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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学术思想论略 》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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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09
    群贤维昌
    会员

    摘 要:张承志的学术路子非常广阔,先后投身于考古学、蒙古史、中亚探查、回族与伊斯兰等分野,尤在“后《心灵史》”阶段,他用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散文、学术论文及学术随笔等文体,将学术与人生结合起来。本文尝试从北方民族史及文化研究、回族与伊斯兰研究、考古学及古代交通史、学术思想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对张承志的学术思想作一大略的述评,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及读者的关注。

    小 引

      在讨论张承志的学术思想之前,有必要简单论及承载其学术思想的两种文体,即:一种是严谨、规范的学术论文,如收录在散文集《以笔为旗》中的《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盟誓》、《元代畏兀儿人内部状况》、《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1]等等。这类文体自身具备严格的规定性特点,如对相关资料的周详引用、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及观点创新等,作者个人的情感或情绪化的表述一概排除在外。另一种就是文学散文,其中包括一些学术随笔,其特点是能够明显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情感、识见等等,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这也是张承志“后《心灵史》”阶段创作的主要文体。

      张承志后来基本上放弃学术论文的写作(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除过他个人生活经历转折外(离开研究机构),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对学术本身的意义以及学术论文这种文体形式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

    #125513
    群贤维昌
    会员

     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2],一文中,就什么是值得为之献身的学术,张承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出身于考古学和蒙古史;我读过的论文和见过的学者很多——但是我终于不愿再弄这种学问,并且从职业上告别了它。后来我干着许多形形色色的事情,而心中的疑问一直没有获得解答——什么才是值得献身的学术呢?”

      《折一根芨芨草做笔》[3]一文中,他谈到了自己最终不能归属研究机构内的学术的原因:“今天看,也许用当时我身处的学术界来分析是比较确切的:我在学术界求学,但我本能地感到四年纯粹牧人的生活,从社会地位的感铭到全面的蒙古语对思维的改造——使我不能皈依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

      1988年,张承志写作了《荒芜英雄路》[2]一文,记述自己在阿勒泰寻找成吉思汗西征的一条古道,原本是为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作一些实地勘查,最后却写成了一篇散文,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直露了自己对所谓“科学研究”颇为憎厌的情绪,“永远也不会去搞那篇什么论文了”。7年之后写作的《一册山河》[3],中,他回顾了当时的心绪及思想变化:“那次阿勒泰之旅,巨大地扭转了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对于一个考古队员来说,那次调查可以说是一发命中;但是对于一个使用蒙古语和乌梁海人相交,在哈萨克的夏牧场感受世界的原牧民来说,我察觉到了学术形式的苍白。我把研究报告写成了散文,并且暗自决定了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

    #125514
    群贤维昌
    会员

    上引张承志对学术及学术论文的意见,以及最终放弃此类文体的写作,并不意味着他否定学术自身——如果有所否定,也是针对那种流行的、无视研究对象(即活的民众主体)的学术趋向,这是因为他对学术有着长期的思索,以及由此形成的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学术理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学术应该反映个人“自孩提时代就朦胧有过的、不能证明也解释不清的情感”,那是一种“年轻时曾经想过、而涉世一深便逐渐淡忘的初衷”[2](P125)。这一表述中具含着有关学术研究的深刻的、本质的意义。如果勉强作一解释,即:学术研究事业当对应研究者的“初衷”、“情感”,也就是内心生命般的感悟、体验,发而为文,其中所含的“立场及方法论”,不是某种外在理论的移植,本身就是内在的生命体证形式。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强大基础。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张承志才提出了“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这一著名的命题[2](P210)。

      其二,张承志认为,“学术自身的规律,在使它向近代、向生活及常识靠拢。也许,它还会向正义和向民众靠拢”[3](P143)。尊重研究对象、尊重活的民众主体,于其中表达出民众的声音、苦痛或世间的不平,这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的一个底线。张承志曾谈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实:80年代他访问日本时,在与学者的接触中,渐渐发现,“当年在蒙古草原当牧人时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都居然被人视为‘学问”’,后来更发现,“学者们对他们故作高深吟咏哼唱的对象,即专业之主体,从人到世界的了解,其苍白令人好笑”[4](P195)。这种现象在国内也不少见。当然,张承志以为,如果因此而嘲笑学者为白痴,是没有道理的。

    #125515
    群贤维昌
    会员

    张承志确定了自己“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创作了大量的文学散文,因着其中学术含量的因素,与时下流行的学术论文和文学散文这两种文体形式作到了区别。也因为具备着学术的基础,他对自己的文章有一个评价:“溅血的呐喊,声声都拥有依据。”[1)(P129)

      在创作文学散文或学术随笔的同时,张承志没有完全放弃学术论文的写作,只不过这种文体是被他改造、因而属于他自己的形式,比如《波斯的礼物》、《人文地理概念下的方法论思考》、《刘介廉的五更月》等,这类学术文章中不仅有着严密的论证、卓异的观点,更有着作者个人的声音和身影,是浓烈感情和坚实理性的结晶体。

     

    北方民族史及文化研究

      《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想》[4]与《从象牙塔到吐鲁番》[3],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张承志在元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以及中亚文化等领域内的理论创见和观点。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以下作一摘引。

      《历史与心史》:“尤其近代以来直至今天,国际间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论,即从被研究对象自己留下来的资料出发研究。这种资料不是太史公们或董狐们的制作,而是第一手的货色。”

    #125516
    群贤维昌
    会员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应该说,以被研究民族自己的文字写成的文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口的方法,是近百年来研究旅程的文化判断和人道思想的进步。这种其实不一定方法论上能一较优劣、而是在资料上对本地住民一方的偏重,难能可贵地在象牙之塔里变成了倾向。”

      张承志举例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正确和可信,如对回鹘文经济社会文书或契约的研究,研究者们先从一种现代突厥语言入门,然后再攻研回鹘文的出土文书,最后参以其他资料的对证,由此完成的结论要比只翻检线装书获得的结论可靠得多。在国外比如日本,多数学者沿用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的路子,先打下现代土耳其语的基础,再钻研突厥文碑铭、回鹘文契约的写经,然后广证博引,展开研究。

      在此基础上,张承志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创见和观点。

      前一篇文章中,张承志通过解读《元朝秘史》,提出“更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这就是要注重对民族“心史”的研究——“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的底层基础的感情、情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等等”,他论述了游牧世界中有关马的观念的演变,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在游牧世界中,马的存在保证了人的意志的实现,因此马便从畜群的一员变成了人自身的一个部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的憧憬,构成了游牧民族特殊的美意识”。如果不了解游牧民族的这种心情,就很难明白比如民歌《黑骏马》中何以将爱情与一匹马联系在一起。而《元朝秘史》更多的就是揭示了这种心情和心理观念。张承志最后以反问的方式肯定了一种研究方法:“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真的可以对这些被埋没的一切不屑一顾吗?尤其是回忆一下最初使我们动心研究历史时的初衷,那时的发想难道仅仅是一种幼稚吗?”实际上这一观点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一文中已经被表述过,不过指涉的范围更大一些,那是对一种真正值得献身的学术而发。

    #125517
    群贤维昌
    会员

    后一篇文章中,张承志指出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暗伤”,也即“学者们大都不能把一直活着的人,即昔日和后来都操突厥语言的民族,整体地加以观察”,因而学者们至今未能接触到与这个专门领域直接相关的许多知识甚至常识,“在象牙塔里,读不到在吐鲁番可怖的灼烤下,哪怕是微弱的人的语言。读不到祈求的低语、痛苦的呻吟,和欢乐时的歌声。这样的思索必然会出现:专家究竟是否懂得常识呢?精深的绝学,究竟是不是一种人类智力奢侈的猎物呢?”针对这种现象,张承志指出,活生生的生活,可以指导对古代的研究,“想究明中亚古代的真实,必须熟悉在这亚洲的中心腹地存活的、人们心中的真实”,因为学术自身的规律,就是使之向生活和常识靠近,“也许,它还会向正义和向民众靠拢”。

      归结起来,上述两篇文章在元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以及中亚文化诸多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有关对民族心情的理解、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和尊重这样一个独异的理论创见,也即将学术与民众生活联结起来,产生一种双向的效应:一方面是“活的生活可以指导古代研究”,从而使学术自身变得鲜活生动;另一方面是学术“向近代、向生活及常识靠拢”,而且也许“还会向正义和向民众靠拢”,其结果将是“文化的主人就可能对文化的研究发言了”。

      这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点,贯穿着这一理论的《牧人笔记》[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张承志自述《牧人笔记》只是“一些零碎记录”,不是“洞究游牧文化的正式著作”,可事实上,它在文体方面自有其特点,即文学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在文学化的表达中蕴含着严谨的学术考证和论述。

    #125518
    群贤维昌
    会员

    这部著作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的东乌珠穆沁旗汗乌拉生产大队为个案,描述了“一个游牧社会的生活和生产的循环过程——春夏秋冬四季的主要内容,以及社会、畜群和人”,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宗教观、生命观、家庭组织结构及伦理、牧人等多个方面,勾勒出了北亚草原或游牧世界的画面。这部著作蕴含的意义和价值主要是:

      其一,理解游牧世界兴衰史的关键。在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极限,如果草原连续数年没有发生灾害,经济上就会出现繁荣,反之,当毁灭性的自然灾难一旦来临,这种极限则很快被突破。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不只是自然灾害,人为的破坏对传统游牧世界构成的威胁更大,在后来写作的《安宁的权利》和《一页翻过》[1]两篇文章中,张承志表示了他的忧虑:人为的破坏如采矿队在草原上的肆意滥挖等,无疑打破了草原世界的安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等,在一种粗暴的侵入中会渐渐发生质变。

      其二,生命观念。蒙古牧民在历史和自然中形成的对生命尊重的观念,是颇为独特的,一方面他们对一切生命都持以同等理解和尊重的态度,无论是对一条老狗、一匹马、一只小鸟,还是一个私生子、一个外乡人、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等等,都是“极为宽厚和充满爱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对牲畜充满了更多的温情,这是因为在牧人眼中,人要比牲畜强大一些。张承志认为,这是牧民世界中非常独特的“思考方法和情感”,值得人们理解和尊重。

    #125519
    群贤维昌
    会员

    其三,家庭和家族观念。蒙古牧民的家族和家庭结构上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即是一种生产单位的自然结合。张承志通过对“艾勒”一词的阐释,概括出了游牧世界中家族和家庭的精义:“理解艾勒的关键在于,应当懂得它是草原游牧世界的细胞和最基本单位。它是一种被放牧一个畜群所需要的劳动量规定包的数量的一个包或几个包组成的聚落。这种聚落往往由父子、兄弟、翁婿、养父子、连襟等等血缘关系组成,所以,艾勒又是一种血缘的游牧生产单位、牧民的劳动力组织和蒙古包的搭配聚合。”

      在著作的结尾,张承志表达了他的一种愿望,即希望人们能够理解那样一个草原世界,“因为就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们战胜着自然和贫穷并创造着美,人们在顽强地寻找着人生的正道和意义”。

    #125520
    群贤维昌
    会员

    回族与伊斯兰研究

      在1982年写作的一篇散文《心火》[6]中,张承志从理论的高度上论述了作为一个主体民族的回族的历史性特点:“她只有爱国,尽管只有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外来民族。她没有一种特殊的母语,但她具有着最特殊的心理素质。她不可能对成为东方基础的汉文明采取任何排斥态度,因此也避免了陷于狭隘。历史规律不允许她自吹自擂,封闭自己。在唐元以来的历史长河中,她的儿女人才如涌。她若代表,就代表中华民族的水平。”
      在十几年后对一家报纸记者的谈话中,张承志再次强调了回族的这一历史性特点:“汉文明海洋中的中国回族,以它的决绝、坚忍,树立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信仰精神。它同时也是中华和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他们在坚持信仰和宗教仪礼的过程中,也同时坚持了中国文化中的知耻、禁忌、信义、忠诚等观念。中国回族的心灵追求,与汉文明中那部分健康的精神价值之间,从来没有本质的区别。”[3](P181)

      张承志关于回族的这一观点,此后一直贯穿在他的散文及学术随笔创作中,诸如“现世和幽玄如此和谐,穆民和中国如此一致”[5](P53)等等,时有所见。但是,回族又具有“特殊的心理素质”,因此,在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时,张承志指出,必然会碰到研究对象及科学上的困难。

    #125521
    群贤维昌
    会员

    在《黄土与金子》[2]一文中,张承志认为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在于,“那就是人民活着”,可是还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难度,这种难度“几乎可称为不可能性”,原因则在于,“中国回族是在分散于东方文化中心——汉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况下坚持他们的神性世界的”,这种神性世界也可以称之为“圣的空间”。回族自华化以来,尤其在清代深重的民族歧视中被陷入社会底层以来,正是因为生活在一种神性世界或圣的空间中,民族精神才得以薪火相继、传衍不绝。因此,对研究者来说,如果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同等或者同情性的理解,就很难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内部。

      回族的历史性特点还表现在,它与严酷的农民起义难分难解,“人民在拥有宗教理想同时更拥有光荣的革命史”,研究者们在表示尊重的同时,却遇到了“坚固的沉默”,比如回族人民在极为艰苦的日常生活中,坚持着圣的礼仪,体味着一种沉醉的境界。真正的回族研究“只有在模糊感受到这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解决这一困难,关键就在于以同等水平的理解进入此种圣的领域,因为“这一切又是与历史密切关联的;史家必须真正挣脱以往历史偏见的束缚,才能叙述历史中真实的、活着的梗脉”。

      张承志同样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回族自身的缺失和弊病。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一文中,他从“乡约”传统、居住的分散性、求官的族病、小商传统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其对回族学术以及思想发展的滞后或侵蚀作用,尤其是小商传统,浮现在学术及思想方面,“不仅使从郑和到刘介廉种种类型的大家大师难以产生,而且直接营造着陷自己的代表人物于孤独的环境”。因此,从现实意义上着眼,回族要想求得健全的发展,必须有勇气清除自身的“病毒”;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回族原本并不是低文化水平的民族。

    #125522
    群贤维昌
    会员

    关于伊斯兰教研究,张承志有两个基本理论视点,其一,伊斯兰教的一神教世界观,“是人类最基本的认识论真理之一”[2](P123);其二,“在中国,伊斯兰教是一个有着一千四百年发展史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1](P103)。当然,张承志并不是泛泛而论伊斯兰宗教哲学、文化等,他总是结合着包括回族在内的伊斯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在学术和现实之间真正实现了一种贯通性研究。

      张承志的研究重点倾向于伊斯兰苏菲派,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热什哈尔)——拒绝现世与学术的艺术》和《心灵模式》[7]两篇学术论文中。他最初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通过对苏菲派的介绍,“来探讨中国的信仰问题”,以便在某种可能的条件下成为中国文化或文明的“有益建议”[2](P51),用心颇为良苦。

      张承志从历史演变、现实传播以及奇迹论等方面,勾画出了苏菲主义的大致框架。苏菲原指身穿羊毛编结的粗衣云游的修道者,约在十七八世纪从中亚、阿拉伯传人中国伊斯兰世界以后,形成了多个派别,它的本质表现在,“苏菲主义是性格鲜烈的一神教神秘主义,它对原教旨主义和宗教烦琐哲学的批判,以及它那种渴望人与造物主之间的直接沟通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伟大的异端”。苏菲主义追求一种神秘体验,在隐蔽的状态中沉醉于自我内心世界,以达到入主直接沟通的最高境界。

    #125523
    群贤维昌
    会员

     苏菲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克拉麦提”,也即奇迹,它既是一个宗教的原理,又是一个判断的标识。结合哲合忍耶著名经典《热什哈尔》中的记载,张承志分析了关于这一概念的认识过程。在灾难性的历史境遇中,奇迹事实上反映了底层民众渴求脱离不平世间的某种理想和希望,“于是,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奇异、不可思议的瞬间就这样被发掘和强调出来,使强权的历史变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演绎。各种意义的史实都被抽象,变成了慰藉人民心灵的奇迹”。
      《刘介廉的五更月》[1]一文是张承志对苏菲主义进一步研究的成果。这篇文章介绍了清代回族著述家刘介廉的治学心路和学术贡献,也从中寻求到了一种关于学术和实践的极致的例子:“我像窥见了一点苏菲的样相,更看见了一个知与行、著述与行动互寓的例子,男6样的学问人生,鲜烈得让我痴醉。”

      对苏菲一定程度的实践以及对刘介廉内心世界的体察,是张承志接近并完成复原这位著名著述家学术精义的路径。前述苏菲主义的神秘体验和奇迹,张承志认为,这两点是刘介廉“学说的主题,也是他心理的依靠”,也就是说,刘介廉不只学贯中西,更主要是有着一种实践。因此,他的学说中,“天地人”三极之学,就从中国老生常谈的天文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全新的内涵境界,“天”成为研究宇宙规律或研究不可知规律的宗教理论,“地”则指世界和社会,“人”——从生存到持身准则,再到心灵体验,都属此概念。张承志具体地阐释道:“刘介廉的‘天地人三极之学’,其三极就其狭义简言之:真主意欲的隐在规律,即天;地上的人间尤其穆斯林社会,乃地;人的心灵即宗教体验,这才是人——三极之中,都包括了伊斯兰的功课甚至进一步的功修。都存在实践问题。”

    #125524
    群贤维昌
    会员

    张承志强调了回族伊斯兰学术与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远近离合也反映着学术兴衰的规律:“这是一种孕育在人群团体的活动仪典基础上的学问。那个社会在基础的活动愈繁复,这个学问在上层的发育就愈丰满。”要之,回族伊斯兰学术是一种与实践“须臾不可或离的学问”。

     

    考古学及古代交通史等

      张承志曾自述他早年从事的考古学是个人求知的起点,“那时,我动辄几个月地在新疆考古。或是发掘,或者调查。刚刚从考古系毕业,刚刚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蒙古史研究队伍,我又卖力又专注,满心盘算着在这个天地里大显身手”[8](P211)。比如,他在昭苏古墓群挖掘出的一件茧形壶,形制极为奇特罕见,据说被新疆博物馆定为一级品。

      尽管张承志后来离开了考古学专业,但是那种严格的学科训练终归转化成了一种成熟的学术思想,而且使他更切近地感受到了中国考古学的分量。《师命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7]一文在评价俞伟超先生考古学学术成就的同时,以前沿性和统摄陛的视点,梳理了考古学的演变发展史、自身特点等,尤其在作为一种近代人文学科和科学的历史学的考古学与人的价值之间,寻求到了一种契合点,具体地说,也就是“中国考古学及中国知识人之中的一部分有志之士与中国民众的特殊血肉关系”,这和张承志学术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原则是—致的。

    #125525
    群贤维昌
    会员

    考古学自19世纪始,以地层层位学和器物标型学两大支柱,构架起了“考古文化学”的理论,它不是对古代的结论,而是对已发掘和整理清晰的古代现象的结论;而且考古学实现了对文化的概括,“文化——所有相关的地理(包括风水)、文献、传说、技术水平、经济类型、遗物及居住、分布范围和外来因素、已知的一切与未知的一切、明显的—切及隐藏的一切,都可能由这个考古学文化本身来获得最具体的实感”,因此,考古学就是—个相当微妙的文化,“它不仅限制了关于历史的空谈,也限制了关于文化的空谈。雄辩的地层学体系和标型学谱图,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流域一个流域、一个又一个自然·历史·地理区划范围内建立起来,并随着频频的田野工作进展而繁衍开来,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之最”。

      张承志还谈到了考古学发生地的附带问题。他认为,中国考古学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灿烂不可思议的丰富遗存,以及土壤文化层的辨认难度造就的田野技能”,真正的原因在以下方面:“我指的是中国考古学及中国知识人之中的一部分有志之士与中国民众的特殊血肉关系。这种很少例证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启发关系。志士由此入门,继而知道。中国考古队员工作时难以想像的劳累和底层化,成全了从这个领域中培育出这种人的可能性。”与此相对照,张承志批评了受欧美影响的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他认为这类学科没有提出值得重视的认识,大约就在于它们很难洞悉“现世底层的真实”。

    #125526
    群贤维昌
    会员

    张承志预测了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的未来:“在未来的人文科学中,主体即研究者是谁将一天天成为分歧的焦点。分期或许会划得再晚一些:等到湮灭的文化和屈辱的人们不仅装备了全部仪器,而且找到了更为清醒的方向,特别是冥冥之中时代已经为他们转变之后——念盼中的新考古才会脱胎再生。”

      张承志在古代交通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一是《荒芜英雄路》中对成吉思汗西征古道的勘察,一是《水陆越梅关》[5]中通过解读文天祥诗稿勾勒出了一条古代贯穿南北的大水路。

      关于成吉思汗西征古道的勘察,张承志在《一册山河》中曾说道,这原本起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念头:为完成毕业论文,在赴新疆之前,突然发现了地图上从西北向东南沿伸的阿勒泰山脉,“山脉里应当有古代的交通线”[3](P221)。经过细致分析后,他将调查地点确定在阿勒泰东端的青格勒小河一带。他认为,从蒙古高原到中亚细亚,应该有一条路线,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惟一依据是路宽10米,以石方垫起了凹陷。在青河迤逦的草原上,这种道路无疑是为了车。而恰巧成吉思汗的宫帐大车又见于史料”。考察结果,这条古道的线路如下:“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UlabDaban)的山口,自34号界碑进入阿勒泰。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3个海子;与自35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KazenDaban)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然后,再汇合(或并行)自中蒙国界67号界碑处Bada—ebi至盐湖,再至Ike—ebi的大道,南下准噶尔将军戈壁,直指木垒或吉木萨尔一线的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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