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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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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自19世纪始,以地层层位学和器物标型学两大支柱,构架起了“考古文化学”的理论,它不是对古代的结论,而是对已发掘和整理清晰的古代现象的结论;而且考古学实现了对文化的概括,“文化——所有相关的地理(包括风水)、文献、传说、技术水平、经济类型、遗物及居住、分布范围和外来因素、已知的一切与未知的一切、明显的—切及隐藏的一切,都可能由这个考古学文化本身来获得最具体的实感”,因此,考古学就是—个相当微妙的文化,“它不仅限制了关于历史的空谈,也限制了关于文化的空谈。雄辩的地层学体系和标型学谱图,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流域一个流域、一个又一个自然·历史·地理区划范围内建立起来,并随着频频的田野工作进展而繁衍开来,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之最”。

  张承志还谈到了考古学发生地的附带问题。他认为,中国考古学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灿烂不可思议的丰富遗存,以及土壤文化层的辨认难度造就的田野技能”,真正的原因在以下方面:“我指的是中国考古学及中国知识人之中的一部分有志之士与中国民众的特殊血肉关系。这种很少例证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启发关系。志士由此入门,继而知道。中国考古队员工作时难以想像的劳累和底层化,成全了从这个领域中培育出这种人的可能性。”与此相对照,张承志批评了受欧美影响的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他认为这类学科没有提出值得重视的认识,大约就在于它们很难洞悉“现世底层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