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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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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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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伊斯兰哲学史研究中的东方主义模式的批评

纳斯尔教授指出,伊斯兰哲学史研究的真正开端是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这个研究传统先天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视角,使其不可避免地有重大的观点上的缺陷;但由于“先人为主”这一研究传统却自19世纪以来有着最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19世纪中期,哲学史研究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兴起。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科学地”研究伊斯兰哲学,但他们却受制于自身学术传统的局限性。当代美国学者沃尔夫指出:西方哲学传统在某些方面是很狭隘的,如它几乎都是由“过世的白人男性”(deadwhitemales)的作品所构成,几乎听不到任何女性或有色人种的声音;他接下来引证了休谟、康德、黑格尔作品中对有色人种的无知的蔑视①。这种学术传统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Orien—talism”这一概念上,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此时译为“东方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此时译为‘‘东方主义”),而三者往往相得益彰。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的名著《东方学》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子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萨义德指出,
“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地理的存在,乃是被“西方”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后来,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又著述了同名著作,梳理了东方主义的历史,他指出,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自身,只不过这种关注“是通过对一个虚构的被称为东方的对象的想象来体现的”。此后,这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又通过欧洲的全球扩张被输入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很长时期内也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 ·

当然,作为学科的“东方学”在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是有贡献的,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却是非常狭隘的。而很多时候,欧洲学者会不自觉地陷入“东方主义”的泥潭,使得其“东方”研究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先人为主的偏见。伊斯兰哲学史研究就起源自这样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学科:东方学。“近七个世纪的时间,在诸如巴黎、鲁汶、帕多瓦和波洛尼亚这样的地方,此种关于伊斯兰哲学的观点被作为西方学术史的一部分讲授”。这种关于伊斯兰哲学的观点认为,伊斯兰一阿拉伯哲学是一种中世纪的哲学形态;主要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即在保存、翻译、注释以及向欧洲输回亚里士多德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但独创性很少;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是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巅峰和结束。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在西方流传,而且也影响了近代以来到欧洲求学的穆斯林学者,“虽然身为穆斯林,这些学者却是从西方资源学习他们的伊斯兰哲学,并仍旧在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寻求自己的学术认同”。在我国,多数已出版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哲学史著作也大多秉承上述思路,把伊本·鲁世德作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巅峰和结束。

纳斯尔教授认为,上述此类观点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把伊斯兰哲学等同于阿拉伯哲学,缩小于伊斯兰哲学的理论内涵和地理范围。纳斯尔教授指出,首先,从语言说,虽然多数伊斯兰哲学著作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自伊本·西拿时代就同时有很多波斯文著作;其次,从民族背景说,虽然有重要的阿拉伯哲学家如铿迪和伊本·鲁世德,但更多的是波斯哲学家,以及少量的突厥、印度背景的哲学家;在大多数时候,波斯才是伊斯兰哲学的主要阵地。

第二,把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作为伊斯兰哲学的顶点,忽视了伊斯兰哲学的时间延续性和其独特的发展脉络。此观点认为,伊本·鲁世德达到了中世纪伊斯兰一阿拉伯哲学的顶峰,其基本倾向是反宗教的、崇尚理性的;此后伊斯兰一阿拉伯哲学走向了衰落。这显然反映的是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时代崇尚理性与科学的时代背景,而恰恰忽视了伊斯兰哲学重视精神性价值和心灵净化的独特取向。
正是从对东方学式的伊斯兰哲学史观的反思人手,纳斯尔教授开始提出并构建子立足在伊斯兰传统内部视角的哲学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