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形而上学之神:张承志的歧途
葛红兵
20世纪是文化崩溃与重建并存的时代,如雅斯贝斯所说,它仍是人类的**,是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脱重新铸造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时段,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全民性社会试验与改造,但是很明显这些试验与改造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流血牺牲无数,而深层却并未触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它依然坚挺,依然在厚重的保护层下支配着国人的精神。世纪末是一个反思的时期,王晓明等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李泽厚以"第四提纲"为代表的哲学探索,都是这种反思与寻求的表现。在这一大潮中,张承志的声音是独特的,他找到的是哲合忍耶。的确,人类的生存除了需要衣食住行以外还需要精神,这并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但是谈到到底需要什么精神便复杂了。西方人有宗教传统,他们思维中心是人与上帝、人与自然;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首先思考的是人与社会,中国是一个伦理学的国度。任何不是建立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上的所谓彻底的精神改造,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成功。
张承志恐怕也不会获得成功,因为中国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宗教之神,而更需要一个形而上学之神。海德格尔曾将人类的精神依峙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之神,一种是宗教之神。虽然前、后期他的思想有较大差异,但他最终依然选择形而上学之神作为无法依傍之依傍,这个神的代言人不是存在于彼岸的上帝而是现世的诗人和思者。这个思路我们还可追索到尼采,他是一个一方面宣布上帝已死,另一方面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的人;他否定的是宗教之神,肯定的是人的形而上学–意志法则,在存在的虚无性体会中直面现实的林林总总。这一切都启示我们,世纪末的学人应该做的是弃绝宗教之神,而去追寻富有民族智性之光的形而上学之神,在哲学思辨园里寻找精神家园才是世纪末中国哲人的正途。
张承志无疑没有走在这一正途上,宗教之路的殉道色彩虽然神圣,可以给现实生活的金钱化、快感化、污浊化以超度,但它不是一条普世之路。它引导的是迷狂,是对现世生活的弃绝,是眼泪、盲从、甚至鲜血,是用肉体之苦役来超脱精神之累,是苦苦相抵,是走在一条与现代文明完全相反的道路上。正如在后工业时代的水泥马路上根本不可能种荞麦一样,这种倒退的寻圣方式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现代人的出路在于海德格尔式的人与机器(工业)的既对立又和解中,而完全走一条与大机器对立的道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问题也许还在于,张承志的"心灵史"方式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诚然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并没有统一的关于真理的基点,人们只能站在种族中心的立场上说话,但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内部的民主主义和无数的种族中心主义,实际使任何一种单一的种族中心主义成为不可能。也因此,一个深刻的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反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应该在自己的种族中心立场中包含对知识信仰体系的平等性、民主性认识,说白了就是一种自我批判与质疑精神。显然张承志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做的甚至恰恰相反,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夸张的感情方式张扬了他的绝对信仰。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张承志成为一个无偏见的圣人,现代哲学阐释学有关洞见盲视、视野融合的理论,已经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无偏见的认识"一类的空话了;但是我反对张承志这种将文学文本社会化、在文学话语中施展社会权利的作法,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张承志并不是什么神的代言人,清洁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的思想中注入神性的任务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这是否是一个任务当然有疑问)。
以张承志的悟性,他完全可以走一条追寻形而上学之神的道路,以为中国当代精神注入一个统一的、既有传统立足点又有现代气息的思想体系,给人们以超时代的神示般的启迪;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甚至没有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的立场上。
我比较欣赏张承志早期的文本,如《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之光使这些作品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但是显然张承志越来越把理想主义绝对化了。我的看法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其实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把现世、现实看得过于黑暗、绝望,过于虚无的人,才需要一根绝对理想主义的神枝。一个盼望黎明的人怎么会以为他不是正处在黑暗中呢?!张承志正是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当今的现实是抱虚无态度的,他对中国的未来也其实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甚至包括对他的哲合忍耶)。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以为,张承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呼吁建构东方色彩的形而上学,中国"五四"时期之所以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五四"人将形而上学(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了。科学告诉人的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而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心性选择",它不是"科学",它需要不断论争;因为它不仅是以思辨的方式来启示人类,它依傍的除了智性还有诗性之悟,海德格尔重视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一直缺乏完整的以超越为目的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思维中缺乏圣洁的思辨性,缺乏以人类整体为基点的超越具体历史环节的追问;中国人患的是形而上学缺乏症,中国人应该呼唤形而上学之神,不是一个宗教之神。世纪末的中国人应该思索的是如何直立于天地之间,如何使自身成为神性之人,而不是去投身、献身于一个异己的神,而这些只有形而上学能够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