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达尔文主义的模式–我们姑且把它叫成进化论的“主流”–依然争辩说,生命是经过两个自然的机制逐步进化的:“自然选择”和“突变”。该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自然选择和突变是两个互补的机制。进化变异的起因,是生物基因结构的随机突变。引起突变的特性,通过自然选择的体制而选择,从而使生物逐步得到进化。
当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理论时,就会发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像进化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自然选择和突变的说法–不同的物种相互地转变,它们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
自然选择
在自然的变迁过程中,“自然选择”已为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所熟知;他们将它定义为:“物种不受破坏而保持稳定机制”的一个自然过程。达尔文是第一个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即自然选择的过程具有进化的力量,并且在此基础上树起自己的全部理论。他的书名就表明,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理论的基础:《物种起源:自然选择的途经》
但是,从达尔文时期起,没有一个证据显示,自然选择引起了生物的逐步进化。英国著名的进化论者、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高级古生物学家科林•帕特森强调,从来没有观察到自然选择,会有力量引起生物的进化:
“没有人曾通过自然选择的机制生产出一个物种;也没有人曾经接近过这一机制,而新达尔文主义目前的争论就关乎这个问题。”
自然选择的观点认为,那些更加适合于它们栖息地的自然条件的生物,将会繁衍后代并存活下来,而不适合的生物将会消失。例如鹿群,在其他野生动物的威胁下,那些跑得快的鹿,就自然地存活下来。这是真的。但是,不论这个过程延续多长,它将不可能把那些鹿转变成另一个生物物种;鹿总是鹿。
当我们看了进化论者证明自然选择的一些例子后,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企图蒙蔽我们眼睛的把戏。
"工业飞蛾"
1986年,道格拉斯•傅图马出版了《进化生物学》一书,该书被当成对进化论最佳解释的数据之一–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进化论。就此,他提出了最著名的例子:飞蛾的颜色,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变黑了。并非只是在傅图马的书中有这样的故事,关于"黑色革命"的故事,几乎在所有进化论者的书中都可以找到。 故事基于英国唯物论者、生物学家伯纳得•凯特维尔(Bernard Kettlewell)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试验。我们可以简述如下:根据记载,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曼彻斯特附近树木的树皮是浅色的。而栖息于这些树上的那些黑色飞蛾,很容易被捕食它们的鸟类所发现,所以,飞蛾几乎没了存活的机会。50年后,由于工业污染,林地中的青苔枯死,树皮变黑;可是这一次,栖息在树上的浅色飞蛾,却成了鸟类的猎物。结果,浅色的飞蛾逐步减少,而深色的飞蛾开始增加—-就因为不易看见。于是,进化论者把飞蛾当作他们理论的重大证据。另一方面,他们躲在窗帘后面聊以自慰,就凭浅色飞蛾何以变成深色飞蛾这样的变化。这怎能成为进化论学说中“自然选择”理论的重要证据呢?甚至在这个事实中,根本没有进化的形式,因为根本没有新的飞蛾物种的出现。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情形决不可能作为进化论的证据;因为,自然选择不可能生出原前并不存在的一个新的形态。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出现以前,深色飞蛾就生存在浅色飞蛾当中。只是飞蛾存活的比率,随着飞蛾总量的不同在变化。飞蛾也没有获得可以引起“物种变化”的新的特征或器官。例如,为了让一只蛾变成另一生物物种,鸟的身上就必须增加新的基因,也就是说,必须给鸟输入完整、单一的遗传程序,以便包括鸟的物理特性在内的信息。
简而言之, 与进化论者所想象的理论相反,自然选择不可能具有使生物产生新的器官组织,或者从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物种的特性。
从达尔文时代至今, 进化论者所提供的最大“证据”,也只有这个工业革命“黑症”的故事。
工业黑症当然不是进化的例子;因为,期间没有出现新的飞蛾物种。选择只存在于已有的差异之中。而且,这种经典的黑症故事是骗人的。上面是教科书中使用的图片(画出的仿真照片)。实际上,这是进化论者粘贴或钉在树身上的死飞蛾的标本。左图,工业前期的浅色飞蛾;右图,工业革命后期的深色飞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