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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承志民间立场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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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9
塞外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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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张承志民间立场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 民间 真情 借鉴 苦难
  〔内容提要〕张承志的写作浓缩了历史和现实诸多内容,涉及个体、民族、社会、国家、青春、理想、信仰等多个命题。本文试作如下几个方面的论述和介绍:长期深入民间社会,把握原生态的民间生活;用知识分子的良知铸就情感判断;行走民间伴随多纬度的艺术借鉴,提炼出内蕴丰富的理性认知;对主流话语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
  本文尝试接近作者的创作精神,还原真实的张承志,以及他的创作所关联的多维世界。大草原、新疆、黄土高坡等承载了作家对人类心灵深沉痛苦的思考。张承志反复强调并实践着“正确的方法存在于对象之中”这一创作基本理念。
(一)走在民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张承志那样在创作中强烈表达了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他卓尔不群、愤激孤绝地传达出的厚重有力的思想和美,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意味。
  而与张承志笔下民间世界相眺望的都市,个体逐渐被无情和冷漠禁锢着,人们生活在狭小空间,像笼中之鸟,失去了美丽的翅膀,失去了飞的方向,失去了脚下泥土的芬芳……而张承志却坚实地踏着一块块大陆,满怀情思,以旺盛的精力驱散疲倦人生,拥抱广阔的心灵世界,获取生命的力量。近十年来,张承志继续在创作中规避着热闹的世界,在更为偏僻、边缘的领域仔细斟酌消逝了的昔日辉煌,在那些不绝如缕顽强生存的文明中,挖掘隐藏的历史,寻找新的生命景象。上个世纪末对他的热烈讨论渐渐消失在席卷全球的商潮中,张承志的文字也许很难再次引起更多的反响和讨论,但他依然底色不减,用深情的文字,执着地对这个世界进行真诚的思考。
  张承志的创作充满了痛苦。阅读他的作品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的作品总在考验着读者的耐性和同情,他把自己融入民间,迷醉在民间的寻常事件,追踪原始的创造之力,惊异蒙古草原上生命的诞生,倾听古老歌谣中回旋的生命意向,探寻中亚大陆丰厚和谐的伊斯兰文明,步履沙尘滚滚回民的黄土高坡……
  张承志的意象世界和思考空间,植根于民间原生态的生活,具有强大的生命张力,在集体意识统辖精神生活,知青对贫苦农村充满厌恶逃离感的毛泽东时代,他在大草原上却幸运地实现了精神生命的再生,成了一个草原的义子。在这个拥有悠久的读书做官传统的中国,农村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城市与乡村天然隔膜,乡村处于卑贱,是歧视的对象,是生存的劣势空间,在都市的压迫之下,承受着各种敲骨吸髓的剥削,然后城市和乡村一起在病态中找不到现代的方向。但是在底层民间,张承志却找到了动人的美,他在底层民众中拥抱被都市人群遗弃了的优美人性,发现了现代人久违了的血肉丰满的情感,看见了另一种生命的希望之源。
  张承志对民间的情感表达,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方式,交织着多层面的复杂感受,是那样的冷静、热烈、真诚。他从都市视野中被歪曲的农村印象中挖掘出一种强大、厚重、朴实的民间精神,当中的宽容、仗义、不屈不挠,正是中国文化处于堕落而需要补救的地方。
  如果说作为草原义子的张承志充满感动地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大草原中,那么,当他理解了大草原,并开始了漫长的人生之旅,却注定了要承载各种撕裂的痛苦。张承志对大草原的解读,与对自身的反省有深刻的关联。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较,他的身上有时代的烙印,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共通的特质,这是大社会中的张承志,但是,他独自必须直面一个巨大幽深的思考空间,使得他的痛苦更为复杂,甚至难以言说――比如他散居都市的回民身份。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回民,他对中国文明,对自己的母族都是一往情深,他要协调各种复杂的爱,很难回避一种中国特色的回民身份的确认,又要面对融入汉族社会的事实,汉族社会对于回民的认识,往往过多掺杂着混乱的历史记忆,往往以强大的主体意识进行曲解。但历史的记忆在粉碎着理性的愿望,现实在撕裂着作家的苦痛。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赛义德教授在其名作中探讨历史悠久的西方对于东方的虚构歪曲时,在《东方学》的卷首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①这同样是回民在中国宿命的处境,对回民的确认和判断,当然掌握在回民之外的大社会的手中。所以,张承志在为回族学者杨怀中先生的《回族史论稿》的序言中说到:“也许他们会一天天淡漠自己的记忆;介入是竞争也是求同,当他们真的在世俗世界功成路尽之际,他们精神上的虚空和怅惘是难以形容的……”可以说他抓住了回民普遍的精神现象和归宿。他还反省了回族内部自私狭隘的精神病毒,以及历代官方以回治回、监视、限制、侵犯回民心灵信仰等等祸害,看到回族为中国贡献优秀儿女的痛苦形式……这使张承志背负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和痛苦,甚至还有难以挥去的,来自少年时代的记忆。在穷人家延续希望和生命微弱的锯末火边,信教的母亲疲惫祷告的身影,同伴汉族男孩不经意间使用的戏言俚语等等暧昧刻骨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受。
  当张承志进入乌株穆沁大草原,是那样欢欣地拥抱新的生活,裹挟在毛泽东时代强大的理想主义的感召之中,在一个使自己卸下心灵负累和历史包袱的蒙古族民间社会,自然地远离了回族式的自恋、自卑和自傲,他的回民身份消融在茫茫的大草原。在蒙古老妈妈额吉的宽厚慈爱中,最终使他脱胎换骨地成了一个蒙古义子,谙熟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在情感和理智之间,对草原的气候、人情、物性了如指掌。狂风暴雪击打时毡房中的温情,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惬意,绵延起伏的草原上纵马驰驱神会古歌的韵味,大量的草原生活原生态的把握和积累,他最终懂得了草原的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小说《黑骏马》。
  1972年,张承志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再往后,1978年又读北方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翁独健等著名学术泰斗,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积累了学养,训练了眼光,这使他的写作融入多种素养,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融文学、历史、学术于一炉,谨严、庄重、大气、含蓄、热烈,也不失精巧,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创作与那些视文学为娱乐为游戏的作家严格地区别了开来,也告别了所谓亦步亦趋的应时文学,成了关怀苦难,同情底层,向往民间,寻求中国文化新出路的行动实践。
           (二)感悟真情
  在张承志的心灵空间,是一块块充满蓬勃生命气息的土地。继走进蒙古草原,他深入到中亚腹地新疆,艰难的跋涉之后,作家探寻到了新疆文明的本质,那辽阔的气势,更富立体感的文化魅力,神秘而发育得丰满,处处激荡着灵性的色彩斑斓的民族生活,新疆的美使他在目不暇接之中流连忘返,惊讶地充满了尊重,甚至是那样的不可思议――维吾尔人即使乞丐也有音乐伴奏。张承志抓住了关键,与浮光掠影的认识,与那些游客式的采风大不相同:
  “……在喀什噶尔古城,在使人感到遥远和神秘的维吾尔世界,我感到一种柔和了、变成了艺术的仪礼的力量;我触着了一种――变成了传统、文化和气质以后的,信仰的魅力。”②在《正午的噶什》中,他写道:“也许,秘密和奇迹就藏在这里。在这里,宗教成熟了,变成了和谐的文化。简洁的圣行,化入了每天的生计和日常的习惯,渗进了音乐和体质,变成了姑娘和男子头上的花帽,演化成饭前的洗手和饭后的感恩。这样的文明魅力十足。”
  张承志抓住了关键,他的笔下,还原了历史和现实,不再是浮光掠影被意识形态过滤后的风情记录,不再是王骆宾的情歌,美丽的姑娘,甜蜜的瓜果。他抓住了它的历史,它的底蕴,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生活方式。他止不住情感的冲动,挚爱这片土地,感受人人满怀亲切,处处都是家园,孤独被亲切轻而易举地驱散了。他方便地越过了异族之间的障碍,他超越了许多学者,尤其是在宗教方面的隔膜。宗教于维吾尔,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但对于今天的学界,更喜欢研究伊斯兰教以前的新疆,探寻消逝的楼兰古国,考证那些仅存斑驳残迹的佛教遗址,对真实的伊斯兰,在维吾尔人现实生活中流淌的伊斯兰,或者报以沉默和误解,或者是西方霸权主义充满分裂觊觎的诱导宣传……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定位,客观的认识至今尚待启蒙。真实的生活,维吾尔民众的生活,也就因宗教而加深着隔膜。
  张承志在生命的大陆,走得越远,恋得越深。当他回头凝望母族那沧桑的脸――走进回民的黄土高坡,目睹西海固这片赤贫的恶土,私人的抒情被燃烧的痛苦融化了,在满眼的沙尘飞扬之中,在隐藏历史的苍凉山峁,渗满鲜血的沟壑沙地,向他展示了一部人类生存极至的心灵史。哲合忍耶,这个追求心灵自由的中国伊斯兰教派,反抗清庭压迫,掘竿起义,绝处隐忍苟活,辈辈流血,与世隔绝。在这个与一神教沟通艰难的国度,他们喷溅着血泪的历史使作家震惊,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焕发出来的强悍的生命力和追求清洁精神的壮举,也促使作家与失去操守气节的知识界决裂了。
  醉心于哲合忍耶这群穷苦农民,这是一个包容巨大的命题,它形象地概括了作家心路历程中遭逢的一切,人生的所有形式都在这里接受检阅,在经历了长久的跋涉之后,他遇到了一个普通农民马志文,打开了创作《心灵史》灵感,在前言中他强调说:
  “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灵感如潮水涌来。……谜底全数公开,本质如击来的大浪,数不清的人物故事熔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心灵史》的创作中,倾注了作家所有的生命能量和知识储备,越过单纯的文学,在宗教、历史、地理、考古等多层面,打开了清朝卷帙浩繁隐讳伪造的官修文书,当然也要警惕各种民间的传述,写作使情感到达极至,在心力交瘁中拥抱浓烈的美。马明心的故事,神秘,简洁,富于暗示,这位哲合忍耶的导师,和平信仰的传播者,受到清庭残酷的迫害,并引发民众起义,在延续的两百多年的与体制的对抗中,底层的民众,哲合忍耶付出了近六十万的牺牲,惨烈辉煌的人物谱系,强烈的情感,磅礴凄婉地击打着走近的人,他厚实地传达出对于生命的多重思考。
  《心灵史》以力透纸背的艺术力量,表达了作家强烈渴盼已经处于颓势的中华文化,它的复兴需要不屈不挠的坚强的精神脊梁,这种坚强的脊梁、这种惊人的创造力蕴藏在广阔的民间。
  作家始终信守自己的诺言和道路,而且视野逐渐开阔,投向深远的历史,投向辽阔的世界,节奏逐渐舒缓深沉,在《幻视的橄榄树》《石头的胜利》中,仿古探幽,深沉思辨。在《2002年3月25日的小报》《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中,依然金刚怒目,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批判和控诉。面对忙于脱贫致富的中国人,在GDP的数字上麻木微笑的中国人无动于衷地消解着真诚的声音,世事变幻,他也要艰难认同或者抗拒:
  “古典之道,已经被逼向终结。再言及屈原其诗其行的人,不仅仅要被女人嘲笑为迂怪,更会被视为危险的说谎者,为社会所孤立。”(《此一世以笔为旗》)更可贵的是,作家耐性十足地到民间进行“希望工程”式的文化扶贫,作家的行动与那些自私的文化人,与那些充满偏见的文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甚至到上流人物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清真寺中讲学,娓娓道来后整理为《寺里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