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圣传真道网CHINA SUFI · 传统文化社区

回复 #144456

作者:

在

#157093
清真绿茶
会员

大概在1992年初,我怕他的亚洲之声会让亚洲人听着逆耳;就在为他写的CD《信康·解说》里添了一点微词,提醒他亚洲无论西、北、中都是音乐的渊薮。后来在北京,周刊《AERA》使用了对我的采访(部分引文),我婉转地对他的“寻根”表示谨慎。在那里,我第一次用文字建议他回到依靠诗作,一把吉他的路上去。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态度居然那么坚决。读了我给《AERA》的文章后,他回信说:
“我很明白一把吉他弹唱是我的一部分才能。但是以它做为音乐活动的中心,会不会变成对寻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我有这样的恐怖心。因此,不能那样做。”
我建议的,其实是他的“无拳套演出”方式。而他早觉察到我对他政治态度的在意,因此干脆断言——抒情与政治之间的危险联系。
话里行间也许还有对我的、革命中国出身的顾虑。我几遍地读着。这封信是他一次尖锐的内心暴露,我暗暗感到震动。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连几张“成人pop”里嘲男笑女和胡涂乱抹之后,终于走上了“无拳套的演出”。

已经不是七千人拥挤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欢呼的时代了。他一把吉他,独自一人,在各种馆舍、庙宇、结婚式场、青年会、农协、酒馆饭店——发动听众鼓掌伴奏,让歌声和淋漓的汗水面对面地迎着听众。他的“无拳套演出”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几年里,一共进行过三百多场。
他考证说,在1867年规定拳击必须戴上皮制手套之前,拳手们是用精拳搏斗的。音乐在没有电气设备音响伴奏之前,歌手们也是用肉声唱的。因此,Bare knuckle就是扔掉歌手的电拳套。放弃一切音响和工业化手段,放弃如今的“歌”已经不敢离开的电气化粉饰和掩护,像古时精拳上阵的斗士一样,以真的“歌”面对人们。
不用说,这样的观点使我赞叹。唯有这样的歌才是真的歌,它和我在蒙古草原心往神随的歌一线牵连。
那是我真正明白冈林信康不同凡响的一次。他依然是前卫,又走在人们的前面。如一个暗示一样,我觉察到我的文学也在临近同样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类似的抉择。
好在时间是一个耐心的解说者。
有些话,过分明说是无益的。我更偏重“无拳套演出”的本意,不过是想强调歌的内容。而他坚持只走“嗯呀咚咚”一条路,宣言的也并非竹子的形式。恰恰形式是次要的;一把吉他的自弹自唱和竹子敲响日本号子——都不是艺术的核心。他和我强调的,其实都是一内容。
他一遍遍地打磨。以平野融为首的竹筒乐队,磨合得日臻完美。在十年、又是十年、第三个十年的如水光阴中,“无拳套演出”和“嗯呀咚咚”,早已水乳交融,无你无我。他似乎抢在我之前说:形式再有迫力也不足多道,嗯呀咚咚就是我的思想。
——冈林信康追求的音乐思想,究竟是什么?
追忆起来,从1980年算起,我居然一直听了他二十多年。我不仅珍惜,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经历的一部分。以他为入口,我接触了“现代形式”。这种学习,催我总是在一个念头上捉摸不完:究竟什么才是歌?
不用说,这对一个作家不是小事。流水般的悦耳音声流人心里,人的内里就不易僵老枯硬。音乐的水,直接滋养着我的文字。几条小溪分别浇注,我便活在一种交响和重奏之中。
我的体验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使我惊奇和感到亲切。我愈来愈习惯了以他为参考,对一个蹒跚在闭塞环境的作家来说,对世界的参考极其重要;只是大多数人都参考文字,而我喜欢听歌。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冈林信康下的工夫,已使不少日本人觉得过度。可是我想,他们不懂得在艺术悬崖的边缘上站着的个人,需要的是什么。时间太久了,我自己也弄不清,到底为什么我那么长久地听他。也许我是在通过如此一种途径,讨论思想,并寻找美感。我与他的歌讨论过、比较过多次。我通过他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也用他的歌确认了美感。
还有,他是一个让我理解日本的窗口。
后来孩子也开始听他的歌了。
女儿经常边听音乐边做功课,以减轻沉重作业的压迫。但她说:“不能一边做作业一边听冈林叔叔的歌。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不用说他的词,单说他那嗓子吧——太好听了!”
我这才敢信任了听觉。或者孩子的听觉更可靠。气质,人的内涵,当然也包括思想,往往都通过词和曲,都经过倾诉者的喉咙,以嗓音的语言传达。
他的男声独诉,在房间里传荡。
又是最后扔开手里的笔,索性一听到底。一张张唱片(后来是CD)走着曲折回转的路,如今我抽出任何一首,都看见了他那时的形象。是的,歌子未必曲曲经典,偶尔败笔,甚至迷茫都确有存在;但他坚持住了。没有停止,尽管让朋友们目击了自己的衰老。
二十多年岁月里,听冈林信康的歌,成了我的休息、也成了我的功课。后来他不再是什么现代派的先驱,只是一个亲切的兄长。我们有了淡淡的、相敬相远的私交。他是我游学和打工生涯中交往的、众多日本人中唯一的名人,但却是众多中最平易的一个。
其实成为明星并不难,唯获得朴素质地才难。若具备了那一种“质”,旋律和流畅的曲子会来到、富有华彩的文章也会来到。它们俯仰皆是,出口成章,而且不是欺世文艺的花屁股。
在接触他本人与听他的歌之间,存在着奇异的距离感。
如今我已经习惯,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敢相信——风暴般的摇滚居然从词到曲都出自他的脑袋,排山倒海的音响都源于他的嘴巴。我已经确认从来如此,最棒的一个才最朴素。
他不知道,我若听时,一个音讯都不会漏过。
九十年代滞留日本的日子,为我提供了听他演唱或录音的最多的机会。
他的声音依然高人一阶,但是已经有些喑哑,失去了高音绕染的余韵,和令人艳羡的那种男声。他的声音在先于他而衰老。这更使我听得紧张而集中。不,不要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此刻老者的嗓音才最合适。
在他随着喜爱的日本逐步远去时,歌声就是他自己。在我听来,它清楚地在那些高亢凄烈的竹子击打中挣跳,高傲而孤单。它仍然与众不同,闪烁不已,仍是他人不及的独特锋芒。
确实,无论是歌,无论是文,决定的因素从来没有变,最终决定的只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天生的真挚、拔群的气质、血肉的美。
在《音乐履历》时,日译本《北方的河》正好在日本出版。出版社居然找到了他,而前任民谣之神冈林信康,居然毫不犹豫,为《北方的河》写了封套环带上的一段话:
大约十年前,读了张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冈林信康论,我从心底里流出了眼泪。他是红卫兵这个留在世界史上的词汇的命名者;在沉重的前红卫兵的标签之下,持续着实现自己的严峻旅途。我想,正因此,他理解了在民谣之神的标签下痛苦的我。人都是为了成为自己、为了实现自己而活着。在如此之深的题目下的这个故事,我只能祈愿,它能够在日本被尽量多的人读到。
他提及的冈林信康论,指的是我写的论文《绝望的前卫》。
我是在拿到书之前夕,才听说他为我写围带的事的。我有些震惊。因为这一段话将随着每一本书,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为我促销,在书滞销时更会与书一同冷落。他是在为了我破例。我心里掠过强烈的不安,如果我在东京,也许我会阻止这件事。但是,看到他的名字印在封面汹涌的黄河浪头上,我又觉出一种莫名的安慰。也许对一个日本歌手来说,靠近黄河,永远不会是无谓的事情。此外他讲及的话题,于今天的我更绝非无关紧要。我不知道,此刻在我心里涌起的,是否也是流泪的感觉。
当决定写一本日本印象记的时候,原来我没有打算提及他——我曾几次说过这是最后一次;而且在心底,我愈来愈觉得这是一个私人题目,太个别也太珍贵,不宜对公众发表。
2006年,在十四年阔别后再访日本时,我和冈林信康在京都重逢。我完全是下意识地、毫无奢望地问:多半这回,赶不上一次音乐会吧?
没想到,他回答说:有一场。在名古屋附近的多治见。你能去吗?
我当然能。
他寄来了新干线的车票。“民谣之神”有一颗特别在意别人的心,这一点我已经感受过多次。
赶到名古屋,再两次换车到了那个小镇,已是傍晚。
时间还早,我出来散步。这种陌生的街镇,给人亦城亦乡的印象。多治见,我忆起爱知大学,似乎曾有一个学生,每天开车回到这里。这是个偏僻的地方,但它有相当不错的公民馆。
整个九十年代,民谣之神的传说已经退潮,他多在一些不大的场所,在结婚式场、佛庙、学校体育馆、乡下公民馆,举办演唱会。这样既可以避开大都会的商业音乐体制无视和背叛艺术家的冲突和尴尬,更可以在小地方拓展空间,求其友声。据我远距离的观察,冈林信康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和完善了他的两个阶段:无拳套演出和“嗯呀咚咚”。
有一些担心,已不那么必要了。九十年代喊叫过的“亚细亚的歌”,似乎也退回了日本的乡土。他没有再尝试伊斯坦布尔的海峡,也没有再和韩国的打击乐队合作。虽然也在美国等地开过演唱会,但他的行踪逐渐定着在日本。
最要紧的是,他虽倾倒于“嗯呀咚咚”,但至今为止,分寸适中,歌里没有听着刺耳的符号。
我在悄然之间,松了一口气。
九十年代漂泊日本时,我经常到他录音的唱片公司,或者到现在叫作现场的演唱会听他唱。那些录音棚和现场,给了我难得的休息,也让我持续地观察。
他不变的听众,就是日本的“那一代人”。
六七十年代之交,让青春唯有一次挣脱桎梏的青年们,如今都已年抵花甲。1984年,我在东京的EggMan(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儿究竟是迪厅还是咖啡馆)第一次进入他的演唱会现场,马上就发现许多中年人——女的甚至抱着孩子,男的穿着西服直接从公司赶来——听歌,或者来观看歌手。
多治见的来客,比起以前的EggMan,可以说全数都是“那一代人”。最近(2006)日本在流行一个词,叫“团块世代”,这个词像中国的“老三届”,专指所谓学生运动的一代。
观望别人可以帮助正视自己:几乎满场都是斑白的头发、臃肿的身影、严肃的神情。但他们还紧紧靠在一起,我想。远远眺望着,心里不知是兴奋,还是黯然。从墨西哥到日本,从中国到意大利,世界在很多角落都生养了这一代。不像我们背离和分裂得那么无情,他们还在摸索。
他们都有些象征般的歌手,随着一代人的半生,走过了崎岖的一条路。在日本可以数出高石友也、吉田拓郎、井上阳水,还有一些轻量级的,比如写《学生街的吃茶店》和《神田川》的小组。
我可以评分:在他们之中,冈林信康当年最出名,今天也最有后劲。倒还不是因为是否继续唱,他没有躺在旧的招牌上。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一直挖掘探索,终于有了成熟的形式。
独自一人一把吉他的“无拳套”赤手精拳,演化成了招之即来、唱罢即散的三五伴奏同伴。编曲兼旋律吉他的平野一眼就认出了我,敲太鼓的吉田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支小乐队与他配合,即便从我归国算起也有十四、五年之久了。如今,显然他们都不觉吃力,舒服默契。“嗯呀咚咚”一词只是在曲目中时而出现;已不再需要他竭力宣传,如九十年代那样一路宣言口号。
今夜我从京都赶到多治见,似乎就是为了确认一种亦庄亦谐、乐观嘲讽的日本调子、一种新的歌已然定形;就是为了确认一个新的冈林信康,活着,而且活跃着。
他巧妙地、只用几个节拍一个手势,就把平野的竹乐器、吉田的太鼓、新来伊藤的尺八(笛)、两个胖女孩的三弦(三味综)(号子),引进一个跳耀的流动。让它有板有眼、踏上塔塔-咚的节奏、和上听众的摇摆和鼓掌——供他把诗句和叠唱、把思想和趣味、把竹子敲奏的摇滚、把似西而东的音乐,散向多治见的夜空。
比起这小地方的日本人,我熟悉每一首他的歌,甚至熟悉每一首歌的来龙去脉。现场的热烈被煽动而起,我咀嚼着今夜的发现:“无拳套”和“嗯呀咚咚”已然合二为一。我快乐而舒适,坐在“相关人员席”上,用两掌捕捉那些日式切分音、努力骑上他怪怪而富于感染的调子。
局外人都以为,冈林信康是作曲天才。其实他根本不识五线谱,数十年靠口琴和哼唱,谱了上百首歌曲——他遍历了民谣、摇滚、大众、演歌,最后发掘了日本民间的“嗯呀咚咚”,使这节奏调子变成一种艺术样式。暗自回顾,不禁惊奇:居然我是见证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