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治见秋夜的公民馆大厅里,他快乐地宣布:“今年几月,我就满六十岁还历!”
在一瞬的片刻迟疑后,一片掌声哗然而起。
满场同年的观众,仿佛没料到他会从这儿说起。他们突然之间,受到了一个意外的鼓舞。
他数落着那些批评他不唱旧时抗议歌曲的舆论。口气就好像班主任在教训成绩差的小孩:
“怎么能说好的都是以前呢?更好的在以后——从今天才刚开始嘛!”
在使劲但并不年轻的掌声中,我读取了一种深刻的回应。他用这些话,巧妙地暗示了对一代人黯淡情绪的规劝,也报复了长久以来对他的苛责。有一个巨大的潜台词被我吟味: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主要是这些同龄人对他不满;如今他们老了,而他依然“健气”。
看来欢乐和享受,确是一个歌唱的原则。
渐渐地,公民馆内的群众,就沉浸在不可思议的摇荡中。打着拍子,唱着叠句,我渐渐也兴奋而陶醉。不仅在告别的日本旅次、能再听到他的歌是难得的享受;而且,看到自己多年追随的艺术前辈最终成熟,也是赏心悦耳的快事。记得那个时期,包括在东京为他写CD《信康》解说时,我暗自想找到劝诫他的话语。希望他不要幻想几句日本号子,能替代亚洲浩大的民间音乐。而此刻我却想,人都是唯有故乡最亲切,何必非要强求他呢?他自有前定的路。十四年不见,瞧,他不是把日本的号子,敲打成了一种新歌!
歌王老了,帅气未脱。他还是满嘴自信,一股子虎老不倒威的派头。他没让我发觉一点暗色,虽然多少还有些捉摸不定。平野、吉田、九十年代的竹鼓乐队一字排开在他背后。看来他确实选定了“嗯呀咚咚”,而且竹子也不能算什么拳套。他的姿态非常放松,开口不断笑话。在多治见的那个晚上,在最后的注视之后,我终于相信了他。
这“相信”不好解释,它很复杂,包括了人格和政治的可靠,还有艺术的资质和方向。在松户的时候,他曾经提着一个小包,到我寄居的简陋小屋来玩。我借来了吉他,但没有开口要求他唱。小包打开,原来里面是各种音调的口琴和琴架,他折断一根筷子,用绳子绑紧,压住琴颈上的弦。
“先给孩子唱一支,”他说。
接着,贫寒的松户小屋里,就响起了那有名而动人的、用关西话唱的《郁金香别针》。
那时,我的女儿才只有九岁。一个大名鼎鼎的歌手紧挨旁边,使她感到新鲜和特别。她摩挲着口琴,怯生生也想试试。那一晚冈林唱了很多,换下口琴时,他对女儿说:“一会儿送给你。”
后来,那支C调的口琴,就成了女儿的珍藏;若干首冈林信康的歌词,也成了她的日语词库。
有时我感到吃惊,对最初介绍了他的小德地,我总觉得有些抱歉。当然我知道最高兴的就是他,因为他觉得年轻时为中国朋友做的一点事,最终被证明是值得的。
回国后不久,冈林信康要重登“野音”的消息,就开始在朋友的电子信件里不时出现。
1971年在东京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他举办的音乐会“错开狂放”,给日本音乐史刻上了重重的痕迹。时过三十五年,他宣布在原来的场地、以他“嗯呀咚咚”的新潮、以他六十岁的年龄、冬行夏令、再做一次不合季节的开花。
我已经远在中国,静静等着他的消息。
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可不是大庙的本堂、小学的体育馆、镇上的公民馆。它是东京最大的演唱场地,地位有点像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那是一个真正的大场所,他能得到足够的回应么?
他这回把“冈林”用谐音写成“御歌噼子(Okabayashi)”,演唱会标题全文是“御歌噼子信康/狂放错开2007”。
但是经历了多治见的现场之后,我感觉,自己已经能够判断他的“野音”。他一定会动员一次同龄人的“新长征”,以回敬企图冷落他们的时代。在整个九十年代这么做都不合时宜;而今天,在日本,似乎可能性已重新降临。
一共有两个朋友,主动来电子信件告知北京的我,说要去野音听他唱。都是那种稳重型从不狂热的朋友,我读了信,只轻叹口气。后来他们都来信介绍现场情况:一个来信说在现场鼓掌,“把手都拍肿了”。另一个来信说,冈林那天把歌词唱错了不少;NHK给他的演唱会做了一期节目,但删除了他重视的“嗯呀咚咚”,只留下吉他弹唱的旧歌。这封信,带着可惜的口气。
两封信加起来,能大致完整地,描写了那个晚上么?
感觉很奇特。我就像人在现场,什么都没漏掉。对他们的描写,我姑且听之。我暗想还有更重要的没被他们发现。
,
除了这种莫名的自信,我的听觉集中在全不在此的另一个冥冥世界。直至他62岁的此时,听众终于明白了:他的本意,就是只做一个歌手。但是歌,以及唱,却让他走过一条险路。他已经把一切,都在激烈、单调也古怪的竹木笛鼓之间,孤注一掷。
这穿越险路的本意,就是回家。六十年代的征途行者已经疲惫,他们要回到家乡母语,要回到日本怀抱。听着一阵阵的凄厉的竹木号子,我捕捉到了其中的激烈、伤感还有依恋。
添写如下一笔或许多余?
以往,当目击或听见人们批判他放弃抗议歌曲、强求他重唱诸如《朋友啊》《山谷布鲁斯》的时候,我不仅表示对他的理解,而且更尖锐抗议——听众与受众的残酷。“艺术及规避”,我甚至用这样的题目解释冈林信康,说明艺术的本质,使它拒绝哪怕进步政治的裹挟。我想强调:一味对艺术的前卫索求不已的社会,这索求常不是思想的追寻,而是一种消费的贪婪——它对艺术家而言,无异于吞噬的怪物。
但是,我也一直觉得自己言犹未尽。
因为,尽管艺术对社会的消费逼迫,有权拒绝和对之嘲讽,但并不是说艺术便不需要基本的政治立场。当世界陷于不公平和屠戮的惨剧时,艺术家更要紧的责任是率领公众的抗议。
是的,不休不止地“寻求三十年前的政治歌”,是停滞和变态。但是,若非三十年前而是眼前此刻发生了——压迫与屠戮、恐吓与掠夺、特别是发生了侵略的战争——艺术家是否还应该佯做不知、不闻不问、规避三舍么?
我更想具体地问:如果听众并不要求三十年前越南战争时的歌,而是希望歌手唱出对正在眼下进行的、美国对世界的新侵略战争的抗议——艺术家是否依然认为:这是危险的政治化,艺术不能迎合它?
我深深理解——-艺术是一种愉悦的目的、写作是回归故乡的途径。但是,如果在天下存亡之际,依然强调小我无视大义,这样的艺术是自私的。我几次亲眼目击过听众求唱“三十年前政治歌”、与冈林本人的顶撞。唯有他们,从1984年的EggMan到2007年的野外音乐堂,一直在倾听着、一直在追随着他。
他们三十年一日的真挚,难道不能给艺术家一点启迪么?
——他该在最后时刻,再次唱出一种胸怀世界的抗议。
因为比起《山谷布鲁斯》的时代,今天世上才正是横行不义。艺术的目标,并非仅为艺术家的存活。我想说:六十二岁的冈林信康,已经无可顾虑。不如对世间振聋发聩、来一场大规模的爆炸。积累已经足够,轨迹也足够神秘。直至写这部稿子时,我还没得到“御歌噼子信康/狂放错开2007”的CD。读着两个野音听众的来信,我在深夜陷入了遐思。我想知道他的结束曲。
他很会在音乐会的结尾,率领听众鼓掌跺脚,集体陷入痴醉,激动在一首歌的节拍之上。四十年前在野音,结束曲唱的是《我们大家所盼望的》。结束曲很重要,今年他选了那一首呢?
我暗中回忆着他的曲目,想猜出这次他选中的。一个遥远的声音渐渐浮起,渐渐又合上了节奏。它本来不是进行曲,却仿佛有队列的动感。
我们大家盼望的……不是活着的痛苦
我们大家盼望的……是活着的喜悦
我估计他一定是使用那几首从我在名古屋时就唱惯了的结尾曲,那些歌子很容易上口,让平野吉田狠狠一敲打,观众的情绪马上就会起来。大家一鼓掌,自然就出现了“嗯呀咚咚”的感觉。数不清多少次,我也都夹在观客之中,唱得如醉如痴。
但是……它不能与《我们大家盼望的》相比。
我们大家盼望的,不是活着的快乐
我们大家盼望的,是活着的痛苦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警句。只是一些年轻人内心的念头和感触。但被人一旦合唱,它便平生出一股浩荡的感觉。
我独在北京凝视着野音现场。夜空中不断地传来一阵海潮般的合唱,直对准我的耳朵。一瞬有谁在说:三十年后,世上已没有了歌手……
我想捕捉,但不可能,我辨不出究竟它唱在1971年、还是唱在2007年的此刻。旧词闪烁新意,我挑剔地听着,不禁暗暗吃惊。
我们大家盼望的,不是等着人给于
我们大家盼望的,是由自己去夺取
——不能停留在至今的,不幸之上
——要向看不见的幸福,此刻出发
这些歌词过了三十五年,居然一点没显得陈旧。
在1971年的那一次,到了这首歌,已是万众一心的大合唱。八十年代我交往的音乐评论家富泽一诚形容那次音乐会时写道,那时在现场,有如被铁锤重击后脑的感觉。如今网上贩卖的、那次音乐会实录CD的介绍上,都这么写着:最后一曲《我们大家盼望的》是全场合唱。
如今,究竟怎样的一首歌,才能给听众和评论家迟钝的脑袋,以铁锤般的一击呢?
我们大家盼望的,不是把你杀掉
我们大家盼望的,是和你一起生存
——不能停留在至今的,不幸之上
——要向看不见的幸福,此刻出发
那场音乐会的结束时,最后的叠句不知唱了多少遍。记得八十年代中的哪一年,有一次在我家,听着我用大音量放着这场音乐会的磁带,一个完全不懂日语的朋友流了泪。
我们大家盼望的——
我们大家盼望的——
2007年的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一定也响彻了这首歌。或者在物质的空气之中,或者在人的记忆之中。决不会只是我一个人,我猜会有不少人一直默默地,把这首歌一直唱到最后一节。
我们大家盼望的——
我们大家盼望的——
若仍然把鲍勃·迪兰当作一个标尺,我认为,他早已超越了那擅长中毒般的古怪诗歌的鲍勃·迪兰。但是,由于对政治的怀疑、躲避和恐惧,他习惯了远避大是大非的姿态,使得冈林信康难以再进一步。
他还可能超越自己么?
不知道。
但不管怎样,我喜欢他,如许多日本朋友无私地做到的,他给了我艺术的开眼、参考和愉悦。他是一个亲切的大哥,一如许多真诚的日本人。
我会一直听到最后。
直到或是他或是我先一步离开。
原来的计划,想用两篇旧作构成本章:
一篇是我在1990年发表在早稻田文学上、由伊藤一彦译成日文的《绝望的前卫》;另一篇是我的长篇散文《音乐履历》的第二节,即关于日本歌手冈林信康的一节。(另两节,分别写的是蒙古的古老民歌和新疆的伊斯兰苏非音乐对我的影响。)
可是摊开了纸笔,就意识到我没心思把用中文写了原文、又译成日文发表的作品,再译回到中文。费劲把它译回中文,比重写一遍还麻烦。中文原稿也忘记放在哪儿了。找回也用处不大,它和日文版已面貌全非。
我不再用旧题《绝望的前卫》。他已经战胜了绝望,前卫一语也并不那么要紧。“绝望的前卫”,有一点少年强说愁的摩登痕迹。他有一本散文集《传说·信康》,我决定谐音套题,使用《解说·信康》,做这篇日本新艺术论的题目、并用此来浅探——与中国比较不仅不同且大异其趣的,日本的艺术之一角。
我和冈林信康之间,我想最成为纪念的,是他为日译本《北方的河》写下的封面文字。甚至那日语译文已经无关紧要(我更希望人们读原文),宝贵的唯有这一段话,它是我们之间的一次——相互理解的交换。
而我,无论是1986年的《绝望的前卫》或1991年CD《信康》的《解说》,再至《骑上激流之声》《艺术即规避》,以及后来的《音乐履历》可惜,除了伊藤一彦翻译的《绝望的前卫》得到了他本人的阅读和喜欢;其余诸篇都没有得到他对原文的阅读。
若是有朝一日,冈林信康终于发现不学中文不行、或者他的孙子学了中文读懂了我的评论一我们的交流,才能算告一段落。——日本歌手冈林信康,他不但是我的亲切兄长,更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例证。
2008年1月,三稿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