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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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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伦理义务绝对相反的是功利主义伦理学,其创始人杰里米·边沁把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当作伦理道德的价值基础和原则。后来的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继承并发挥了边沁主义伦理观,提出“最大幸福主义”论,即认为伦理的设计目标和最终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若丢弃人的快乐和幸福,就无法对行为的善恶作伦理上的价值判断(《功用主义》)。然而,功利主义伦理学在其人性论上的趋乐避苦原则和其功利主义原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为既然人人趋乐避苦,哪来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高尚动机?没有这种利他主义的奉献又何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另外,功利主义伦理学在伦理目的论上将所谓的“幸福”和人的感性快乐等量齐观,其结果必然导致享乐主义。许多伦理学,包括英国的罗素和美国的弗兰克纳,都反对功利主义的这种做法。弗兰克纳说:“我们必须区分快乐和幸福……‘快乐’与‘幸福”相Lh,更倾向于表达‘物质的’或‘较低的”决乐。另外,快乐表示短期的、肤浅的享乐;‘幸福’则包含长期的、深刻的满足。”(《伦理学》)而且功利主义伦理学还把伦理道德视作人们趋乐避苦的工具。忽略了伦理自身的特殊本质及其背后的终极价值实体。

四

纵而观之,中西传统伦理学因缺少象伊斯兰伦理学这样的宏观思维和逻辑支撑点而变得短浅和脆弱。它们在人我、群己、人与社会诸关系上无法统摄各对应关系,更缺乏一种协调功能。如儒家在“利”和“义”,“爱人”与“爱我”,“正人”与“正我”关系上的失之偏颇;法家在“公”与“私”关系上的“废私立公”;霍布斯、康德等人将体现群体和社会利益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同个人的利益、幸福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等等。此外,中西传统伦理学中一部分学派提倡压制人的合理需求的禁欲主义,如墨家、宋代伦理家、柏拉图、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等,另一部分学派则主张个人自由,如道家(尤其是早期道家和庄子学派)及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如人文主义伦理学(包括作为其发展和擅变的利已主义、快乐主义伦理学)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所有这些学派都无法达到象伊斯兰伦理学所倡导的中正之道。

更需要指出的是:中西传统伦理学是哲人思想的产物,而哲人由于缺乏正确的信仰等种种自身的缺陷,无法在伦理的信仰价值实体和伦理的目标归宿上架起一座象伊斯兰伦理学一般坚固的桥梁,沟通人我、群己、人与社会诸关系。另外,哲人的伦理观不仅受其本人的是非观、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而且还要受到自身所处的时空的制约,因此,所提出的伦理主张是经验的、狭隘的,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随社会性质和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有所谓新旧伦理观之说法。而伊斯兰伦理学则不然。它是独一的主—安拉的定制。它既不滞后也不超前于人类的各个社会,它既适用于人类的过去社会,也适用于人类的现在社会和未来社会,它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