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由于遗传学规律的发现,使达尔文的理论完全陷入危机。虽然如此,一群决心忠于达尔文的科学家,企图找到维护达尔文的办法。1941年,在“美国地质学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参加会议的人有:遗传学家G•莱迪亚德•斯特宾斯、提奥多斯•多詹斯凯,动物学家厄恩斯特•梅尔、朱利安•赫克斯利,古生物学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格伦•L•杰普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们最后一致同意”修补”达尔文学说。
这些骨干把精力集中在:有利变异起源的问题上,即想象中的导致生命机体进化的变异上–连达尔文自己都不能解释的观点上,而且只是依靠拉马克的观点来解释的。对此,他们变更为“随意的突变”(“随机突变”)。通过把突变的概念,增加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论中,并当作新的理论,命名为“现代合成的进化理论”。不久,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达尔文学说”,把提出这个理论的人称为“新进化论者”。众所周知,“突变”或“事故”,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基因,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分裂、异位或破坏总是有害的。
然而,新进化论者仍努力通过数千次的突变实验,来确定“有利突变”的一个实例。 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证明新达尔文学说而做的尝试,终于进入了绝望的境地;他们的全部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此外,他们也努力证明自己假想的理论,即第一个活着的生物体,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偶然产生了。不幸的是,他们试图证明生命是偶然产生的每一次实验都破产了。
构成生命结构的单一蛋白质,都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作为最小生命单元的细胞,在二十世纪最先进的实验室里甚至都无法合成,进化论者们却声称,它们在原始的不受控制的地球条件下会偶然形成。
新达尔文学说的理论也被化石记录所击败。在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新达尔文学说关于“活着的生命体,从原始到高级种类的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过渡变种’”的化石,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同时,比较解剖学显示:假设一个物种从另一物种进化而来,实际上它们具有不同的解剖特征,即它们不可能互为祖先或后裔。
不论如何,新达尔文学说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如果不是这样,则可以把它说成一种宗教。新达尔文主义的开创者、哲学和动物学教授朱利安•卢塞(Julian Huxley),在1958年出版的《没有启示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Revelation)一书中,清楚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其他作品里,就进化论之所以是一种宗教信仰,做了如下的解释:“宗教基本上是倾向世界大众、包罗万象的一种观点。因此甚至可以说,进化论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替代上帝所担负的职责,即人类的信仰和希望可以结合成一种强有力的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论的拥护者,仍然维护它的原因,尽管所有的证据已经表明它是错误的理论。他们不能同意的一点是,在实现进化的过程中,究竟哪一种不同的模式是“正确的”,即实现进化的不同模式,成了他们中唯一的异议。这些模式中最重要一个是:被称为“跳跃的进化论”的荒谬脚本。
新达尔文学说的垂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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