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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对待圣训?(张维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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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35
    穆沙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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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了无花果先生的新作《谁是受谴怒者?》,十分佩服其对穆斯林现状的批判精神。一直以来,耳闻目睹更多的是一些不疼不痒的译品和作品,对穆斯林现状的严酷和严峻很少有人涉猎。于是很多人被表面的教门兴盛所迷惑,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为满足,而忽视了内在素质、根本理念的建设,很少认真去思考真主何以称穆斯林为“最优秀的共同体”。由于中国穆斯林目前缺乏的就是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因而无花果的此类文章显得难能可贵。但是,这篇文章中存在的问题亦不可等闲视之。姑且不论其他一些问题,单就对布哈里等所辑录的关于规定五番拜功的圣训的论述,凸显我们的学人虽然不乏激情,但缺乏严肃、认真、客观的研究和探索。试看无花果的文字:

    且说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穆圣在登霄的时候接受了真主的命令要礼五十番拜,回去的时候路过穆萨,被穆萨拦住去路,说你的教民无法完成,快去求情吧。于是穆圣返回去求情,真主减为二十五番。穆圣回去又路过穆萨,穆萨说,你的教民仍然无法完成,快去求情吧。穆圣于是又返回求情,被减为十番。穆圣回去又路过穆萨,穆萨仍说不行,穆圣返回求情,结果被减为五番。穆圣回去又路过穆萨,穆萨仍说不行,穆圣返回求情,结果真主不再同意,但告诉穆圣,你的教民礼五番拜,胜于穆萨的教民礼五十番拜。
    然而,根据《古兰经》上的证据,五次礼拜是真主陆续要求穆斯林做的,不是在登霄夜一次性成型: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 (4:103)
    根据此段经文,五次礼拜正式成为主命,而此节经文降示在麦地那,登霄是在麦加,那时尚未降示该节经文。
    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有下面几条明显的硬伤和漏洞:
    1、真主全知一切,他明明知道仆人无法完成五十番拜,必然不会那样规定,因为他不会责成人能力之外的事情。
    2、如果说真主并不打算规定五十番,何不一开始就确定五番。却故意规定五十番拜,让穆圣往返求情,岂不是在捉弄穆圣?
    3、穆圣对于真主的命令一向顺从,绝无丝毫迟疑,为什么却要听信穆萨之言返回求情?难道真主的判断不是更应当服从的吗?
    4、穆圣曾经说过,即使穆萨在世,也要服从于我。而这里却安排穆圣听信穆萨,难道穆圣从品级上不如穆萨吗?
    5、穆圣对于真主的判断不当回事,却把穆萨的意见记在心头往返求情,难道他要与真主讨价还价?
    6、为什么编故事的安排穆圣遇到了穆萨,而不是阿丹、努哈、易卜拉欣,或者达伍德、尔撒?穆萨被犹太教徒当作创始人,用穆萨出场,显然是拿穆斯林与以色列人进行比较。
    7、为什么最后的用意落到了孰高孰低之上,以民族主义收场,穆圣的教民五番拜胜过穆萨的五十番拜?
    据此,登霄时接受五番礼拜的说法,一不符合经典明文,二不符合历史事实,三不符合正常的理性,荒诞不经,不足为证。

    我们分几个层面来探讨无花果对相关圣训的质疑:
    一、首先,无花果对这段圣训的叙述有误,据布哈里和艾哈迈德的辑录,是“回去的时候遇见穆萨,”而没有“被穆萨拦住去路,”一句;其二,不是“快去求情吧,”而是“你去见你的主,”;其三,原文只说往返三次,逐渐递减,并没有减为二十五番、十番一说;其四,原文中不存在 “结果真主不再同意,但告诉穆圣,你的教民礼五番拜,胜于穆萨的教民礼五十番拜。”而是“五番是五十番的报酬,”。所以,无花果提出的第七个问题是无中生有,不能成立,也就无需探讨。
    或者,无花果所引述的这段文字果真是无花果所说是“故事”,不是“圣训”,这就无需劳神费舌去加以研究,因为民间流传的故事多的是,不光是穆斯林中,其他民族中也有大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穆斯林(特别是回族)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或其他文化影响的一个群体,民间流传种种故事,包括神话故事,也很正常,你能一一研究过来,并加以批判吗?但问题是无花果引述的“故事”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圣训,而且是布哈里等穆斯林学者公认的圣训学家们辑录的,这就需要我们严肃去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否定”或“肯定”穆斯林学者们公议通过的一个论断——布哈里和穆斯林所辑录的圣训是可靠而正确的圣训,故称为“两大正确圣训集”。如果无花果在批判这段圣训时,去认真查阅一下布哈里等所辑录的圣训原文,他就避免了很多麻烦,但他没有这样作,而是把民间流传的“故事”作为蓝本,予以批判,由于这些故事在原有的圣训内容中附加了一些很容易作为批判对象的东西,因而为“批判”铺平了道路。例如,加上原文中没有的“被穆萨拦住去路”,无非是突出穆萨的“非礼”举动,给我们的印象是穆萨简直就是一个梁山好汉,根本不像是一位先知;又如,加上原文中没有的“你去求情吧”,增加了故事的不合理性,因为复生日穆圣为教民求情一说,被一些理性主义者否定,这里无花果这样叙述,是否为容易批判设好伏笔?再如,附加原文中没有的“胜于穆萨教民礼五十番”,为后文中批判所谓“民族主义”提供绝好的素材。好在这些附加内容并不是圣训的原有内容,我们也不必去探讨它们了。遗憾的是,无花果既然在严肃认真地批判穆斯林的现状,为何不去查对一下圣训原文,而是根据民间的传说去进行批判?近代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说:“批判任何一个宗教,不可以该宗教中的异端邪说为根据。”批判圣训,也不可以不准确的传说为依据。否则,我们的探讨与学术研究无缘了。

    二、对于规定五番拜功的圣训,无花果提出的质疑是:1、真主全知一切,他明明知道仆人无法完成五十番拜,必然不会那样规定,因为他不会责成人能力之外的事情。2、如果说真主并不打算规定五十番,何不一开始就确定五番。却故意规定五十番拜,让穆圣往返求情,岂不是在捉弄穆圣?
    由于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内容,所以把它们放到一起讨论。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出如下两个前提,这对于我们理解相关的圣训乃至古兰经不无意义:
    (一)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的立法依据自然不会陌生,即古兰经、圣训、公议、类比。既然圣训是立法依据之一,我们还要知道圣训的价值、地位,它的考证及辑录历史,学者们是怎样考证它的,他们的考证客观、科学吗?哪些是可靠的圣训,哪些又是脆弱、伪造的?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它们?对于圣训中的一个内容,穆斯林学者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分歧吗?对于有分歧的问题,我们不妨在参考其他学者观点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对于学者们一致公认的内容,我们必需尊重,除非拿出无懈可击的证据证明那不是公议,或这种公议不合理。比如,伊斯兰的立法依据中,其他依据是有分歧的,而上面提到的四大依据却没有分歧,被认为是公议(Ijmar);布哈里和穆斯林所辑录的圣训被学者们公认是可靠的圣训,故原文称为“正确圣训集”(Saheeh)。那么,对于布哈里或穆斯林所辑录的圣训,要慎重对待,不是不可以用理性去分析和研究,但决不能凭想当然的观点或唯理论去作先入为主的判断。如果被学者们认为是可靠的圣训,我们有了质疑,那么,最好先去看看学者们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因为许多圣训,如果和它们的具体背景结合起来理解,不存在问题,但你如果把它孤立起来看待,或许会产生一些疑问和困惑。一如《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作者竟然误解了布哈里所辑录的关于百年换一代人的圣训,以为是百年后不存在人了,于是草率地否定这段圣训!同时应该十分清楚我们所面对是一个什么问题,是一般小问题呢,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比如探讨规定五番拜功的圣训这一问题,关乎后者,即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肯定或否定布哈里圣训地位的问题,以及肯定或否定登霄时规定五番拜功的问题,进而肯定或否定学者们的一项公议(Ijmar)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毫不马虎地去对待这一问题,就像伊玛目马里克所说,学者们在作一个判断时,理应仿佛把自己呈现于天堂或火狱面前,然后再考虑是否回答这一问题。但我们有时候连起码的治学精神也作不到,懒得去查一下相关的圣训,更不要说去参考学者们的解释了。或许我们会说,学者们的解释不一定令我们满意,但问题是我们去看了没有,如果看了,不是令人满意,我们再作探讨也不迟。但我们仅凭一些传说去对一个关乎大是大非的问题作出判断,而不是去查看相关的圣训,可见我们的治学存在着不小的危机。美国学者特里尔为了写《毛泽东传》,搜集、整理资料达十年之久,故他写的《毛泽东传》不仅资料翔实,而且栩栩如生。这种治学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二)既然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探讨的是伊斯兰的课题,那么,就要和唯物主义有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相信存在包括可见世界和未见世界;可见世界有它的规律,不能强行用于未见世界。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它的运用范围是可见世界;古兰经和正确圣训中提到的未见世界,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信仰。因此古兰经第二章开头提到的信士的特性之一便是“相信未见”(2:3)。即便是的对可见世界的探讨,我们的理性也并非十全十美,故有爱因斯坦超越牛顿,霍金又超越爱因斯坦,霍金又被当代科学家所批评,等等。古兰经说:“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17:85)所以,在对一个问题,特别是有经典证据的问题作探讨时,要有一种敬畏意识,一种谦卑心理,不能把我们自己摆到和真主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和真主讲道理!而是首先扪心自问,我们对资料的拥有是否确切?我们的判断是否到位?我们的理性标准是否不掺杂个人因素和主观臆断?我们是否做到了研究和探讨的起码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在方法论上是在非此即彼呢,还是亦此亦彼?我们批判我们的群众不理性、迷信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不自觉地嬗变为另一类非理性者和迷信者?
    现在,我们来探讨无花果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真主给人类规定的一切责成,并不是真主需要我们去做,而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那么,当真主责成我们一件事时,这件事于真主毫无影响,但于我们有益,作了这件事,真主会赏赐我们,并且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当真主规定五十番拜功,又使它减为五番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报酬减少了吗?没有,依然是五十番的报酬。那么,真主给我们的报酬与我们实际做的事情似乎不相称;真主规定了五十番的报酬,当减为五番的时候,报酬未变,只是媒介减少了。做五番拜功,得五十番的回赐,是拜功的最后形式。这里,有人提出像无花果同样的问题,“真主全知一切,他明明知道仆人无法完成五十番拜,”“何不一开始就确定五番。”真主给人规定的任务有两个目标,其一,相信并接受任务,不予拒绝;其二,执行任务。如果接受了前者,等于接受了一半的任务,另一半就是执行了。古兰经中的一个例子是,易卜劣斯违抗了自己的主,阿丹也是,但真主驱逐前者,而接受了后者的忏悔,因为两者的“违抗”性质不同:易卜劣斯违抗的性质是拒绝真主的责成,“难道我向你用泥土造化的人叩头吗?”(17:61)也就是说,我不乐意这个任务,因为我比他强。因而拒绝了真主给的任务。而阿丹不同,他没有拒绝真主的命令,而是指控自己,“主啊!我们自欺了,如果你不饶恕我们,不慈爱我们,我们一定成为亏折的人。”(7:23)对真主命令的不同态度、不同心态,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和结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真主给使者规定了五十番拜功的时候,使者欣然接受了任务,没有表示反对,之后才要求减轻。所以,使者的态度说明了他完全接受了真主的责成,之后,执行则是另一回事了。古兰经中易卜拉欣与其子易斯玛仪的故事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因为无花果的疑问不仅仅可以针对这段圣训,其实也可以针对古兰经中的这个故事,即既然真主全知最终以羔羊代替易斯玛仪,那么,何必“多一道手续”,要易卜拉欣去宰自己的亲生儿子,去增加父子二人的痛苦呢?其实,两者的哲理是相似的。当真主要求易卜拉欣去宰自己的孩子时,易卜拉欣的态度如何?“他说:‘我的小儿呀,我确实梦见我宰你为牺牲。你考虑一下!你究竟有什么意见?’他说:‘我的父亲呀,请你执行你所奉的命令吧!如果真主意欲,你会发现我是坚忍的。’他俩既已顺服真主,而使他的儿子侧卧着。我呼唤说:‘易卜拉欣啊,你确已证实那个梦了。’我必定这样酬报行善的人。”(36:102-105)就是说,易卜拉欣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真主的责成和命令,他和他的孩子都踊跃地去执行真主的责成,那么,问题已经解决,考验已经完成,于是真主以羊代替易斯玛仪,最终以这种形式让易卜拉欣去执行真主的命令。这就是对易卜拉欣的责成的宗旨所在。“真主要人们容易,不要人们困难。”(2:185)开始的要求不过是一种考验,人是否获得主的垂怜和慈爱,能否成功,取决于对主的态度,取决于对主仆关系的认定,至于实际执行过程,则另当别论。真主对易卜拉欣的责成似乎也是两个部分,一是相信真主,并心悦诚服地接受真主的责成;二是执行。这里,关键因素是人的动机和意念,圣训所说“一切行为取决于动机”意义也是如此。一个穆斯林由于懒惰而没礼拜,我们说他是个犯罪的人(Asui);而如果由于不承认礼拜为主命而不礼拜,我们说他是不信的人(Kafir)。穆圣说:“真主不注重你们的表面和外观,而要看你们的内心和行为。”
    面对古兰经和正确圣训,如果我们暂时不理解,我们首先应该如一些学者那样,谦虚地说“它或许有一些真主所知道的哲理和奥秘。”而不是冒昧地去否认它,因为我们的理解受自己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做到十分科学、十分客观。况且,对于与未见世界有关的一些内容,更需慎而又慎;未见世界的规则或许不同于可见世界,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识尚且有偏差,何况是未见世界?穆圣登霄事件本身是一种超验的内容,不可能用物质世界的规律去研究其具体过程和具体情形。那么,穆圣到底怎样去见自己的主,又怎样与真主对话,在怎样的氛围,等等,都是未知的。一如真主与众天使的对话、与人祖阿丹的对话、天堂的享受,火狱的情形,等等,我们只能按照经典中提到的内容去相信这是事实,而无法去探讨和研究它们的具体形式。如果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恐怕连古兰经中不可理解的问题你也问不过来。而且这种作法本身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强理性所难,去探讨不属理性职能的范畴。真正理性的作法是,清楚地认识哪些属于理性探讨的范围,遂让理性纵深去研究;哪些不属于理性探讨的范围,遂适可而止。康德堪称是理性探索的大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自始至终捍卫理性,但他对理性望尘莫及的领域也做了划分,于是有了他的另一部巨著《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张承迁先生,用理性去探索伊斯兰五功的现实意义时,写得精彩之极;而他越过理性的职能去探索天使、精灵等未见世界时,谈得非常糟糕。让理性在自己的正常范围运行,而不去越位,才是对理性的真正尊重。

    三、无花果的第二个质疑其实是三个问题:3、穆圣对于真主的命令一向顺从,绝无丝毫迟疑,为什么却要听信穆萨之言返回求情?难道真主的判断不是更应当服从的吗?4、穆圣曾经说过,即使穆萨在世,也要服从于我。而这里却安排穆圣听信穆萨,难道穆圣从品级上不如穆萨吗?5、穆圣对于真主的判断不当回事,却把穆萨的意见记在心头往返求情,难道他要与真主讨价还价?
    我们在前面说过,这只不过是个过程,穆萨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媒介,如果这样问下去,在古兰经中,真主为何让穆萨通过一个“清廉的仆人”认识到自己知识的有限,而不是直接启示他?真主为何要派遣历代的先知,而不是直接启示人类?真主为何要派杰百里天使去传达启示?有时候又直接予以启示(如在火光处针对穆萨)?真主说有就有,为何还要通过历代的先知,历尽磨难?穆萨的出现,也是真主的安排和意欲,真主全知这一切,又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礼拜的规定。一如他对其他许多先知的启示、佑助过程一样。其中的哲理我们能完全理解透吗?至于说“穆圣听信穆萨,难道穆圣从品级上不如穆萨吗?”这一过程与品级无关。因为圣训中提到,穆萨对先知说:“你的教民不能胜任。”“我已在你之前的民族中有过经验。”这是温馨的提示,还是居高临下的指示?自然是前者,那么就不存在“听信穆萨”的问题。真主曾经给穆萨的民众规定一日两番拜功,早晚各一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认真执行。所以,穆萨对先知说那样的话,乃出于对先知及其教民的喜爱,以免先知的教民遇到以前的民族遇到的难以胜任的情况。因为穆萨有经验在先,而穆圣是初次接受关于礼拜的责成,听取穆萨的提示也就顺理成章。即便是就品级而言,如果一个领导听取下属的意见,不是好事反而是“听信”吗?同事之间的相互忠告不也是正常现象吗?何况是先知之间?至于说“对于真主的判断不当回事”,通过穆萨的提示,穆圣意识到穆萨的出现和提示乃真主的安排,于是返回去要求减轻,不是可以理解的吗?古兰经提到对一些前人的责成比穆圣的教民重,因之古兰经教我们念的祈祷中有“主啊,求你不要使我们承担重负,一如你使前人承担它一样。”(2:286)穆圣只不过执行了这段经文的祈祷而已。当先知易卜拉欣要求真主让他看看怎样复活死者时,并非不信真主的大能,而是为了增加信念;穆圣去要求真主减轻,也并非是不理会真主的规定,而是看到穆萨的提示后意识到这是真主的安排,因为此时穆圣已经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最初的命令,考验已然完成,一如易卜拉欣准备宰自己的儿子时真主的考验已经完成一样。这不是无花果所说的“讨价还价”,而是真主的安排,正像先知易卜拉欣与自己的儿子的故事也是真主的安排一样。一个人的一生都是真主考验人的过程,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真主的考验和自己的人生。至于我们能做什么,则真主自有睿智的安排,“真主不责成一个人超乎其能力的事。”(2:286)这才是登霄时规定拜功和先知易卜拉欣与其子故事的主要意义。“我以善和恶考验你们,你们必将归于我。”(21:35)“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的现状,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心态。”(13:11)
    四、无花果的第四个质疑是:穆圣遇到了穆萨,而不是阿丹、努哈、易卜拉欣,或者达伍德、尔撒?穆萨被犹太教徒当作创始人,用穆萨出场,显然是拿穆斯林与以色列人进行比较。
    经典中安排哪位先知出场,自有哲理,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不能因为哪个先知出场多,就断定“显然是拿穆斯林与以色列人进行比较。”且不论这段圣训,就是古兰经本身,提到穆萨的经文远比其他先知多;先知优素福仅在《优素福》章出现,其他章节中未出现过。这又是什么道理?还有,古兰经中提到的先知为什么以色列后裔中派遣的居多?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强,古兰经为什么没提到派遣给中国的先知?如果这些不是出自古兰经,而是出自某段圣训,我们是否又要用“民族主义”等理论来否定这些事实,进而否定提到此类内容的圣训?关于古兰经中的此类问题,学者们做过一些探讨,因为与本文话题无关,不便赘述。我们只想探讨的是,如果我们对一段正确圣训(伪造圣训或传说不足为凭)产生质疑,明智的作法不是草率地去否定它,而是像我们的先辈学者那样,从线索层面、文字层面、历史层面、语言学层面、修辞学层面、理性层面、经典层面等等予以探讨,而不是首先把我们的理性放在首位,去贸然判断一个需要多方面知识才能涉足的学科。因为我们的理性参差不齐,千差万别,理性的标准随之不尽一致,或许一个人觉得不可理解的事情,在另一个人看来却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一个时代不被让人们所理解的立法奥秘和哲理,随着科学的发展,生活的进步,在另一个时代或许会昭然若揭。如果为没有制约的理性探索大开绿灯,根据人们的爱好、倾向和一家之言(通常情况下与阅历不深、简约化思维等等有关)随意批判圣训,那么,势必导致意想不到的混乱局面,使作为伊斯兰立法依据之一的正确圣训成为人们任意品头论足的对象,张三否定此段圣训,李四肯定此段圣训,王二又对圣训未置可否!原因在于人们的理性在辨别层面、文化层面、见解层面、深邃层面都不可能出于同一水平。那么,圣训到底应该迎合谁的理性?当我们对一个问题有疑惑时,除了积极寻找理性的、现实的答案,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方法论是否对劲?我们是用纯物质的标准去衡量经典内容,还是把理性和灵性合二为一,去探索经典的内在联系?我们在用理性的时候,是否也给了灵性一席之地?我们在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是否深思过我们的理性探索基于显见的理性公理呢,还是掺入了自己的先入为主?

    五、无花果除了提出针对这段圣训的七个质疑,之前又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观点,即“根据《古兰经》上的证据,五次礼拜是真主陆续要求穆斯林做的,不是在登霄夜一次性成型: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 (4:103)根据此段经文,五次礼拜正式成为主命,而此节经文降示在麦地那,登霄是在麦加,那时尚未降示该节经文。”
    “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这段经文之前是关于作战时的礼拜形式,即轮流礼拜,轮流防守,和旅行拜一样礼两拜即可。紧接着说:“当你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们当完成拜功。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义务。”(4:103)即平时无战事时,你们应当完成礼拜的原有形式和拜数。因为对信士而言,拜功是要按时完成的。这是经注学家和教法学家的解释。是和作战时的拜功相区别而言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段经文降示后才规定了五番拜功,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五次礼拜是真主陆续要求穆斯林做的”。无花果可否为我们拿出这段经文旨在正式规定五番拜功的相关证据?仅仅因为是“按时的义务”这个字面?这里没提“五番拜功”,那么,如何从中理解是专门规定“五番拜功”的?无独有偶,张承迁老师也有类似的观点,并且以同样的理由也在否定这段圣训!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五番拜功是在麦地那规定的。相反,穆圣登霄之夜规定了五番拜功,是学者们一致的观点,称为“公议”(Ijmar)。换言之,没有哪个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异议。他们只是对具体日期有些微的分歧,而对于五番拜功是在迁徙麦地那之前的登霄之夜规定这一点没有分歧。“公议”不可违,是伊斯兰立法中的常识,除非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不是公议,或拿出经典和理性的证据证明公议的内容不能成立。否则,我们不是在凭想当然的臆测在解释真主的经典吗?如果人人仅按照古兰经的笼统字面去做主观的解释,而没有相关的圣训及其他证据,古兰经岂不面临随意曲解的危险?伊斯兰的大部分律例是否又要推翻原有的定义而要重新解释了?因为教法的律例(包括礼拜的制定)是教法学家根据古兰经、圣训及立法原理和精神总结的整体系统,如哪些属于主命,哪些属于圣行,哪些属于非法,哪些属于合法,哪些是公议,不容分歧,哪些是有分歧的问题,等等。如果仅仅由于古兰经明文没提到这些内容就进行质疑,或予以否定,并自行从古兰经的笼统内容推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把它作为制定某项义务的“证据”,而无视古兰经节文的背景、已有的公议和已成系统的律例,那么,伊斯兰的教义和教法岂不都要“从头来”了?部分苏菲主义对古兰经的泛神论解释,还不是根据某些经文的字面望文生义,而不是去参考相关的圣训和学者们的观点和已有的公议?部分走极端的人把穆圣的一切行为一律拉平,而不区分被强调的和受嘉勉的,他们还不是仅仅从字面去理解古兰经和圣训,而不理会古兰经学、圣训学的原则规范和理性制约,更不去了解伊斯兰的法源学?
    理解古兰经和圣训要有规则和制约,当然不意味着反对理性探索,反对创制和演绎(ljtihad)——它是穆圣亲自规定的,谁敢反对?谁敢关闭演绎之门?穆圣说:“演绎演绎者对了有两个报酬;错了有一个报酬。”然而,与此同时,伊斯兰中的演绎并非让任何人无条件地去对经训谈天说地,而是对演绎者和演绎的对象划定了一个规范,对前者的规范是精通阿语、古兰经学、圣训学、穆圣生平、经注学、伊斯兰历史、法源学、教法学、人性学、时事学和自己时代的必要人文学科,等等,同时思想敏锐,富于见地;对后者的要求是:不是古兰经和圣训明确规定的内容和已有的公议。就是说,如果是古兰经、圣训和公议通过的原则问题(如礼拜的规定等),就不不允许有分歧,这就是“紧握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3:103);如果是或然的经文,或一些细节问题,允许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学者们的不同见解是对穆斯林共同体的慈爱”,这也是四大教法学派之所以存在的奥义所在。同时,即便是有分歧的细节,也有规范,如礼拜中抬一次手或抬三次手,属于细节分歧,都有相关的圣训证据,但不能因为它是细节而说可以不抬手了,因为抬手一次或三次有证据,但不抬手却没有证据,故不抬手的作法就不能接受;又如,副功拜虽然可作可不作,作了有报酬(Swab)不作不受惩处,但如果有人自创一种圣训中未提到的拜功,则是不可接受的。可见,尽管是功课中的细节,但毫无证据的“创新”却不允许,这就是圣训所言“谁在我们的宗教中新创了一中原本没有的内容,是不能接受的。”圣训和教法中所说的“异端”(Bidah)即指此而言。演绎(Ijtihad)的领域之一便是在由或然经文得出的不同见解(如上面提到的抬手问题)之间权衡,选择证据更强、更接近古兰经和圣训的见解,同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否定对方的态度。演绎的另一领域是在没有经典明文证据的情况下,根据经训的精神和立法原则,对新问题、新情况提出新的看法、新的见解,如输血、器官移植等古代不可能遇到的新问题的教法决议。如前所述,这些问题,有演绎者(Mujtahid)资格的人才能涉足。
    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在暂时没有具备那些资历之前,难道我们就停止理性探讨吗?这里不能不提到和张承迁老师的一次探讨。当张老师对圣训的价值和地位,特别是布哈里的圣训提出质疑时,我说这需要深入学习圣训学,或请教圣训学专家。张老师不以为然,说“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吗?名医都是毕业于同一个学校吗?郎中(不是毕业于医科大学的)允许治病吗?郎中能不能治好病?医生和郎中的知识是不是都来自于真主?”张老师的诘问没错,一般郎中也有可能治好病,但问题是,对于关系到病人生死存亡的病,如器官移植、心脏手术等,郎中能随便动手吗?一个未经过正规学习和训练的郎中可以为中央领导看病吗?一个仅有安装简单电线常识的人,可以随便去动高压电吗?我们对待圣训的态度而言,我们不是谦虚地把自己看做是“郎中”,而是不客气地自认为是“心脏手术的主刀”,是给中央领导看病的“御医”,于是把自己放在了肯定或否定圣训价值和地位的位置上,肯定或否定伊斯兰的第二立法依据,进而去否定作为公议(Ijmar)的五番拜功的规定历史,否定布哈里等历代学者公认的圣训学家的圣训,以为它“一不符合经典明文,二不符合历史事实,三不符合正常的理性,荒诞不经,不足为证。”这本身说明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很高,不是一般的“郎中”可以胜任的。那么,提出学习圣训学或请教圣训学专家的建议,过分吗?况且,即便是圣训学家,像古代的布哈里、伊本•泰米叶那样的圣训学权威,
    现代的艾里巴尼那样对系列圣训集做过考证的学者,以及百科式的学者穆罕默德•谢尔拉维、优素福•格尔达威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涉足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我们暂时不具备探讨关乎伊斯兰文化存亡问题的资格,不具备做“心脏手术”的医术,那么,不是说要停止我们的探索和研究,而是我们的探索和研究应该致力于两个方面:(一)努力学习和钻研相关的沙里亚知识,力争达到探索和研究那些领域的水平和资格;(二)甘为暂时的“郎中”,去探讨与肯定或否定一项伊斯兰原则无关的细节问题,或干脆去探讨纯属自然科学的领域及工具性学科,这方面,当然海阔天空,不存在什么限制。穆圣说:“对于世俗的事情,你们自己最清楚。”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引以自豪的伊斯兰文化,对得起我们呵护备至的理性探索。“你向我的那些仆人报喜,他们倾听言语,然后择善而从。那些人,是蒙主引导的人,那些人是有理性的人。”(39:17-18)
    我们的伊斯兰学术界,一些人中一直存在着封闭、保守、热衷神话传说的现实,存在着唯学派论、唯字面论和唯神秘论,对伊斯兰的发展形成束缚。对于这一点,无花果、张承迁等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因此,真主全知我对无花果们某些可贵探索的肯定和认可。对于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无花果们的批判功不可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新的盲从者,对于他们的理性探索除了摇旗呐喊别无表示;我喜欢他们的执着和激情,但我更喜欢真理。这就是写这篇文字的初衷。因此,如果这篇文字措辞方面有不当的地方,还望无花果等谅解。“我的旨意只在尽力建设。我的成功只凭真主,我只仰赖他,我只归依他。”(11:88)

    罕 戈
    2008-11-10

    #123076
    伊梦
    游客

    本人虽然有时很佩服这些所谓当代极富盛名的年轻学者,同时有时也很憎恶他们的狂妄,安拉给人的理智是有限的,有时候不能以我们的思维去评判一样事物的对与错!

    诡辩学对于真正的学问是没实质性的推动性的作用的!

    #123091
    目淡
    会员

    我想作为学者,谦虚和自信一定同时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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