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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点燃了歌德的心
歌德对于东方文学很早就非常热爱,在大学时代就对它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读过《古兰经》、《吠陀》、印度名剧《沙恭达罗》,研究过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领略过它们的传统文化。1775年译过《雅歌》,但与《东西诗集》最有关系的乃是1883年读了德国东方学家汉默所译的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集,歌德深受感动,大为赞赏,并且受到很大启发,他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哈菲兹。
哈菲兹,真名沙姆逊丁?穆罕默德(1320—1389),是中世纪波斯伊斯兰抒情诗巨擘,一生都在伊朗法尔斯省设拉子度过。他智力非凡,精通伊斯兰各门学科和阿拉伯文学,年幼时就由于能背诵全部《古兰经》而以哈菲兹(《古兰经》背诵者)著称。在波斯文学史上被誉为“加宰里”(一种民歌抒情诗体)大师。哈菲兹的诗不仅在波斯本国,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歌德的心被哈菲兹的诗情深深打动,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位诗人的命运相比较。哈菲兹的抒情诗凝练、质朴、清丽,盈溢着奇异想象,极富教益和道德箴言,是世俗情诗和宗教相结合的产物。歌德在创作《东西诗集》时,曾从哈菲兹的诗歌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受他的苏菲主义思想影响很大。苏菲主义把一切看成是安拉(即真主,下同)的自显和外化,“万有单一论”是其思想的核心。歌德被哈菲兹独立不倚的精神和对多神教的批判,及其同自然的联系所吸引。歌德说:“哈菲兹啊,我的愿望,乃是做你信徒中的唯一的信徒。”
歌德在《别名》一诗中以对话的形式将哈菲兹之所以得到这个受人们崇敬的名字的原委表现出来,并在《无限》中写到:“你是喜悦的真正的诗人之泉。”在认识哈菲兹之前,他的诗艺已经成熟,但从年龄上小于哈菲兹400年,正是这位400年前诗人身上所表现的对爱的讴歌和对理想的追求“将一个德国人的心重新点燃”。
歌德在诗中把自己称为波斯诗人,比做哈菲兹的孪生弟兄,将许多描述的事物换上东方的名字,涂上东方的色彩,例如:在《苏莱卡之书》中将夜莺(Nachtigall)换上波斯的名字(Bulbul),蔷薇称作(Gull),苏莱卡在波斯语中意为迷人的女子。马克思非常欣赏歌德这首诗,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结尾时引用了此诗中的一段:
那痛苦怎会折磨我们,
既然使我们乐趣增加?
不是有千千万万的生灵
消耗在帖木尔统治之下!
帖木尔(1335—1405)在哈菲兹时代曾征服波斯全境,势力达到莫斯科领域,后东征中国,为严寒所阻,中途病殁。拿破仑占领德国之后,歌德在《帖木尔说》一诗中又愤怒地吟到:“如果安拉派定我做蛆,他早就把我造成蛆虫。”也以此影射拿破仑的骄纵,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生活在14世纪的哈菲兹更多地写到人的感情,人们所受到的压抑与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这些正是稍后萌动于西方封建社会内部的文艺复兴思想的核心内容。正是由于哈菲兹在东方一个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在独立的创作与探讨的道路上,接近了这一历史高度,才使歌德这位大诗人对他崇拜的五腑投地。歌德盛赞哈菲兹道:你是一艘张满风帆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则不过是在海涛中上下颠簸的小舟。这段话不仅表明了诗人的自我谦逊,也表明了他对哈菲兹的敬慕之情。哈菲兹是一个来自人民的诗人,连赶脚人都唱他的诗歌,因此,这个人在歌德看来就成了一位伟大、开朗的天才人物,他的乐观精神正如他同自然和人民的结合一样,必然会模范地对读者发生影响。因此,《东西诗集》的诗节就成了真正诗的自然形式的实验,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成了最单纯最光辉的抒情形象。东方抒情诗的作者赋予抒情诗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歌德。
歌德和哈菲兹都是各自时代的天才诗人,哈菲兹有独特的展示本土文化的环境。同时还拥有一个伟大、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民族的历史作为背景和依托,而歌德没有这样的环境,只有从他所读到的伊斯兰文学中获得东方的文化信息。歌德怀着一种异于穆斯林的感受和目光,对东方世界这块土地的整体演变产生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他的诗集在地理空间、心理空间、文化氛围、历史参照等方面独到的思考和表现,努力向人们展示远离西方文明,但又绚丽多彩的古老文化世界。歌德同历史上哈菲兹又有思想上的联系,他们都曾致力于启蒙教育工作,都曾想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推进作用,他们都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力反对过哲学上的蒙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企图探寻挣脱教条束缚的思想和传统的源流。“安拉把才能给每个诗人,诗人虽然滥用,在罪孽之中散步,可却不能忘记皈依安拉。”《东西诗集》印证了歌德这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