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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东土第一学堂
常志美兴办经学教育期间,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教内斗争和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办学初期,常志美反对伊玛目领拜时“连班”和掌教世袭制度,主张“独班”与选贤任能,遭到世袭掌教阿李东(1585-1672)等守旧派的反对。常志美被迫解散学馆,改在李延龄家中设馆办学,在支持者赞助下在现济宁清真东大寺西侧建立(一说扩建)清真寺。虽然支持者拥护常志美,但并未立即改正为“独班”。可能是,随着西大寺信众改为“独班”后,常志美才同李延龄率众弟子进入清真西大寺内办学。1670年,清真西大寺立“永禁三掌教世袭序”,表明了常志美等决心在制度上为回回经学人才的培养、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扫除障碍,除旧布新,选贤任能。这次立碑事件,标志着常志美的宗教权威地位的确立,后来北京、济南等地都有清真寺援引“常教铎”的主张废除本地掌教世袭制度。
常志美兴办经学时期适逢社会动荡不安、剧烈变革的“明清易鼎”之际。1638年,清军围困济宁城;1640年,济宁州旱蝗并起;1642年,清军再次围攻济宁城;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与明军、清军先后争夺济宁城;1646年,黄河决口,济宁州全境受灾;1657年,济宁州在册人口较万历三十八年减收60%。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常志美采取高效的教学模式,建设学堂、保障供给,发展立体的教育规模,使济宁成为清初名副其实的“东土第一学堂”。
(一)高效的教学模式
常志美在办学中实行 “月考”、因材施教、“代教”等办法,注重教学效果。月考的具体流程是,“于数日前悬牌学门,标写某日听考,诸生是日持习过各经,齐集讲堂,叙次呈经于案,随意抽取某经某篇,使之讲读,中有生疏者,或责之,或罚之,或假词惩之。凡妨工艰于力学者,悬牌之日无庸斥逐,即俯首去矣”。“月考”有利于及时反馈经生的学习状况,便于经师嘉奖先进,勉励后进,淘汰顽劣,这样既提高了教学效率,又减轻了供给负担。
常志美注重因材施教,根据经生资质加以栽培,如弟子中安宁宇善于文法,米万济、王允卿长于劝诫,伍遵契、舍蕴善精于性理等。据《岗志·舍公谈性理》记载,康熙年间,王允卿、舍蕴善、安宁宇在牛街会讲。王允卿反对舍蕴善讲传《默格索特》(),他说自己曾请求学习《默格索特》,被老师断然拒绝。舍蕴善认为老师因材施教,王允卿的资质适合学习教法却不易领悟深奥的义理,所以被老师拒绝。舍蕴善说:“《默格塞德》所载皆性命之学,兄所习皆因果报应之说,先师知兄之学业尚浅,领会不来,故说看不得;为兄看不得,非天下人皆看不得也”。
常志美采取优生代教的办法,提高了教学效率。1658年左右,舍蕴善到常志美门下求学,他很快学会《满俩》、《白亚尼》、《默格索特》诸经,常、李甚为喜欢,挽留他在学堂“代教”。每当经生早晨接经(上课)时,舍蕴善从旁听讲,课后代为诸生解疑答惑。“代教”减轻了教学者的负担,锻炼了优秀经生的能力,提高了教学效率。
通过“月考”,经师及时了解经生的资质、特长,因材施教,择优“代教”,高效的多层次培养的教学模式由此成型。据说,常志美还关心宿舍文化建设。当时,清真西大寺两经生分配一宿舍,各宿舍都贴有励志字句,舍蕴善门前写有“诲人不倦”。经常自勉,保持乐观的精神面貌有益于提高经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弘扬、传承回回经学的使命感。常志美,无愧为中国回回经学史上杰出的教育家!
(二)建设学堂与保障供给
建设齐备的学堂与保障充足的供给,是促进经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常志美、李延龄创修(或扩建)清真西大寺之前,先后在现清真东大寺隔院、李延龄家设馆开学,这一时期学堂规模不甚清楚。常志美及其继承者在创修(或扩建)清真西大寺期间,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学堂规模,1656年左右,清真西大寺大殿建成,到康熙廿年(1681),后殿、门宇、墙垣相继落成。据上世纪60年代刘致平的现场考察,整个清真西大寺“有大门、邦克楼、左右讲堂、经生宿舍(今已拆除)、阿訇住宅、水房、望月楼等建筑”。建设学堂的经费主要来自穆斯林信众的捐助,曾有济宁乡耆馈赠千金给常志美、李延龄为生活费用被拒,乡耆改捐用于清真西大寺的义学、讲堂等处建设。关于济宁学舍,据赵灿记述:“济宁学舍于(清真西大寺)二门外迤西,俱盖造仅能容一二人之小房,前后隔有小院,可便于小净,乡老赴寺竟入二门,另为一院,自有起坐之所”,据此可知,为了保障互不干扰,学生们安心念经,常志美等在布局清真西大寺建设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学堂供养来源主要有信众供给和常志美、李延龄的贸易收入。信众供给是中国经学教育的学堂经费、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济宁“素多助教之耆,并供给之丰腴,敬重师生之多礼,洵非他学可比”,一直到常志美弟子文仲华、马事一主持济宁学堂期间,济宁仍是“为中华寻诸生之厚养第一途”。后来,在山东学派影响区域内形成了“束脩”制,即本坊穆斯林信众摊派供学堂的费用或食物,虽是摊派,但不做具体规定,各家各户依照自家经济条件资助。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在进入清真西大寺授学初期—虽然有信众供给,但是经生日增,导致费用不足,常志美、李延龄轮流往来东南地区,以贸易所获收入供养经生。
(三) 立体的教育规模
常志美的经学教育既包括培养宗教人才的专业教育,又兼顾对穆斯林信众的普及教育。尤为难得的是,在妇女被隔离与教育之外的时代,他注重对妇女的教育。专业教育、普及教育、妇女教育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全民的”教育规模,藉此,常志美发展了回回经学,普及了伊斯兰教信仰与伦理,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睦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常志美在晚年撰成《识认大略》并勒石立碑,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整合回回社会秩序,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睦。《识认大略》提到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第一,认主独一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对自身的认识,一个是通过对世界的认识,从自身与世界的造化可以认知真主的存在与独一。第二,作证言。作证言是穆斯林表明伊斯兰教信仰的言辞,确认真主独一、无偶、原有、无始、无终等属性,确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凡顺从我圣者,即为顺真主”。第三,信仰的要素是两个,即是心信口服。第四,信服七项:真主唯一;天仙传主差遣;主降的真经;众圣宣传主命;后世者考算;真主定夺好歹;死后复活原体享受赏罚。第五,信仰的断法。信仰的断法有六项内容,要求穆斯林之间禁止伤命伤身、侵抢财物、买卖良人为奴、坏人体面、色胆歹行,“凡有伊玛尼之人,致负罪必罚,定不永住多灾海”。常志美要求穆斯林“以此善导眷属儿女仆婢,使得教门之把柄,则不为冒名回回”。认识上端正,“干办的功课皆有根基,修身讲道总有门路,回有定向,后世有指望”。其中信仰的两个要素是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学的主张,信仰的六个断法指涉穆斯林之间社会关系,涉及生命、经济、道德、尊严、信任等方面。在明末清初社会失序、道德危机、征伐混乱的背景下,常志美的《识认大略》起到了以信仰维系回回的宗教认同,挽救回回的内部秩序的效果。由内及外,《识认大略》中“忠君”思想体现了中国宗教普遍具有的“以教辅政”的特征,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
据现有文献考,经堂教育兴起后推动穆斯林妇女教育发展中,常志美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识认大略》碑中已经反映了常志美要求将信仰基础传授给“眷属儿女仆婢”。其次,济宁民间传说常志美在世时,请夫人为妇女授课讲学,结合清真西大寺当时建有阿訇住宅、常志美本是济宁人的佐证,家眷自然也在济宁,常志美请夫人讲学的可能是存在的。再有,常志美弟子马鸣皋因性格“端悫耿介”,妇女们遂请他开“女学”。从赵灿记述的前后文分析,此事发生在马鸣皋初学成时,马鸣皋的行为应是在常志美默许或者支持下发生的。当时,只有男子读书学习,妇女绝少接受教育的机会,三从四德几乎是妇女全部的教育,常志美在孔孟之乡的济宁兴办女学无疑会承受着封建社会的压力,足见,常志美兴办女学是具有超越当时俗见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