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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岱舆的“以回释儒”思想——问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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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41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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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按:这是作者的一篇习作,旨在探究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以及两者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虽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推敲,但是本文关注的视角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一神宗教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互动与不同的命运和流变以及发展。

    王涯(约1572年-1650年)【1】字岱舆,以字行,一称“真回老人”,南京人。王岱舆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开创者,其著作备受推崇,其人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也有很高地位,被看作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上的“四大哈里发”之一。其著作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与《希真正答》三种流传。这三种著作,今已录为一书,【2】 是研究王岱舆思想的全部原始资料。

    #125735
    群贤维昌
    会员

    一、背 景
    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宋代以降,东南的伊斯兰教徒增多,在保持其基本信仰的同时,汉化日深。如蒲寿窚汉文甚好,有《心泉学诗稿》传世,《蒲姓族谱》云,蒲氏“宋仁宗时,二世与苏子瞻是亲戚。四世为朱熹门生。”【3】
    元代是回回民族的孕育期,大量西域伊斯兰教徒迁入中国,大批蒙古人,汉人改信伊斯兰教,回族初步形成。由于东来的伊斯兰教徒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人口分散,更由于在量汉文化背景人口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许多西域人明显华化。【4】
    明代政府早期不许色目人自相婚配,更加大量的异族血统从而异族文化渗入伊斯兰教群体。明代中后期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内地伊斯兰教徒较少有机会与外部接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尽管伊斯兰教徒“遍于西方,皆宗教不替”(《明史•西域传》),尽管士大夫阶层认为“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日知录》卷29),但事实上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已经相当严重,建于明成化年间的济南东大寺,大门前立石坊牌一座,刻有狮子、羊等动物,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康熙十二年所立山东青州真教寺建寺碑云:“供当今皇帝万岁龙牌一座”。【5】,这种供龙牌的违反教义的现象则普遍存在于明清时代。当时伊斯兰教学者如詹应鹏(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有《群书汇辑释疑》一书【6】,专门指出伊斯教“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但是在汉语中,天字本有多重言义,故伊斯兰教内及教外均有以事天、拜天看待伊斯兰教者,故詹氏一再强调“当以天字作主字观,慎勿作天字观也。”“以天之名称主,非其天即主也”。表明当时人对于伊斯兰教义已有严重曲解现象。同时,在伊斯兰教内部,亦有“粗知汉学而稍习经旨者,间亦注书于世”,有“以道听途说,妄自篡而编者”,更有“未经正指,遂以异端之学,搅乱清真”,倡“万殊一本”讲“万事之物,即若以金造器,体质本金,惟名相不同”【7】,以儒释之道混淆伊斯兰教者。即使有学者能坚持信仰,亦因中国伊斯兰教徒通用汉语,而不得不以宋明理学的语言讲伊斯兰教,在这个过程中,也使伊斯兰教进一步中国化【8】。

    #125736
    群贤维昌
    会员

    在这一情况下,从明代中后期起,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兴起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的目的就是“发明正道”,培养宗教人才。经堂教育的基本课程,包括阿拉伯语、教法学、圣训学、认主学等。其基本教材是“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其中,哲学性最强的《米尔萨德》与《额的尔丁》,在清代已有汉译,前者王岱舆弟子伍遵契译为《归真要道》,后者舍蕴善译为《昭元秘诀》。【9】
    在上述必读著作之外,经堂教育还列有大量参考书,【10】这些书中,有安萨里的代表作《宗教学重光》与阿拉比的代表作《麦加的启示》。这是两本伊斯兰哲学的权威作品,王岱舆的著作中到处有阿拉比的影子,这是和经堂教育的训练密切相关的。
    经堂教育由于其宗教气息浓厚,所用教材全是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原著,所以在汉语思想界,影响并不很大。与经堂教育同时,已有一批回族学者开始了汉文著述,除前引詹应鹏书及王岱舆批评的两部书《省谜真原》及《证立默解》【11】外,张忻亦有著作【12】。这些著作,其目的之一,就是应对伊斯兰教的华化以及向教外人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但由于张、詹等人的学问所限,其著作无法深入,真正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述,要等王岱舆来开始。

    #125737
    群贤维昌
    会员

    王岱舆的学问,来源有二,首先,他是伊斯兰教世家出身,“予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高测九天,深彻九渊,超越前古,无爽毫未,遂授钦天,赐居此地。”【13】其祖上是非常有学问的伊斯兰教学者。而且“三百年来,虽于此习熟之久,然而溯本推原,不敢有忘也”,即其家学未革,宗风犹在。王岱舆自己受其家学,早岁不读儒书,壮年“始读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稍通大义,觉其议乖道异,各相抵牾,揆之清真,悬殊霄壤。”【14】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强化了王代舆的知识和信仰。但是缺乏汉文著述,使得“清真之书,儒者罕见。”王代舆从事汉文著述,正是要“大明正教之理,不负予祖之西来,与历代高曾,克承正学之德。”【15】
    王岱舆世居南京。明代的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洪武年间,南京五十万人口中,回回人口几占十分之一二,“是当时全国回族人口最集中的一个城市,光阿訇就有上百人。”【16】 南京、苏州一带文化发达,是明未清初伊斯兰教译著中心。在王岱舆先后,有很多著名伊斯兰教学者从事译著活动。稍早于王岱舆,天主教传教利玛窦等人,也在南京从事传教活动。【17】天主教的传播,应该对有相近神学思想的伊斯兰教学者亦有所刺激。
    王岱舆学问的另外一个来源,是经堂教育。据《经堂系传谱》一书记载,王岱舆是经堂教育开创者胡登洲四传弟子马君实的学生。【18】马君实曾从学于临潼张少山,是经堂教育中的一代名师,王岱舆同时,南京又有名阿林张中、马真吾等,稍后又有袁汝琦、刘三杰、金天柱,以及刘三杰之子刘智等著名伊斯兰教学者。这些人的学术背景均为经堂教育,娴熟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其中刘智还熟习拉丁文,读西书一百三十余种。【19】刘氏的拉丁文习自中土,此后金天柱曾任职四译馆,亦习西语,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验,同样出身南京宗教界的王岱舆,很有可以还读过西书。

    #125738
    群贤维昌
    会员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岱舆的著述显然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和经堂教育一致,是对内纯化伊斯兰教;其二与天主教传教士的汉文著述一样,要对外宣讲伊斯兰教。要达到这样两个目的,王岱舆必须讲明伊斯兰教与汉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关系问题,这是王岱舆著作的重要问题。王岱舆的著述,一方面,坚持伊斯兰教义,但由于用汉文写作,免不了“格义”的方法,使伊斯兰教中国化。另一方面,他运用伊斯兰教哲学讲述问题,使中国学界更多地接触到的西方哲学。【20】是比较早的中西对话。
    二、以回道包儒道
    早期伊斯兰教严格以阿拉伯语为宗教语言,《古兰经》亦不准翻译。在明代的伊斯兰教徒中,亦受此种影响,虽然汉语早已是回族的通用语,但很多伊斯兰教学者不学习汉文。【21】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汉文著述,很受怀疑,很多教界人士认为阿文以外的其他语言是“哈他”(错误)文字,不能用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王岱舆认为“哈他”不在文字而在道理,文字是材料是工具,为了“阐扬正教”不应“执着于文字。”【22】但是文字本身,并不只是工具,翻译意味着重新理解,汉文著述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深度中国化,王岱舆的信仰很坚定,但在以伊释儒的过程中,王岱舆的思想已和正统的伊斯兰教认有了不少区别,他努力要纯化伊斯兰教,但结果是使得伊斯兰教进一步中国化。
    王岱舆认为老庄是“荒唐之说,非清真之道。”【23】对于佛教批评尤力,认为“正教与佛,若甘草甘遂之不相入。”【24】释道二教“邪崇诳人,使从其教,以图血食,”【25】大体上说,王氏对于二教是全盘否定的。

    #125739
    群贤维昌
    会员

    对于儒学,王岱舆虽然给予尖锐批评,却也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对儒学的一些概念,予以伊斯兰教的解释,对儒学的内容,加以伊期兰教的补充。
    王岱舆首先肯定先秦儒学的基本主张,他说:“若夫孔孟之道,修身、齐家、治国与吾同者,吾焉敢妄议其是非哉!”【26】他认为儒学产生于巴比伦塔倒塌之后,“伏羲与其语音同类者,相随迁于东土,故始重立文字,……诸方虽离天房渐远,犹仿佛清真,惟事上帝而已,绝无二道。”【27】儒学与伊斯兰教同源,主张也是相近的,这大概是中国史上最早的文化西来说。故何汉叙云:“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丰表里”。【28】丁彦叙云:“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29】但这种认同实际上很表面的,王岱舆在利用这些儒学基本观念的同时,对之作了伊斯兰教的解释。
    王岱舆讲“仁”,他说:“人者仁也,浑一未分,是为人极。一化为二,是为夫妇。人极原一人,夫妇为二人,一人者人也,二人者为仁也。是故三纲五常,莫不由夫妇之仁而立也。”【30】用《古兰经》所承袭的《圣经》创世造人之说解释“仁”,这样,原本为儒学核心观念的“仁”就被化约为“夫妇之仁”,并被赋予宗教色彩。“正教结婚,乃真主明命,违此者逆矣”“乾坤交泰,万物咸亨,造化之根,发育之理,弘道兴伦,三纲五常,亘古不息,莫不由夫妇而立”,夫妇一伦的地位,显得非常突出。他还批评守节之说,认为“虽鳏寡不宜独守”,“宁可明道改节,不可外洁内淫”【31】这与明儒所讲亦颇有区别。

    #125740
    群贤维昌
    会员

    王岱舆讲“三纲五常。”他说:“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故文武之职,必由于君王,子孙之名,定出于父祖”【32】他所讲五常,是以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阐释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他说“正教之五常,乃真主之明命,即念、施、戒、拜、聚之五事也。”【33】他认为念有二,一为意念,即“念念不忘于真主”“念为万行之根,是事皆由此发”【34】;一为赞念,即“感谢真主之洪恩”“若饮水思源,不忘于本,其正教记念之仁也。”【35】施有二,一为已之施,“乃身心智慧施之于主也,施之于亲也,施之于君也,施之于天下也”【36】;一为物之施,“乃以财帛谷粟之类,施于危困,济于饥寒。”【37】此种施“上不负所赐之恩,下并爱其所爱,此乃正教施之之义也。”【38】拜有二,一拜真主,二拜君亲,王岱舆认为回报真主之赐的“自然之理”,他认为“礼其为人之本”。【39】然而,“诸教皆背本忘源”,【40】独有伊斯兰教之拜主系“圣人之外仪”,系真主所命,能“启人内德”,合乎中道。戒即斋戒,王氏命曰戒持,认为“戒者戒自性也,持者持智慧也。”【41】通过斋戒,降伏自性,体认中行,自甘劳苦,乐于道德,进而能“斩绝诸缘,习主清净”,则“自然相近于主”,得“戒持之极义。”【42】五常之未为聚,聚有二义,一为后天之约,即朝觐天房,表示不忘人类所自;一为先天之约,因人生无非“客途之幻景”,要悟得“有无如梦,富贵如尘,忆起先天何处”超越生死,复命归真一心向主,弃天下如履,视富贵如浮云,灵性克己,真心发露,“忆还无极之乡,完结先天之约。”“此正教聚会之信也”王岱舆认为伊斯兰教之五常,“本自源流,直指身心,不论人我,诚所谓源清而流自清矣。”【43】这样,儒学的五常,被赋以新的解释,而同时伊斯兰教的五功,也变得颇有儒学气息。

    #125741
    群贤维昌
    会员

    王岱舆认为“五常乃天命总纲,教道根本,其他命令,皆其枝干。”【44】一般人“本智不明,仁义不彻,礼不中节,信必不全”【45】都是由于“不明三纲外之大纲,五伦外之大伦耳。”【46】这个大纲大伦,皆由信仰而来,故“正教之五常,仁为感念真主之造化,义为代理真主之善施,礼为拜谢真主之恩慈;智为辨认真主之独一,信为全信真主之明命。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道,皆自此源而发,莫不互有所归焉。”【47】
    王岱舆对忠孝也作出了伊斯兰教的解释,他承认“忠孝乃五伦百行之本”,而且“诸家莫不尽忠行孝”,【48】忠孝是应该的行为,“父母遗我以身体发肤,理当孝敬,君主赐我以田里乐业,理当尽忠”【49】但此种世俗的忠孝是不够的,“忠君孝亲,纲常礼义,无非浮生邂逅之酬”【50】没有终极价值。真正的忠孝,在于宗教信仰。
    王岱舆对忠作了重新解释,他说:“人生斯世,若探海寻珠,到手则转身复命,始为忠信。”【51】诸家其不尽忠行孝,但因信仰不正,故背乎至真,真正的忠孝,“身心不二,扫却诸邪,唯知独一真主,始受命修道而立教焉。遂以此道奉君亲于无过之地,履清正而不更,复明命而无愧,始终得一,生死皆然,是为忠孝之大本也。”【52】“身虽处天地之间,不被天地万物牵制,一心向主,是为不二,其习一乎,大本真忠,即此而明”【53】忠的对象,既非心性,亦非家国,而是上帝,只有忠于上帝,才是真忠。但他适应国情,给忠君留下一个不太高的地位,说:“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忠于君父而不能忠于真主者,直为异端。”【54】他甚至承认“大本真忠,始自天子。”【55】但至极之忠,天子不与,“至敬以叩拜为尊,虽君亲不得而分致。”【56】“事君亲,当以耳轮向地,侧首为拜,惟事天地人神之真主,始正面而拜焉。”若以此礼拜君主,“彼此招愆,不特已忠孝有亏,亦且干乎上位,”【57】是绝不关许可的行为。“主仆之间”“自有分别至礼”也。【58】

    #125742
    群贤维昌
    会员

    王岱舆对孝也有新的阐释,他承认“孝也者,其为人之本欤。道德所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真忠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成正教”,【59】他认为“孝有三品:曰身、曰心、曰命,”身之孝,即养亲之身,他认为这是“所谓犬马亦皆有养”,算不上真孝。心之孝即孝亲之心志,这只是常孝。只有信仰坚定,每天祈求上帝,施济贫难,归意祖考,使祖先脱离还报之苦,才是真孝。他说:“正教之道,不孝有五,绝后为大。其一乃不认主,其二乃不体圣,其三乃不亲贤,其四乃不生理,其五乃不习学。”【60】他解释说:“所谓绝后者,非绝子嗣之谓,乃失学也。”【61】因为有学之人流芳千古,虽死犹生,而“有子失学,不认主,不孝亲,不体圣,不知法,轻犯宪章,累及宗族,遗臭万年,无不憎意,虽生犹死,”【62】这才是有子而实绝后嗣。王岱舆认为有无子女,决于天意。以“绝后之大,归责于人,非确论也”【63】。真正的绝后,在于“乃子失学,归责父母,罪莫大焉”【64】,子女没有信仰,行为不能合礼,这是做父母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父母之父母而言,父母即是不孝。通过这样一番解释,孝的根本也落在了宗教信仰上头。
    王岱舆看重友道,认为“父母生身,朋友增志,非细务也。”【65】朋友关乎信仰,“志欲超尘,必须良友。”【66】“不可交者,能使人有误其正。”【67】误正使人背主,其害甚于死亡。而良友规劝,能使人趋于德业,故“纲常伦理,无过师友事大”,【68】但师友非独人类,至人“以日月为友,效其高明而烛宇宙,以地土为友,效其谦下而能承当,以山林为友,效其清净而参造化”,【69】这都是值得效法的,所以“举目皆人师友。”不过在伦常关系中,友道低于“和悦家庭,敦睦亲族,泛爱乡党。”【70】这种对友道的解释,亦颇具伊斯教色彩。
    王岱舆时时引儒学经典,对很多引语也做了重新解释,他说:“非礼勿听,必须正听,非礼勿言,必须正言。斯感恩之谓矣。”他又承前人之言,认为“天房居四极正中”是人类初生之地,万水所出,是真正“中国”【71】。这些说法,都表明他对儒学虽有有限认同,其认同的内容,却是做了伊斯兰教式的解释之后的儒学。

    #125743
    群贤维昌
    会员

    与对先秦儒学的大部认可不同,王岱舆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宋明儒做了尖锐的批评。
    王岱舆认为理学是无根之学。他以伊斯兰新柏拉图主义为根据,对此进行批评。他认为,真主是第一本体,“乃无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真主“非从所生、亦无从生、无相似、无往来、无始终、无处所、无时光、无抑扬、无开合、无倚赖、无气质、不囿物、不同物,所以智慧之觉悟,声色之拟议,皆无能为矣。”真一“乃单另之一”【72】它“尊大清净皆具于已,不假乎外,无天地万物亦不灭,有天地万物亦不增”,是“无始之原有”【73】。说穿了,王岱舆所说的真主,就是普罗提诺的“太一”【74】。真主是能有,是必然存在,万物是新生,是可能之有。真主全能,“不侯时刻,不分难易,要有即有,要无即无”。王岱舆名此为“真一”,它一方面是“原有”,一方面是“能有”,“原有与万物无干,能有则保养万物”【75】。王岱舆名能有为余光,余光“流溢”生成万物之本体,【76】这个本体,王岱舆名曰“数一”,数一和真一不同,“真一与万物无干,数一乃万物本始”【77】。真一是原有,能造万物,诸家以数一为尊,不明“真德”,没有真信,不得明德之源,不能知性知天。
    王岱舆认为“尧舜以前,去古未远,认主犹真,”其时所谓上帝,即清真教之真主。然而自周以来,周孔之道,不能尽传,宋儒以其私智拟天,“无上帝明命,认主真经”【78】以有象之天为主宰,实则“主宰自是主宰,天自是天”。【79】绝不可混淆。他点名批评程朱,认为朱子解“帝出乎震”,“以为帝者,天地之主宰也”又言“上帝自太极而生,太极又居上帝之上,” 而《太极图注》又云:“理者非物”以理在事先。均不知“太极乃真主所立”是“天地万物之理”,不得明命真传,以“数一”当“真一”。他又批评宋明儒学一方面讲:“理同而气异”,一方面又讲“气同而理异”【80】是不通之说。不能极本穷源。“夫言天命是已,但不知所谓天者理乎,气乎?抑理气之原乎?且天之命何以便能成性,此其间有难言者矣。”【81】只有天方之学,认主独一,才知真性命,宋明儒不知此,既知气不可为主,理不可为主,却不知于理气之上求造物真主【82】,不知无极当听命于上帝,以尽性复命不知何向,实是无根之学。他又批评持心性一体者说,如果真的心性一体,人即可自作主宰,就可以须发不白,耳目不昏,诸事由己【83】。“苟人之性果即主宰,天下当无一恶人,何以为恶甚多邪?”【84】,这是“谓己为主宰”即以人拟天,“判违之罪,敦大于此。”

    #125744
    群贤维昌
    会员

    王岱舆认为:“人物之生死,贵贱、得失、安危,概不由己。”【85】人应该放弃自我,完全信主,方能得救,他认为人生如剧场,先天与后天才是真实的,基于此,他认为人生功名富贵,万事万物乃戏中傀儡,人生有四敌,其中“自性为最”,认性为主,是外道无知之行为。人认自性为真,即会认假成真,不知正性,不知明德,会专而自用。不认主,就会认性为主,惟知有己,不知有主,陷入逆迷。“自性内起,奸邪外应”所以“至要工夫,无非克己”。【86】“克己则万无一失,有己则万无一得”【87】只有不循自性,克尽私心,不以余事误正事,一心信主,才能求得回归。只有有了伊斯兰教信仰,才能主仆分明,克去自性。知明德基于信仰,来于上帝,才能明明德。“明明德而后有真知,真知而后知己,知己而后心正,心正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舌定,舌定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88】只有“不知有己,惟知有主”者,才根本清楚,能入真正大学之途。
    基于对独一真主的绝对信仰,王岱舆认为万物出于数一,真一是数一之主。“未有天地之先,及已有天地之后,其原有单另皆一致也”,真主超乎万有,造化万有。万物出乎元气,元气乃由理而生,理又本乎上帝,万物一体之说,乃荒唐之言。“凡人果与真主同体,亦必能造化天地万物,然谁曾造一人一物于此乎?”【89】他认为万物体类各别,不可混一,真主造化天地万物,本不一体,“欲强之一体”是“若造化之全能也”【90】如果万物果为一体,则盗跖与柳下惠同,文王与商纣同,然而事实上“体之相续者为一体,相间者为异体。”【91】万物品逾牛毛,类有万端,并非同类。“若万物果为一体,富贵穷通,生死寿夭,安危得失,饱暖饥寒,当无分别,彼此皆同”,【92】然而事实恰非如此,故万物一体之说,谬不可从。“倘泥于万物一体之说,则轻造化,混赏罚,昧同异,一高下,革是非,其妄言之罪不浅鲜矣。”【93】

    #125745
    群贤维昌
    会员

    王岱舆还以伊斯兰信仰与哲学为根据,对儒学做了补充。
    首先,王岱舆认为儒学缺乏绝对超越的上帝,诗书所载无形象之皇天上帝,本不能和真主完全对应,宋儒又或论理论气,以有形之天为主宰,不知元气乃真主所立万象之宗。“国有君,府有牧,州有守,家有长,世界有主,道一也。儒者纷纷以理气二字尽之,是天下国家可以无君长而治也。”【94】以“无极即太极为阴阳五行万物之主”之说,系谬说。要进一步认识到无极太极之上,另有自足的主宰,这样儒学才算有根。
    王岱舆认为儒学缺乏先天、来世观念,故不知人性之真谛,善恶之本来,他对此亦加以补充。他说:“人有原始、现在、归回之三世。即若原种、发露、成果之三时,缺一则始终不备矣。”【95】在来世,“彼时善恶之人,具复生原身,判理已毕,善者便登天国”,【96】他认为缺乏天堂地犹,未日审判,则善恶无归,是“虚无寂灭之谓”,没有天堂地禁,“岂不便宜了小人,辜负了正直者”,“善不可不为,恶不可不止,必有至公之赏罚,兹乃真主治世之权”【97】儒学不讲天堂地犹,是不全备之学,需要加以补充。
    王岱舆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送”之说,是理学大原,然不透彻。儒学性说,因源头不清,故无定论,他认为“物各有类,同类者性通,异类者性异”。性是事物的类本质。“能推理者,独归人类而别于他物,方为人之性命也”。所以人性即是理性。“凡人之性,能行善恶,非性本恶也。”“人之性,能作善作恶”,善有二种,一为性之本善,一为人之习善。后者是人积习所得,是自由意志所决定的行为。是人之善恶。恶皆由人执己,行善行恶,皆由自己。习善才是“德行之真功”【98】。“恻隐之心”无关人性。性又有二,真性出乎先天至理,禀性出于四大。人听命于理,则无不善,听从禀性,则不得超脱。又将人性归根于上帝了。

    #125746
    群贤维昌
    会员

    王岱舆认为人有灵性、真心,人能克己之私,则真心显露,以此真心,遵主明命,就能“契独一之真主。”【99】人之死,乃其身形,非其灵性。“灵性在身,若拘于狱。此身若死,如囚出禁。”所以“知命者不以死为难,归回原所,各有定位,不得自迁。”【100】灵性是永恒的,“长在者性灵,腐朽者身体。”所以“今世之事,或吉或凶,皆不足论。”【101】对人而言,追求灵魂的超脱,才是更根本的。只有追求灵魂的超脱,才能做到真正的正心诚意,明心见性,修身治国。
    总而言之,王岱舆对儒学的认肯,批评与补充,全部基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在他这里,伊道可以包儒道。只有在伊斯兰教背景上,经过伊斯兰化的儒学,才是正学。这就是王岱舆的儒学观的基本内容。
    三、几点分析
    王岱舆生活在明代末期,思想界相对自由,他信仰坚定,敢于直指儒学之过失,严厉批驳释道学说。
    但是由于他用汉文著述,不得不大量吸收利用儒学与释道二教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使得他的学说带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更重要的是,在汉文化圈中,王岱舆面对的除了汉化严重的普通教众外,还有三教中学者。相互间的辩难,使得王岱舆的问题意识除了集中于坚持伊斯兰教教义,宣传伊斯兰教义,纯化伊斯兰教信仰之外,还要花大力气,回答很多与教义无干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与中国当时的环境相关,这也使得王岱舆对伊斯兰教教义的译解有了选择。使得他的著述与中国传统思想在对比中相贯通。

    #125747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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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岱舆著述中一些基本概念,除真一、数一、体一等核心思想出于伊斯兰哲学外,常使用的先天、后天、无极、太极、诚、敬、明德、心性等,无不采自儒学,即使他做了重新解释的忠、孝、五常等概念,也还和儒学有密切联系,在以伊释儒的同时,也使他的伊斯兰教儒学化。
    王岱舆面对教众与教外人士的现实问题,对伊斯兰教颇多发挥,这个发挥的过程,也正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非常中国化,而王岱舆的回答,有时也非常中国化。如有人问:“诸教云万物一体,贵教以为何如?”【102】有人问“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有何不可?”【103】有人问:“正教食肉,何以谓之斋戒”【104】有人问:“回汉之人,彼此皆有贤愚,若以‘以马纳’为主之恩赐,乃回之极愚者皆有,汉之极贤者皆无,何也?”【105】有人问:“忠孝乃五伦百行之本,但不知忠孝以何为本也?”【106】等等,更有以风水、荤素、神仙,以及老庄之学与佛学发问者,这些问题的本身,就非常中国化,王岱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也很中国化,尤其在《希真正答•剩语》中,王氏的论调,如不明就里,很可能被看作禅宗语录。如“问一僧,何为麻三斤?答云:四十八愿君须记。老人云:何用麻为?答云:正犯商量,求居士开示,老人云:成得绳来好缚牛。”【107】此处王岱舆以麻三斤喻宗教,以牛喻自性,自性收伏,方得超脱,即所谓“宰了自家牛,天下皆宾伏。”由此看来,排斥佛教的结果,使王岱舆的思想大上了佛教的印记。以回释儒的同时,自然即是回教儒学化的过程。
    王岱舆著述的初衷之一,是为了纯化伊斯兰教信仰,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不是王氏所能扭转的,在王岱舆身后的三百多年中,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趋势并未改变。根据马通的研究,当代“东南沿海的三江、两广、及湖南、湖北等地,有60余万穆斯林,其信仰已接近自然消失阶段。”【108】西南、中原、东北的400余万穆斯林中,伊斯兰教影响也在削弱,即使在马氏看来还算稳定甚至兴旺的西北地区,在一些门宦中,也表现出很明显的中国特色,如嘎德林耶有明显的释教与道教色采【109】,西道堂则颇受儒学影响。【110】从这种意义上说,王氏纯化伊斯兰教的努力失败了。儒学能在清末民初,纯粹因学理的原因,影响到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心——有中国麦加之称的河州,成为西道堂这一教派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这表明儒学有极强的生命力。表明儒学有融合西学,创新发展的潜力。

    #125748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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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岱舆批评儒学方式与内容,与利玛窦多相吻合。【111】两个人都对先秦儒学表示较大程度认肯,同时又加以伊斯兰教或天主教的解释。他们对先秦儒学的认肯,除了伦理道德方面的认同外,关键还在于先秦儒学中上帝、天等概念的内涵,有比较强的宗教气息,在某种程度上与回、耶二教的唯一神论有较多契合之处。
    王岱舆和利玛窦一样,对于儒学所推崇的忠、孝、仁、义等道德主张较少攻击。虽然都加以新解,大体上则表示认同。【112】在本体与信仰的层面,利、王二人都予以攻击,对于太极生万物,对于理为本体,对于万物一体之说,都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背景给予尖锐的批评。这表明先秦儒学在超越的层面,至少从西方神学的角度看,和耶、回二教有根本不同,儒学和西方神学的冲突,不在道德的理解,而在信仰的层面,就道德层面言,二者的冲突不大,比较容易展开对话。
    王岱舆对儒学的批评,是基于西学的背景,西学是他的基本学术训练。他说:“天者乃无灵觉中最大之物,其形浑圆,体坚而明透,不似他物可变、可坏,总是一天,而有七重……地在天中,犹一点也。”【113】这种天体说,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说。他又以水、火、气、土为四行,这是承自希腊人的四大说,他认为四行“为人身一体,较之五行说殊矣。”【114】 “金固属于水,木固属于水”,“火中贮气,水里含尘”与五行说相比,四行说是正确的。王岱舆的西学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学的批判中,他所根据的神学思想,全系经院哲学。作为他思想核心的流溢说,是伊斯兰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115】;他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基本同于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116】说;他对善恶的论述,则和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说无二。【117】在宗教哲学方面,可以清楚看出王岱舆思想根于西学的地方还很多,此不具论。
    王岱舆的学术训练容或受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但经堂教育无疑是其基础,经常教育中,本多西学内容。在利玛窦等人入华之前,大批伊斯兰教徒华化,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伊斯兰哲学即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宋明以降的理学家,有没有可能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章太炎说:“张横渠《正蒙》之意,近于回教”,他又疑张子受景教影响。【118】 景教与回教,其哲学背景本相一致,章氏之说,有没有合理性?值得重视。近人李天纲先生有二曲之学受天主教影响之说,然悔过自新之说及敬天之行为,回教与耶教亦无二致,明末关中回民集中,文化发达【119】,二曲之学,又多苏非气息,有没有可能受伊斯兰教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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