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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学的各种价值观
伊斯兰历史观在肯定安拉、使者和人在历史中各自不同地位的同时,还强调以安拉至上的价值判断标准作为历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因为伊斯兰历史观本身渊源于超越时空和一切局限性的安拉的智慧与知识。
在认识论方面,伊斯兰历史观坚持以安拉的善恶标准来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各个方面,反对以个人的好恶或以某个哲人的是非标准来评判历史。在方法论方面,伊斯兰历史既注重理性思辨,又讲究感性参悟。正如伊斯兰学者安萨里将理性思辨比作眼球,把感性参悟比作光一样。只有交替或者同时运用这两种认知手段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话。
而中国传统史学往往将个人的是非标准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譬如,李翱提出:“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全唐书》)李翱的所谓“公是公非”的前提是“仲尼褒贬之心”,它所反映出的史学家的是非观或价值观在“道德全者”(同上)即能够“尊王室、正陵僧、举三纲、提五常”,“诛奸搜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柳冕对史学以书法义例进行劝善戒恶的功用曾提出新的要求。他说:“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以志之,书法以劝之,立例以明之。”而“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全唐书》)而在研究史学方面主要沿用传统的考据方法。
中世纪的西方则以基督教神学的善恶标准来充当史学领域中的价值判断标准,其中不少是神学家奥古斯丁本人的是非观,如“原罪”说,“受难”说等等。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思想家们公开歌颂世人以蔑视神抵,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性以否定神性。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本主义历史观所拥有的价值标准受到了挑战,代之以人本主义历史观具有的价值内涵。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再一次重创了基督教的神学史观。伏尔泰、维科和孔多塞等哲人系统地阐述了人本主义历史观,但过分地夸大了人的理性作用,主张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圣坛上受到检验。孔多塞甚至声称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将理性认作是支配历史发展的主宰力量。(参见《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哲学》)这显然将由人类或个别人的理性衍化出来的是非观或价值观误认为是终极价值判断之标准,否定了安拉至上的价值观。十九世纪在研究史学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到了二十世纪又出现了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与之相对抗。实证主义史学提供一个排斥主体性的客体性原则,强调历史的价值即在历史本身;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则突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常常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局限性当作历史本身作为客观存在的相对性乃至虚幻性,使“历史事实”成为依赖思维而存在的精神范畴。
另外,在十九世纪后期,还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他们继承‘了黑格尔的人类是历史精神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看作是人类精神、意识、思想的发展史。克罗齐曾说:“精神就是整个实在……除了精神没有其他实在;除了精神哲学,没有其他哲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在他看来,历史就成了哲学史,成了精神的自身意识史。柯林伍德比克罗齐更直截了当地声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除了思想以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有历史。”(《历史的观念》)。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还认为:既然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或思想史,那么历史也就只有在人们用自己的思想窥测古人的思想时,才称其为历史。因此,历史就不是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思想而存在的客观过程,而是认识主体的思想产物。柯林伍德发展了克罗齐“历史就是思想”的观点,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同上)这一重演过程“并不是消极屈服于别人心灵的魅力之下;它是积极的,因而也就是批判的思维的一种努力。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同上)比新黑格尔主义更具有当代特征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是弗洛伊德主义历史观。弗洛伊德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石就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尤其是其中的性本能是推动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是为人的活动提供心理能量的内在源泉,是支配人的最高主宰。因此,人类历史现象都是无意识、非理性的心理本能的产物。这种心理本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人的这种本能可分为生存本能(即自卫本能和生殖本能)及死亡本能(即侵略、自我毁灭本能),整个人类历史是一部两种本能的斗争史。生存本能代表着爱和建设的力量,它起着延续人类的世代发展和保存种族的作用,死亡本能代表着恨和破坏的力量,它起着毁灭自己和自己周围一切的作用。由此便可以解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比如战争不过是人的死亡本能的产物等等。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历史本体论上,无论是新黑格尔主义还是弗洛伊德主义,都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精神,把思想、无意识等精神范畴视为人性的本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从克罗齐的“精神即历史、在历史存在的每个时刻,精神就是历史的创造者”(《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到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再到弗洛伊德的人类历史是无意识本能的产物,无不弥漫着唯心史观。因而,他们的所谓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以人的精神属性为本的人本主义,完全排斥人的其它本质和属性。从这一唯心史观出发,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哲学家大都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寻。他们认为,人的精神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而且变化莫测,不受规律支配,因此,历史作为精神史也就无规律可言。克罗齐曾说“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当然说的是指引历史方向的规律,然而历史象诗一样,象道德意识一样,没有规律。”“全部历史,甚至是最接近我们的现代欧洲本身的历史,都是一团漆黑。”(《西方哲学史》下卷)。柯林伍德也声称:“历史学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除非他不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寻找事物的原因和规律方面与科学家竞赛。”(《历史的观念》),弗洛伊德更公开地否认被其看作历史发展“原动力”的无意识可以通过科学规律加以认识,而诉诸于神秘的“精神感应”。他说:“我们若习惯于这个精神感应的观念,便可用以解释许多现象。”(《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无限夸大人的主观作用,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在它看来,了解历史之最佳方式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演”过去人们的思想或者在精神上“感应”过去人们的精神本能,历史毫无真实的客观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历史实在。
由此而知,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不同程度地带着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和神秘主义的倾向。它和中国传统史学的各种价值观一样,都无法超越人类自身固有的缺陷。惟有伊斯兰的史学价值观是最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