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圣道杂谈】 › 张承志访谈 二十八年的额吉 › 回复 #87098
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艾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象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
还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
或许额吉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意。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这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艾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
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骒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艾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呵,你使我复杂了。
(三)
幸亏我把她和艾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朦,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多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象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艾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象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八十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溶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
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么(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家赞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艾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
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呵!
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
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登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
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象不费事。反正每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象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象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