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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69612

作者:

在

#215878
中道一雄
会员

二、新兴教派门宦产生的深层根源  

  1.宗教内部改革呼唤新教派的产生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经验证明,传统的教派门宦不前进、不发展了,跟不上形势发展需求,不适应时代潮流了,新的教派门宦就会应运而生,老的教派门宦就必须要由新的教派门宦来取而代之。“凡是传统宗教衰落的地方,新兴宗教就应运而生。”[2]  

  伊斯兰教的教派门宦,在基本的教义方面原本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略有差异。“当很多国家人们去追寻那种被全球化所遮蔽的信仰基础时,却发现原来奉为自己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已经无法有效地维持世道人心和自己行为的标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信仰的怀疑、动摇,从而去追求一种模糊不清的未来真理标准。”[3]  

  当一个教派变得越来越像宗派时,对其学说和教条不满的一些活跃分子,就会从中分离出来,组建新的教派。“(教派)新团体一般是从旧有的、已确立的宗教实体中分离出来,并且攻击旧的实体离经叛典”[4](P462),此外,“还通常以回归到原始形式的‘纯洁性’作为口号”[4](P462)。  

  2.宗教教义教理方面的分歧催生新教派的产生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不乏由于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不同理解,并伴随着宗教礼仪的不同而产生教派分化。尤其是近现代,“在国际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中国穆斯林与国外穆斯林之间的宗教认同感也会加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与国外伊斯兰教之间在教义、仪式上的细微枝节差别也会凸现”[5],从而造成穆斯林内部争议出现,影响到当地穆斯林社会的稳定。

  3.宗教资源的争夺导致新教派的产生 

  信教群众是宗教信仰的主体,也是重要的宗教资源。由信教群众构成的“哲玛提”(教坊),同样是重要的宗教资源。 

  由于伊斯兰教在中国,一般不主动向外发展教众,而主要的是宗教传承限于穆斯林民族内部,因此对于中国的伊斯兰教而言,教众队伍的规模不会有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的基数不断扩大的空间也有极大的局限性。换言之,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与其他资源一样,信教群众与“哲玛提”,也成为不同教派门宦(或其中的某些人)争夺的对象。在中国西北的一些地区,新老教派的矛盾主要是围绕争夺信教群众与哲玛提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宗教资源(穆斯林人口规模、空间分布及其经济发展状况等)是一种稀缺资源,教派越多,这种资源就越稀缺,宗教资源追求者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6]  

  4.利益驱动诱发新教派的产生 

  新教派的产生,纵然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利益(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利益)的驱动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身处局中之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原有的宗教教派门宦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否定、抵制新兴的教派门宦,新兴的教派门宦则为了从旧有的利益格局中争取一定的份额猛烈抨击传统的教派门宦,发生教派门宦争端甚至于教派门宦冲突势所必然。一旦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当然,教派的冲突,经常被当事者一方或双方刻意地表现为教义教理方面的(似乎是原则性的)争执,而刻意地掩盖事实上经济利益的(似乎是非原则性的)冲突。

  5.宗教管理工作相对薄弱也是新教派产生的原因之一  

  传统的伊斯兰教在中国,长期以来是处于体制外的管理。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步意识到纳入体制内管理的重要性,如成立各级伊斯兰教协会,实行宗教场所登记制度和宗教教职人员考核注册制度。但尽管如此远远不够。目前对伊斯兰教宗教教职人员的教育仍然存在较多薄弱环节,经常性的党的宗教政策、国家宗教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教育面不够大,或者是流于形式,效果不佳。尤其是对年轻宗教教职人员(出国归来的阿洪)管理方面存在较大漏洞。这就使得一些新的宗教思潮,新的教理、教义有了新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