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苑芳草】 › 在堂吉诃德的甲胄之后 › 回复 #82355
关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其名的考证很多,本文限于篇幅不得不割爱省略。西班牙东方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孔德认为,这个阿拉伯名字与塞万提斯本人的名字有隐秘的联系:Engeli,其读音近似阿拉伯语的“鹿”(参见《阿拉伯语汉语词典》,59页),而“鹿”、“鹿的”在西班牙语中的发音分别为ciervo、cerval,这些词与Cervantes极为类近。塞万提斯名为Miguel,父姓为Cervantes。若这种分析成立,塞万提斯作为“鹿的儿子”在西班牙语(de Cervantes)和阿拉伯语(Ben Engeli)中就达成了一致。当然,这一分析在未得到实证确认前,只能是一种有意味的猜测。
在摩里斯科翻译向“我”介绍抄本题目及作者之前,还有一个极富暗示的细节:摩里斯科人“从中间翻开手抄本,读了一会儿便发出笑声”。“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笑的是书页边上的一条批语”。“我”让他讲出来听听,他一面笑着,一面说:“这页书边上这么写着:‘故事里屡屡提到的这位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据说能腌一手好猪肉,整个拉曼恰的女人都比不上。’”
这段文字隐藏着辛辣的含义。为了考验那些“新基督徒”改宗的真心,天主教势力常要求家家做猪肉食品,因此一些前穆斯林聚居区渐渐变成了吃猪肉最盛行的地区。一个阿拉伯史学家,在他用阿拉伯文写就的手稿中,竟把一个擅长腌穆斯林禁忌的猪肉的女子当作梦中情人,这引起了给作者(塞万提斯)充当翻译的那个托莱多摩里斯科人的会意笑声。他在笑什么?
有人说,这种提示性语言是解读塞万提斯的一把钥匙。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肯定:堂吉诃德的情人杜尔西内亚是个女摩里斯科!
第九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这个故事究竟真实不真实,惟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它的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很善于说谎。不过既然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故事的作者恐怕更多是采取保留态度,而不是说得过分……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看都是作者那个狗东西的过错,绝不能怪罪我们的主人公。
显然,一个“头号敌人”、始作恶者、第一作者,是一面挡箭牌——我有言在先:在以后的下文中,不管真话假话,一切罪过均归第一作者狗东西(表达“狗东西”的西班牙词汇galgo是那个时代基督徒与摩尔人及犹太人之间对骂的专用词)的说谎习惯。
自第九章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全书三十七次出场,其中三十次在一六一五年(一六一四年大驱逐结束后的翌年)出版的第二部中。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堂吉诃德》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日可容逐一推敲,这里只举出几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本•安赫利在第二部第二十四章里就“蒙特西诺斯洞穴奇遇”的故事写道:“即便这段故事有伪托之嫌,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我只能不论真假,照录不误。”紧接着又说:“而你,读者,既然你是谨慎的,请你自己判断,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
在第二部第四十四章的开头,本•安赫利又有类似提示:“作者……请求读者不要小看他的劳作,不要限于赞美他已写出的部分,更要赞美他放弃写作的部分。”
“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请赞美我“放弃写作的部分”——这难道不像一根解开绳结的线头吗?吉诃德死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将惯用的鹅毛笔挂起,结束了《堂吉诃德》的使命。他宣称:为防无知小人狗尾续貂,《堂吉诃德》拒绝任何续作:
堂吉诃德为我一人而生,我为他一人而活;他行动,我记述,我们融为一体。
第二部第七十四章,即全书终章有这样一段话:“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最终也没有明说堂吉诃德的生地故里,好让拉曼恰的大小村镇争相认其为自身苗裔,据为己有,就像希腊七城争夺荷马一样。”对照《堂吉诃德》的开篇(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前八章里,本•安赫利尚未出场):小说的第二作者“我”曾事先声明:“在拉曼恰的某个地方,它的名字我不愿意说明……”这样,最后于终章卷末之处,第一作者本•安赫利与第二作者塞万提斯合为一人。
塞万提斯在“序言”里针对已问世的《堂吉诃德》说过:“我也算为人父了,但只不过是个后爹”,而他所指的生父即阿拉伯史学家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经过几代人的梳理,隐语已经可以读通。当虚构的生父(阿拉伯史学家)和真实的后爹(塞万提斯)被慢慢地还原为一体,结论便石破天惊:这部世界名著的西班牙作者,可能是一位当年被欺辱的摩里斯科人。
塞万提斯究竟是什么人
当然,以上结论只是一种逻辑推论,更准确的判断有待于实证主义的考据和新资料的发现。但是,新的认识已经在向着这样的思路倾斜。
研究者沿着两条线路走向这种结论。一是由作品研究的深化而来。稳健的《堂吉诃德》注释者高斯通过作品研究指出了塞万提斯是“新基督徒”的极大可能性。阿尼亚诺•佩尼亚在《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及他对西班牙和塞万提斯的观点》(Aniano Pe?a, Américo Castro y su Visión de Esp?a y de Cervantes, Ed. Gredos, Madrid, 1975)一书中指出:
塞万提斯坚决反对血统论,明确站在作为弱者的新基督徒一边,这一立场引起了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极大注意,从而引导他开始研究塞万提斯的改宗者背景。
但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没有实证证据的前提下过于强调了塞万提斯犹太出身的可能性。研究界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在西班牙存在着把著名文化人物“犹太化”的倾向,相对于曾占领导地位的、人口众多的穆斯林文化,犹太文化的比重被夸大了。
还有一些考据派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对塞万提斯生平、家世的考证。这些资料尚不足以导致最终结论,但仍不失为有益的提示:
虽然塞万提斯本人出生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但他的祖先在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故都科尔多瓦居住了一个世纪之久,其中的一些亲属是十六世纪从格拉纳达迁来的改宗者。在伊斯兰—天主教南北分立的中世纪,安达卢西亚大部分原始居民是摩尔人或有摩尔人血统的人。天主教势力占领科尔多瓦之后,塞万提斯家庭居住的马驹广场是新基督徒云集的集市区,来自北方的、血统“纯正”的贵族以及一般的“清白人”都不愿意在这里居住。塞万提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塞万提斯的曾祖父Rodrigo de Cervantes是布料商人,操一种老基督徒一般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他的妻子Catalina de Cabrera,其家谱失传,这个现象往往也是祖上血统有“污点”的特征。
塞万提斯的祖父Juande Cervantes娶Leonor Torreblanca为妻。Torreblanca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科尔多瓦是一个大姓,但是,其中只有来自北方纳瓦拉省的惟一一个家族能说明其祖上的“纯正”血统和门第,其余全是与这个家族结了教亲的、后来改宗的原穆斯林。在当年的文史资料《科尔多瓦史》中没有提到Leonor de Torreblanca与这一支人的血缘关系,可见她并不属于来自纳瓦拉的那个“正统”家族。尽管发现了一百四十九份有关塞万提斯祖父的文书,其中有许多邻居作证说他是老基督徒,有研究者曾打算据此撰述,但仍因证据不足而放弃。在那个时代,出于拯救亲朋好友的目的作伪证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同时,需要请人作证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怀疑因素的存在。
塞万提斯的姐姐Magdalena de Cervantes将自己的姓氏更换为Pimentel和Sotomayor,历史资料显示,她仅仅在一次布料生意中使用过Cervantes这个姓。这种回避的原因是什么呢?
塞万提斯家族成员曾于一五四八年、一五五二至一五五三年两次打官司,试图证明家族的贵族地位,都没有打赢;塞万提斯的父亲还因第二场官司的失败而入狱。
在勒班陀战役中英勇作战并失去左臂的塞万提斯本人,曾两次恃功大胆给国王菲利普二世写信,要求美洲殖民地空缺的三四个职位之一,均未获准。我们在上文介绍过,血统“不纯”者不得担当美洲殖民地的职务,改宗者五代之后方可任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