抛入历史的垃圾坑中。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某些圈子里的人们,依然站在科学的讲坛上,坚持对进化论进行修补、更新,并且设法把它提升到科学的位置。这些努力的目的,并不是对科学的关注,而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图谋。
[ 本帖最后由 启明星 于 2008-1-17 14:0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