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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经”日记《正大光明》问世的历史背景及其史料价值

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回民不堪清朝对回民的残酷压迫和歧视,随之爆发大规模起义。时年_48岁:刚被陕西三原县穆斯林从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来任伊玛目不久的云南籍阿洪马寿清(人称“普洱马”),在事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把远在河南开封竹沙镇的夫人和小孩接到陕西西安府的三原,义无反顾地和其他阿洪一起参加了反清起义。
义军后来在董志塬组成十八大营,由于普洱马阿洪品学兼优,文武双全,加之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不久便成了义军的精神领袖。他组织义军在董志塬开展生产自救,在学习教门的同时,经常率领回族义军,带着礼品,深入汉族群众中,探望安慰他们,号召广大农民安心劳动,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他常常反复宣传:我们陕西回民义军是迫不得已才来董志塬,在你们的家乡反抗清军屠杀回民。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宗旨就是和平,与人为善。我们同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农民,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决不会与你们为敌,也更不会对你们做出不义的事。普洱马阿洪的这些英明举措,使义军和当地的汉族农民能够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他当时还与十八大营领袖在临时搭建的清真寺中宣布约法三章,严禁任何人危害真主所创造的生灵,有违者,必严惩不贷。陕西回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在董志塬驻扎数年,这跟当地汉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普洱马阿洪也因此受到了董志塬汉民的爱戴,这是笔者2005年5月下旬在庆阳董志塬调查时,当地的几个汉族老人告诉我们的。
普洱马阿洪还亲自参与指挥义军反击清军的围剿,使义军多次打败了前来消灭义军的清军。他按照伊斯兰的和平精神,命令义军始终坚持只消灭首恶,不杀害无辜的战略方针,凡被俘清军士兵,皆被释放。因此,阿洪的声名远扬,成了清政府的肉中刺,眼中钉。双手沾满西北回民鲜血的刽子手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有称普洱阿洪者,尚在贼中,见为贼首。”②事实上,那时普洱马阿洪所在营中的领袖是杨文治。阿洪还亲自负责主持,与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崔巍、杨文治等在董志塬商议,让他的学生、军中大学士广西籍阿洪马天堂和陕西泾阳县马家庄文举苏汇起草了给皇上的伸冤书信。信的内容主要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唐朝传人中国、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回民的原来、回民在陕西八百里秦川安居乐业等;第二部分叙述了陕西产生回汉矛盾,官府处理不公,导致回民起义反抗压迫,被清军屠杀,被迫离乡背井,逃亡至董志塬,以及几十万难民生活困苦、生命难保的一系列原因;第三部分阐明了要求皇上明察,渴望返回陕西老家的强烈愿望。随后义军决定,由白彦虎率领7位武艺高强的人,其中包括苏宏目兄弟(咸阳苏家沟槐树寨人),赴京给皇帝送信。他们扮成商人,白天休息,夜晚赶路,历尽千险,终将伸冤书信送到京城同治的御前。难怪左宗棠于同治八年八月十五日批发的禀文中有和此事较相近的记载:“长安县回目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马寿清、凤翔府回目崔巍等禀:窃思难民等身遭不白之冤,业经八载,每思悔罪投诚,今皇上以好生为心,凡股肱大臣均能救民于水火之中,频年招抚安插未就,致难民等流离失所,继因糊口无资,不得已外出寻粮,实有碍于抚局。兹蒙恩招抚,急将难众严加约束,再不敢任其滋扰。现时困苦之状,如鸟之失巢,如鱼之离水,更有甚于董志塬者。…···”…㈣。”在那战乱频繁、正义不存、腥风血雨的岁月中,普洱马阿洪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随时有可能被清军屠杀的危险环境中,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途上,凭着信仰的巨大力量,从董志塬开始,坚持用回族穆斯林自己创造并内部认同的,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拼读汉语发音的“消经”文字,几乎天天撰写日记,将陕甘回民起义的血泪史都记载在他命名的日记体《正大光明》中,给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来自受难方的史料。
随着战事的发展和对义军的不利,普洱马阿洪作为陕西回民起义的阿洪之一,为了保存实力,延传教门,避免生灵涂炭,在事关万人性命、社会安宁、教门存亡、民族长远利益的关键时刻,凭着对伊斯兰和平精神和中华文化中庸之道精神的了解和把握,作为回民起义的精神领袖,自告奋勇,不顾个人的安危,背着“可番”布,在泾川会见左宗棠,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相传签字时,镇压回民的刽子手左宗棠问普洱马阿洪:“《古兰经》是高洁的,何以写上猪字?”阿洪答日:“给你的手上写个火字,你能觉得它烧吗?”阿洪的巧妙答复使左宗棠无言以对。左宗棠见普洱马阿洪行走时健步如飞,称赞普洱马阿洪走的是“龙行虎步”。对于普洱马阿洪的“签字”,穆斯林民间颇有异议。
自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饱受战乱的陕西回民起义幸存者中的万余人被“安抚”在平凉、华亭、化平(今宁夏泾源县)、张家川、会宁等地,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灵痛苦和战争创伤,以纯洁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荒无人烟的高山枯岭上开拓垦荒,种地养息,修建清真寺,看守信仰,兴办教门,创造了人类生存史上的奇迹。笔者在乎凉农村调查陕甘回民起义历史时,当地的回族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目睹和笔录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由左宗棠签发、盖有官印的《良民门牌》和《平凉善后总局为给发单以为执照》等文书和证件,都是官府所谓“安抚”的记载。《苏氏同治初年离陕赴甘记》,则是由清同治年间陕西泾阳回民起义军苏筱瀛的后代,忠实记载全家随起义军十八大营领袖之一的杨文治,从陕西到甘肃的逃亡路途上颠沛流离、惨遭屠杀的经历,以及被左宗棠安插于平凉的一些细节的珍贵文本。平凉大岔河的五老沟的名称就是以当年被左宗棠“安抚”在荒无人烟的穷山辟壤的5个残弱回族老人而
命名的。58岁的普洱马阿洪也因此被“安抚”在平凉上杨翟家沟。普洱马阿洪定居平凉后,并没有因为左宗棠的血腥屠杀一蹶不振,而是用心灵牢固地看守着自己崇高的信仰,极力忍受着一些同胞对他“签字”议和的非议,担当起了振兴回族穆斯林精神支柱——伊斯兰教的重任,继续为回族穆斯林群众播撒信仰的种子,矢志不渝地保护和传播伊斯兰文化。普洱马阿洪在平凉老庄、大秦、化平的黄岭寨等地清真寺先后兴教开学,其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以老云南马(马宝)阿洪、柴墩岭阿洪和马良骏
(1867一1957)阿洪最为著名。
但令人心痛的是,受害方记载这段血泪历史的资料极其匮乏,国人了解甚微,相反人们见到的是浩如烟海的官方“文献”或“钦定”的“纪略”。很明显,以左宗棠为首的穷凶极恶的清廷官府在残酷地镇压了回民起义后,又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霸权在“正史”中对回民进行极尽侮辱之能事,而留在国内劫后余生的回民自然是无处申诉,更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血泪史用口承的方式一代代传下来,真可谓“大悲无泪”。基于上述原因,《正大光明》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