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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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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正美

伊斯兰美学的第二个核心内容是中正之美。《古兰》说:“我(安拉)使你们成为中正的民族,以使你们作一般人的见证。”(2:143)的确,伊斯兰对凡事,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主张中和、适中的原则,即不可不及,也不可太过。对教义、教法、处事接物、战争以及衣食住行都提出中正之美,反对偏激过度。“你们不要高声朗读,也不要低声默读,你们当寻求适中的道路。”(17:110)“既不浪费、又不吝啬,在二者之间适中。”( 25: 67)“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人,你们不要过分。”(2:190)“安拉把美法的列为你们合法的,你们不可禁止,不可过分。”( 5:87)这一中正之美突出表现在它既肯定人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又告诫人们要控制各种世俗的物欲。切忌沉溺于现世的享乐而使人生目标迷乱。

“信主的人们啊!你可以吃我(安拉)供给你们的佳美食物。”(3:172)“你们可以吃我赏赐你们的佳美食品,但不可过分,以免应受我的谴责。谁应受我的谴责,谁必沦丧。”(20:81)“安拉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 55 :8)

众所周知,物质生活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类要生存必须发展生产力。安拉说:“当你们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安拉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安拉,以便你们成功。”(62:10)但人类的物质生产,包括生产方式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的物欲则是无限的。伊斯兰中正之美的原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它将社会的物质活动(包括生产力的发展)有效地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防止因物欲的扩张而产生的失序现象。

而基督教不是过分地渲染禁欲主义(如早期的基督教神学以《圣经》所言“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心灵之所欲,反抗肉体。”(《新约·加拉太书》)为依据,说明人的欲望是天生的“原罪”),就是倡导所谓的人性解放(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法协调物欲和节欲这两个方面。

佛教则认为,人生之所以苦,根源在于人的欲望,而要摆脱这种苦应从自身着手,通过修心禁欲的方式,达到一种“涅磐”的境界。佛教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哲人的著作中也俯拾即是。譬如,叔本华认为,冲动欲望是生存意志的本质。“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决的口渴相比较。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的和无聊之间象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认为,要得到永久的彻底的解脱,必须采取禁欲的方式。他将禁欲行为分为三种:一、“自愿的、彻底的不近女色是禁欲或否定生命意志的第一步。”(同上)二、“表现于自愿的,故意造成的贫苦。”三,是死亡寂灭。只有“绝食而死”才是超脱痛苦的最终出路。“美的美感那种情悦的获得是由于我们摆脱了狠。动的意志冲动,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的意志不只是在一些瞬间,如美感的享受,而是永远平静下来,甚至完全寂灭,只剩下最后一点闪烁的激光维持这躯壳并且还要和

这躯壳同归于尽,这个人的一生是如何的幸福。”(同上)在这种如同佛教“涅磐”的境界中,一切意欲断灭,因而也就无所谓痛苦。显然,叔本华的观点是悲观虚无的。他将彻底否定生存意志作为审美之最高标准也是荒诞的。

儒教虽然肯定物欲,即人的物质利益,但往往将“义”和“利”对立起来并否定物质生产活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譬如,子贡问政,孔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将“足食”放在治国的第一位。又如“庶”、“富”、“教”思想也是把人口兴旺,物产丰富列于首位。然而,虽然孔子同时又主张“礼义以为纪”( 《礼记·礼运》),试图以伦理道德的力量去抑制人们的物欲,从而达到“义”和“利”的统一,但有时过分强调“义”而贬抑人的正当需求和利益,如“立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下议也”(《论语·述而》)。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后来的董仲舒也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以汉书·董仲舒传》)。此外,孔子还将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百姓蔑之为“小人”。

道家在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一问题上也无法达到中正之美。老子认为,物质生活的进步文明是产生堕落的根源,因此主张为实现“素朴”,让人类社会退回到原始状态(《老子·八十章》)。庄子则主张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超越”,不仅将物欲而且将仁义等社会规范也视作伤害人的本性(见《庄子·大宗师》、《骈拇》等。)他崇尚与世隔绝和于世无用的人。如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真人、“至人”、“仙人”以及肢体残缺,奇形怪相,神态疯癫的人物,即所谓“支离其形”“支离其德”者(《庄子·人间世》)

当然,在中国也讲“中”。以“中”为价值取向始于尧舜”允执厥中”的治世之道。但求中用中的思想方法在表现人们对合理尺度的求索和追慕的同时亦衍化出自满自足、平庸保守的消极因素。在汉文化里常表现为清高与卑俗,执著与圆滑,从容与迟延,聪慧与盲目的畸形组合。这种心理倾向和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儒道释文化正负要素的配伍。儒家“折中”,道家“守中”,释家“中观”,其本意在克偏求正,但在认识论上却都偏注一方。儒家偏重人我的价值联系;道家偏重主体的超越,傲睨万物;释家则偏重万物虚无,涅磐至上的价值观。它们的缺陷在于易坠入苟且守旧的误区。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中,“中庸是未完成的真理,待努力的理想。它既不是‘绝对’,又不是‘普遍’更不是‘本源’。它只是中正平易的日常行事之道:愚者不及,智者过之;不肖者不及,贤者过之。但既是理想,就有其超越性,所以也要修炼、攀援,所以又是‘鲜能’的;而既然未完成,它就不是‘封闭性’,而永远不可突竭,永远有望臻至。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然而它的不彻底性、易扭曲性也就埋伏在“不完美”之中,很可能从此走向自己的反面…… 而又由于“中庸”本身这种经验性、庸常性或平易性,更出于中国人‘人本位’文化的务实趋善性,经世致用性,“中庸”往往不能竭力去求索,臻至‘高明’而拘困于自身,甚至违背自身。迟滞、迂执、封闭。弄得‘既不中庸,又不高明’。重人轻物,重实轻虚,重内轻外,重行轻思……都不是‘度其两端而执其中’的中庸,逞论‘高明’……这样中国人就很难接受“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的独立精神、自由原则,而因其追求利用厚生的‘短期效应’而丧失科学或真理自身的高明博厚,以及其固有的多元价值。中国哲学、逻辑学不够发育,中国科学、基础理论逐步走向落后、衰微,中庸之轴容易摆向偏狭的实用,庸凡的功利也是重要原因。”(萧兵《“中国”之名“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为什么能持久?——中国思想史单元研究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