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中国苏菲】 › 【真镜花园】 › 《一个法国穆斯林青年对瓦哈比派的揭露》 › 回复 #61271
第四章、遭到排挤,无处寻根
再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故事,看看我们所承受的文化断裂。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和扎卡几乎不了解摩洛哥。我们只去过两次,一次是1974年,另一次是1977年。第二次我十岁,我弟弟八岁。那时我们几乎不认识我母亲家中的多数成员:如外祖母,小姨,两位舅舅,表兄妹等。外祖母曾到米卢兹来过我们家一次,当时我们还很小,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一到懂事的年龄,母亲便给我们描述了一番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她的家庭,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她说她母亲,就是我们的外祖母阿米娜,是个很坏的女人。至于她的哥哥穆罕默德,她的妹妹竹吾尔,她说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做了太多的努力。不管怎么说,我和扎卡里亚好像既没外祖母和舅舅,也没姨妈或表兄妹。因为同我们的姐姐们相反,我们几乎没机会见这些家庭成员,而纳迪娅和加米拉曾经陪伴母亲回过好几次摩洛哥,她们有根,我们没有!母亲带纳迪娅回去是因为以她为荣;而带加米拉是因为想把她嫁给当地人。有一年夏天,她甚至把加米拉留在了她哥哥家里,好给她许配人家。可是根本没用!
有时候,母亲讲出来的话如果是出自一个祖籍法国人之口,有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可她自己,虽然极力想忘掉,却也是阿拉伯人。她就是想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阻碍地让她的儿子们不要同阿拉伯世界有任何关系,而她自己便是从那里来的。
她的有些做法绝对是想要割断我们与地中海的渊源,比如说我们从不过穆斯林节日。摩洛哥人一般来说都是快乐而虔诚的信徒,特别认真地过斋月(Ramadan)、庆祝先知诞辰的马威节(Mawlid),还有拉伊德·爱尔-克比节(Aid
el-kebir)。而我们住在灰石礁(Roche-Grise)的时候,已经是青少年了,我母亲却过起了圣诞节!我们在职业高中里面的所有马格里布伙伴们都欢度这些穆斯林节日,可我们连它们的意义都还不甚了了……我们只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家与所有别人的都不一样,我们不觉得是祖籍法国人:每次我们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同其他摩洛哥人生活得也不一样。
结果便是,我们的心中不知不觉埋下了空虚的种子。我和扎卡里亚都试图填满心中的深壑,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像其他同代人一样,我们意识到对祖先的文化了解得不够。我们几乎根本不知道阿拉伯世界里的社会准则,但我们的出生地法国并不因此真正接纳我们。祖籍法国人经常让我们觉得同他们“不完全一样”,且对这一点毫不在意。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日日折磨着我们。而当我们终于要忘记这一点时,只消一个词便毫不留情地把我们重新唤回记忆,那就是人人皆知的“融入(Integration)”。
在我们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这个词总是敲响我们的耳鼓。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含义。我们生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我们就在这里长大成人。让我们“融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身为法国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融入”法国社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儿童到青少年,从青少年再长大成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本来就在文化定位中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是十分令人烦恼的。更何况在身份冲突之外,家庭中也找不到安宁,那么这个人在社会上便有“无从归属”的感觉,仿佛一个自由电子,漂移在这个既无信仰也无法律保障的人世间。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受到一个熟人种族歧视的侮辱,是在我们只有八岁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米卢兹凯塞尔堡街8号,楼下有一块很大的绿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处理想的游戏场所。每天放学以后,我和扎卡总在这里和同一个伙伴玩儿弹球,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那是开学之后几个月,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走过来,我们叫他:“雷米!”可他一动不动,只在远处看着我们。我们走近他问出了什么事。
“我不能跟你们玩儿。”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玩儿?”
“因为我父母不让。”
“可是你父母为什么今天不让你跟我们玩儿?咱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玩儿弹球的吗?”
“不是,不光是今天,以后永远都不可以。他们说你们是黑鬼,说不让我跟黑鬼在一起玩儿。”
我和扎卡里亚互望了一眼,与其说是受了伤害,不如说是吃惊。雷米也像我们一样慌乱。他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是很重的,可是他也许还并不真正懂这些话,我们也不懂。我们还是孩子。就算我们以直觉领会了这些句子,也还不能理解它们的言下之意。但我们明确知道,我们不是“黑鬼”!这便是我很久以前记得的种族歧视的一个例子。慢慢地,我们就习惯了……
在拉封丹(La
Fondaine)学校里,有一名小学教师对马格里布人深恶痛绝。他还在行动上表露无遗,简直匪夷所思。比如说他在厕所中遇到阿拉伯裔学生时,他就揍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的行为,但没人说话。扎卡里亚被打过,我也被打过,别的马格里布同学都被他打过,没有人告状。这便是黑手党的禁声原则(Omerta)。好像这只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事,好像这便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教师所规定的游戏规则。游戏的目的是我们要比他更狡猾,不能和他同时上厕所。孩子是明白不了这种情况的,他不懂“为什么人会有坏心”。他只知道“有些人是坏人”。这便是生活的教训。然后,一旦长大,他就学会了不要让别人占便宜。他学会了用拳头说话,他能打人就打人。他还学会了如何识别有偏见的人,好像心中有一只巨大的雷达在运作。可惜的是,这部雷达并不总管用,还差得很远。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社区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会打架的缘故,而好街区的青少年便不会如此。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遇到这类种族歧视的情况,我和扎卡里亚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这种事是为数不多的几样能让她有所反应的事。她被激怒了,一遍遍地说:“都是些种族主义者,都是些种族主义者!”可是为此她能做什么呢?在这类寻常的种族主义行为中,掺杂了太多的愤怒与绝望。如果我们在有时有旁观者的情况下当场不作反应,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作出反应,我们就只能独自咀嚼怨恨,责怪自身的缺憾。可是已经晚了,已经不能有所行动了。比如,母亲有一次在超市购物时被收银员抢白了些不恰当的话,却不能再去讨回公道。即便她去了又如何?收银员是肯定会矢口否认的,最坏的情况下她还会大闹一场。
后来,等我们进入前青少年时期,对这类事情的反应就不一样了。通常,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儿的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父母对此事确有看法,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同阿拉伯人来往,对此我们只是耸耸肩膀。十三四岁以前,大人们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也不想用过多的精力去思考这类问题,而且我们潜意识里明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勒庞在法国政治领域中地位的上升在法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国民阵线(le Front
National)在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市长议席,更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席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有些法国人确实是,但他们当时还羞于承认。可是当勒庞的选票打破了他自己的记录以后,一些法国人便不再遮掩他们的真实想法了。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心中的信念公之于众:“还法国以法国人,厌倦移民,打倒阿拉伯人、黑鬼和犹太人。”他们的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他们甚至还要求有“种族歧视的权利”,将它作为自由健全标志的特权!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上为此付出了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和排斥现象的存在,可是当法国好几个城市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排外倾向时,这就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自由、平等、博爱”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双种语言,一边是官方,另一边是现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严重的。这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同其他法国人“不一样”;或者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是法国人!然而我们的的确确是法国人,我们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学在法国,我们的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都在这里度过,我们在这里有朋友,我们在这里工作!
前青少年时期,我们已开始独自办理一些行政手续,比如说去市政府开一张家庭户口表格。我们在上面明明填写了法国籍,可是两次中总有一次,在窗口交还表格时职员会问我们,我或者扎卡,到底是什么国籍!
不管怎么说,就算我们还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法国人,我们也同样知道跟其他摩洛哥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伙伴的家中开始接触不甚熟悉的摩洛哥的,那也是仅有的几次机会,而从来不在我们自己家里。然而我们愿意做像松费纳,像卡莱德,像穆罕默德那样的人。每次中学开学时,我们都得回答在家中是讲法语还是讲阿拉伯语的问题,我们很难过;相反地,我们难过还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在学校里并不得到承认。比如说历史课和地理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总是法国人的一面之词。而历史课所涉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是法国人同阿拉伯人的战争!
学校食堂里每天也都会发生些小的不愉快,因为尽管我们对宗教一无所知,也被规定不能吃猪肉。因此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得提同一个问题:“除了猪肉,有没有别的东西?”而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是穆斯林。我不吃猪肉。”
“啊呀呀,这些穆斯林教徒,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有这么一天,菜单上有豌豆烧五花肉丁。我问完问题,厨师拿回我的盘子,多少有点不高兴地用叉子把五花肉丁挑了出来,还给我盘子时抱怨说:“就这点肉丁还非要找麻烦。”一位不是穆斯林的同学回答说:“你呢,要是别人在你的盘子里放几克脏东西,你会高兴吗?”我们再次感到受了冒犯。事实上我们觉得有失落感,我们既不以法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在马格里布模式中认同。
我和扎卡所感觉到的,上百万的马格里布或非洲青年也感觉到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正的社会生活始于学校,小学老师以及中学教师的看法都对他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他既感觉没有受到尊重,也感到没有被接纳,孩子将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其实有时只需很小的一点努力,公立学校就可以不让穆斯林的孩子们受到过分的伤害。国家肯定是可以做出这种努力的,哪怕只是为了减少社会上没有归属感的人,让他们不再生活在痛苦之中。忍受并非有助于思考,痛苦不是抽象的,只能在心中承受。然而当它已经表露出来时,就已经太晚了:在缺乏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过多的侵犯与苦恼会使青年人终有一天要爆发,以犯罪的方式,或更加激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