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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天道亦重人道,尊西方圣人亦尊东方圣人
——回族穆斯林的两种关怀与双重认同
马德新清醒地看到,坚持严格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教,要在中国这个多宗教、多民族的辽阔地域中生存,要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发展,是极其艰难的,“中土为万教杂出之地,实吾教孤立之秋。其间从佛者混之,从道者混之,吾教中更有名同实异者混之”[42],在这种情况下保存伊斯兰教的特色文化,不使“王刘诸公与众群贤之道”被“淹汉不彰”[43],确实不易,如果一味追求“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44],伊斯兰文化的神圣关怀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回族就会有被汉文化同化之亡族灭教的危险,因此马德新从学理上及时作出修正,既坚守伊斯兰教的神圣关怀、天道思想,又积极认同儒家的人文精神。针对王岱舆、刘智诸公对伊斯兰教的“天道”思想的缺略,尤其是关于后世复生这一根本信仰,他不惜重墨铺陈,著《会归要语》、《幽明释义》、《大化总归》、《信源六箴》、《醒世箴》等多部著作反复阐明后世思想。他之所以在“岱舆、介廉之外独树一帜”,目的在于“传历代圣人行道不尽之苦衷”[45],在于阐扬伊斯兰教的天道思想,他著《明德经》、《礼法启爱》、《真德弥维》等书,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教法、沐浴、礼拜、斋戒、殡礼、课赋、朝觐、结婚与离婚以及穆斯林立誓等方面的教法规定,“使中国学生得悉教门之根柢”[46]。
马德新是位学识渊博、信仰深厚的大学者,他认为儒家重人道、轻天道的倾向及其自然主义的生死观,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终极关怀,也不能消除普通民众对死亡的畏惧心理,更不能合理解释善恶与幸福不幸之间的关系,无法更好地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他说儒家文化关注社会人生,但“于真宰之赏罚,天地之究竟,万物之归宿,光阴之结局,斯人原始返终之要道,则缺焉不详”[47],周公孔子传:“为人所作之善恶必有报应,作善者天降百祥,作恶者天降百殃。但为善未见获福,为恶未见遭殃,更有大恶荣华到老,大善苦厄终身,忠臣死于诛戮,国贼反受荣昌”[48],儒家的善恶报应论无法解释人们现实生活中福善不统一的矛盾;相比之下“回教合儒定伦理,五伦同备饮食分。内加天道有五课,法备三乘达元真[49],马德新以为,伊斯兰教的“天道”思想、伊斯兰教与终极存在相联系的神圣关怀,与永恒相联系的超越精神,以公正为准绳的赏罚原则,对儒家文化具有“辅冀”的作用[50],“此清真教所以特为发明以补儒者之不及,而正佛老之错谬也”[51]。尤其是伊斯兰教的“赏善罚恶”的思想,以公正为准绳,对善恶与幸福不幸的关系作出了合乎人情的解释,可以更好地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人生尘世,与人相接,或受一言之委屈,或受一行之欺凌,即由愧生(愤)奋,由奋(愤)生怒,必欲报复而后甘心焉。甚至有怨主不公而妄言者,不知世有屈我欺我之人,而主无屈我欺我之意。然主非徒不屈我欺我己也,犹必于屈我者而以屈报之,欺我者以欺报之,惟是我虽被屈被欺,而见真主之大罚,凛然可畏。于是悯之、宽之,不追其屈,不言其欺,将屈我欺我者而自为解释,则主亦从而宥之”[52]。他认为伊斯兰教所说的善恶报应更具公平性(尘世之赏罚和真世之赏罚)和说服力(为善者终将受到相应的奖赏,获得永恒幸福;作恶者终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并饱尝不幸的滋味),可以更好地引导民众。由此,马德新引导广大回族民众既恪守天道、又关心人道,既坚持伊斯兰教、又认同儒家文化。因为生活于华夏大地上的回族民众,与阿拉伯、波斯、埃及或土耳其的穆斯林不同。回族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不能摆脱汉族及汉文化的影响,这是广大回族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通婚、收养汉族子嗣等渠道使不少汉族被悄悄融入回族中,这种血统上的变异,必然会在思想观念乃至生活习俗方面产生影响。汉语言、汉文字的使用,与汉族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官方的教育体系,使得儒家文化和汉族的影响已深深渗透在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中。如何确定回族的身份关系重大,意义重大。明清以来广大回族对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双重认同尽管出于自发,但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前辈学者一样,马德新把回族的双重认同提到自觉,进而引导回族民众既尊西方圣人,又尊东方圣人。“古来教道多矣。何教不有圣人,使必高自位置,谓我教有圣人,而他教之圣人非圣人,此尤不情之论也”[53]。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承认每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每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些唯我独尊、否认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合理性的言行,都是“不情之论”,是极端狭隘、极端错误的。文化的差异正是文化多样性的充分体现,差异与优劣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当今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被视作“世纪之交国际社会观念变革中最重要的现象”[54],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55]。我们无需把马德新视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倡导者,但马德新理性主义的文化观、民族观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今天的民族关系,均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当时回汉剧烈冲突中,能够冷静、清醒地提出“东海西海之圣人,虽心同道合,但各有专任,彼此不相侵乱,我教圣人非独优,他教圣人非独绌”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1990年费孝通先生在日本东京“东西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所作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精彩发言,博得广泛的欢迎[56],此十六字对我们理解马德新的思想大有裨益。
各美其美,是指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民族自豪感;美人之美是要了解、尊重、学习异族的优秀文化,这是对文化独尊以及种族优越论的否定;美美与共,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识有利于各个民族和平共处;天下大同,每个民族都以正确的态度审视自身文化,也能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欣赏异族文化。
“彼尧舜周孔之专任,在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故惟以伦理为重,而不言生前死后之事。其所以不言也,因非其所职,非为生前无所来,死后无所归也。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是不言也,非不知也”,“盖以生前死后之事,非其所职而不妄言,如都外之臣,惟以外事为正任,而不理朝内之事”。东西方圣人各有所务,孔子和穆罕默德,由于职责不同,因此关注的问题各异,东方圣人(孔子)专言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西方圣人(穆罕默德)专言天道,而人道亦在其中。马德新发扬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一方面承认东西文化的差别,另一方面主张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和谐。东西方圣人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不仅相互不冲突、不对立,且有共同之处,甚至可以互相补充,互为表里,互为辅翼,“岂知人道华西一体,原无因地而异之理”。[57]因此遵孔者不必排斥、否定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也不必排斥、否定儒家文化,“我教圣人非独优,他教圣人非独绌”[58],进而引导广大回族民众自觉认同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天道与人道并重、穆圣与孔圣共尊,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伊斯兰世界,由于宗教、政治、伦理以及法律的一体性,穆斯林只要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生活、遵守伊斯兰教教法即可。然而在中国,穆斯林不仅要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同时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伦理,认同中国的文化。天道与人道并重,要求穆斯林在保持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同时,认同儒家的道德理念;在遵守伊斯兰教教法的同时,遵守国家的法律。
马德新在号召广大回族民众认同儒家文化、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也要求广大的汉族民众及封建士大夫,尊重回族的文化特色和宗教信仰[59]。“愚昧者不知礼拜之至义,而疑其亦如他教供奉土俗之神佛,别之天壤矣。明人君子,切无(勿)执管窥天,请阔其目,宽其量,而以公正之心,朗观而明察之。清真所尊奉者,造化天地、养育万物、纲维数理、掌握人神之真宰也。儒门称之为天,是天下万世所公共者也。其所持守者,顺天、事天、敬天、畏天,亦千古万国所当行之公礼也”,“吾人持守真功,乃尊真主之明命,体至圣之遵行,而各尽其为仆之礼。非以求世福,或妄冀成仙作佛,并不因希赏而为善,畏罚而止恶”[60],“吾教之名为清真也。夫清者不染于浊,贵乎知有源也。真者不杂于邪,贵乎知有正也,吾人受主之恩,遵圣之教,则一言一字,必遵其源,所行所止,必归于正”[61]。“不知者以我教之经,惟教人礼拜斋戒,诵经,而不言清心寡欲克己之功。岂知欲为心之病,治病必以药,五功乃真宰示人医心之良方也。”[62]
马德新苦心孤诣,将伊斯兰教的信仰与功修纳入儒家思维模式和语义系统中,目的就在于消除儒家文人士大夫的偏狭心态,让伊斯兰教能够被儒家知识阶层理解,而不以异端视之。
马德新的思想得到了理性的儒家士大夫和地方官员的赞赏及认同,云贵总督张亮基在咸丰八年(1858年)就曾经表示,要把《性理本经》(刘智《天方性理》本经一册)和《实录宝训》(刘智著《天方至圣实录》,马德新与弟子马安礼改正、修订)二书与儒经《典礼》、《小学》等一同推广到云南回教义学中,令回民童而习之。[63]仅管这一美好设想由于张亮基的很快离任以及云南十八年的战事以及极端派满汉官员的当政而未能实现,但马德新的思想至今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