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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欧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英国在自己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裏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但是当拉丁美洲的门户在十九世纪初刚一打开,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牧传统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马具,包括英国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装“彭乔”(一种骑马时穿的斗篷),向木材丰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殓的棺材,向他们的热带沿海地区出口毫无用处的冰鞋,向仍无纸币的国家出口高级钱夹。被收买的独裁政府“像拉皮条的介绍淫妇一样将国家拱手托出”,关贸协定上“政治”(politica)被草率地译成“警察”(policia)。在西方国家的“援建”下,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呈扇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却是一片毫无内部联系的沙漠。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地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本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己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血管》虽然初版于七十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存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国掠夺拉丁美洲的例子不胜枚举,残酷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段文字使我过目不忘。六十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蕴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逊平原上空拍照。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重要情报。此后不久,巴西二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逊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巴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二十多个美国新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亦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我们还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的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上个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学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制造失业大军,扩大技术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一切的掠夺都是在“法律”、“合同”的名下进行的,连政变也是“合法”的;尽管法律条文可以草率到分不清“政治”和“警察”,合同可以有永不见诸于世的秘密条款,政变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在事成之后承认那不过是他们导演的一场戏。惟独革命不合法,惟独将强盗的资产收归人民不合法。
五百年了,拉丁美洲丰腴的躯体已被压榨得瘦骨嶙峋,一道道被新旧殖民主义者开凿的伤口依然鲜血涓涓,裸露出条条血脉。当有些民族企图掩盖这些伤口,当另一些民族漠然无视别人的甚至自己的伤口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站起来,撩起自己的衣服让世人醒目。这与穷人向富人展示伤疤以换取施舍不同,这是对正义的呼唤,对不义的揭露。
《血管》带有鲜明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标记。书中大量引用其他拉美作者的资料、分析和结论,甚至尚未发表的著作;透过其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一个具有同样感受、同等觉悟并互相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首次披露的资料处,作者一一注明“为了写这一段,我查阅了…”,或者直接叙述自己的大量亲历━我注意到他都是乘坐底层人的长途公共汽车去旅行、访问的。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作。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使人微微有一点伤感。欧美知识分子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如果他们为受害者说话,那是要人感激涕零的。他们的每一点新发现都属于赫赫有名的“新历史主义”,而受害者的切肤感受从来就令人怀疑。
《血管》修订本的结尾记载了有关书本身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逃离圣地亚哥的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裏在婴儿的尿布里;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了附近街区所有的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没有钱买下它。数国拉美政府当时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作者说:“事实证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书,我由此感到的喜悦中不含有任何虚荣。”
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让人遗憾。几年前它的全文译稿就达到了发排的水平:五位熟谙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情况的译者,一位老前辈的校对,清晰的注释,专家前言。似乎错过了某个出版瞬间,忽然风改云变,行情已今非昔比。如今,译稿被冷落地束之高阁,没有一个译者有信心、有情绪再向一家出版社问津,人人对气压都在准确的感受。明智的出版者颇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书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太严肃了点,太生疏了点,太老了点。”
人的命运影响着书的命运,书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明确的航标,发展的航船并不能将所有人带到彼岸,遇难者将多于航行者;不断更新的排版印刷技术、日益惊人的出版速度也不能使每本书都沾光,被淘汰的大多是些什么书,我不敢深究这个问题。
刘承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
1997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