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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19
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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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与神圣》的思想效应及其启发意义

关于《知识与神圣》的价值,纳斯尔说:“此书在某种意义上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1](P78),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1993年,《在世哲学家文库:纳斯尔卷》的主编哈恩(L. E. Hahn)教授邀请我国台湾学者、新儒家代表人物刘述先教授对纳斯尔的哲学思想进行评述,刘先生当时认为自己“对伊斯兰传统和纳塞思想所知甚少,恐怕不能完成任务”,而哈恩认为刘先生不需要遍读纳斯尔所有的著作,只要针对《知识与神圣》一书做出回应即可[13](P113)。哈恩言下之意是:《知识与神圣》是纳斯尔思想精要之所在。这部著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另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世哲学家文库:纳斯尔卷》**有29位学者对纳斯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评述,其中至少有18位学者直接对《知识与神圣》予以了讨论。因此,纳斯尔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做出这个判断:“在伊斯兰思想学术圈之外,这本书可能比我的其它作品具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力”[1](P78) 。

作为纳斯尔的代表作,《知识与神圣》一俟面世,就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效应。除了大量的赞誉、褒扬和正面评价之外,很多人也对这部著作以及纳斯尔的思想表达了不同的见解甚至负面评价。例如,迪安(T. Dean)认为,纳斯尔所主张的“传统主义”也属于现代思想的一种,传统与现代可以在对话中达到融合,而没有必要将这二者对置起来[14]。纳斯尔对此也予以了反驳[15](P87-90)。刘述先从对“传统”、“现代性”、“现代化”的反省出发,认为纳斯尔持有一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观点,纳斯尔对传统的理解虽然“显示了深刻的睿识,但他的行文与表达方式与现代人所熟悉的一切不免大相径庭以至格格不入”[13](P117)。纳斯尔对刘先生的批评也予以了回应 [1](P270-276),从而在当代“回儒对话”的语境中引发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之争。○13巴特沃尔斯(C. E. Butterworth)认为纳斯尔的思想倾向是“启示高于理性”,甚至认为“如果哲学是以理性为条件来评判的话,我们有时就会怀疑纳斯尔的思想怎样才能从根本上算作是一种哲学”[16]。关于这些不同意见,纳斯尔本人在《知识与神圣》的序言中早有预料:“……这本著作持一种传统的观点,而且与过去吉福德讲座的大部分演讲者所涉及到的东西有着很大的不同”[2](Pix)。各界学者对纳斯尔的批评和纳斯尔的反批评以及这些争论背后潜含的思想实质,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只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概括一下《知识与神圣》一书带给我们的启发意义:

第一,以“一神各表”为核心的宗教基型论。纳斯尔承认各宗教以及各宗教内部各个分支的丰富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是以神的独一性和真理的独一性为基础的。所谓神的独一性,就是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al-tawḥīdu)原则。纳斯尔认为,“伊斯兰教不仅将认主独一原则视为自己的启示本质,而且也将它视为所有宗教的核心”[2](P71)。所谓真理的独一性,就是具有神圣起源的“圣知”,即永恒智慧或永恒哲学。纳斯尔承认各宗教传统在形式上的差异性,但是他更为重视其中的共同性,这是他一直所坚持的观点。在最近出版的《自始至今的伊斯兰哲学:天启之国的哲学》中,他依旧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相似要比差异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相似点关系到各传统之间共同的基本形而上学真理,这种真理我们用永恒哲学来命名。永恒哲学也会由于思想倾向而各有表述上的差异,但各宗教间除了其形式层面上的多样性之外,还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在这些差异之中,永恒哲学以相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17]。

纳斯尔引入了一种“基型论”○14来对这种“一神各表”的宗教观进行说明。他认为:“世间所表现的每一种宗教都是某个基型的反映,神性(Divinity)就居于基型的中心。每一种传统的完整现实性就被包含在其基型之中……不同的基型决定了各个宗教的不同特征” [2](P295)。他举例说,基型就像规则的正方形、六角形等几何图形,它首先代表着一种几何图形的标准,所以象征着各个宗教本身。但是我们又可以以这种规则的几何图形为基础,画出不同角度或者边长的不规则图形,这些不规则图形代表了基型的不同特征和属性,因此象征着各宗教内部的不同分支。分支虽然繁杂,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基型。但是纳斯尔的基型论并不会到此为止:因为更为根本的是,各种基型都被包含在一个独一的无所不包的圆之中,就像各种规则的多边形都可以在同一个圆圈里被画出来一样。这个圆就象征着前面所讲过的神的独一性和真理的独一性。所以,纳斯尔认为,各个宗教的基型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互通的,可以相互映衬。

纳斯尔直接秉承舒昂的思想,认为“信仰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归属何种由外在表达和象征的历史累积出来的宗教传统,而在于是否通过神秘体验认识到潜藏于形形色色宗教外在形式之下的隐秘核心,并由此洞悉各个宗教在深层次上的统一”。[18]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极端排外的一元论和毫无原则的多元论之间二者择一。同时,纳斯尔作为一位伊斯兰哲学家并没有简单地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上对宗教问题进行评判,而是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道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对圣知和传统的体现都予以了考察,从而为实践层次上的宗教对话提供了理论层次上的奠基。

第二,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回应与诊治。所谓现代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类知识之一种的科学知识没有能力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现代性非但没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道德标准,反倒在“礼崩乐坏”即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这件事情上难逃其咎;启蒙时代所设想的科学与理性的进步理念与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狄尔泰(W. Dilthey)对这种弊病的判断是:历史上所有深植人心的信念的都从绝对转化为相对,并让人类丧失了确定的生活目标、价值与理想,造成了普遍的不确定与无根空虚的痛苦[19]。而按照施特劳斯(L. Strauss)的说法:“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的圣经信仰;彼岸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简单不过的说: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的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堂”[20]。对于这些症候,纳斯尔的处方是:回归传统。这种向传统的回归当然不是通常所说的复古主义,而是对与神圣知识结为一体的神圣传统的追求。纳斯尔认为,对于这个被抽空了所有的神圣意义而日渐枯萎的世界来说,神圣知识和神圣传统所发挥的最大功效就是提供了一方医治现代性问题的解毒剂[2](P303)。

希尔曾说:“对于那些被现代价值和现代观点所渗透的读者来说,在这些讲座(指纳斯尔的“知识与神圣”讲座——笔者注)中发现的是一些显得有些怪异、奇特甚至是古怪和偏异的学说,对这些学说只需直接予以拒绝”[7](P150)。那些浸蕴在现代世界之中并自得其乐的人对纳斯尔的观点自然会难以理解,对此,纳斯尔认为:“只有以一种当今世界能够理解的语言,用现时代的介质来体现传统的永恒启示,传统才会让自己替代现代世界” [15](P87)。这是一种全面系统的替代,其中包括各宗教相互之间的态度、对待少数群体的态度、传统思想和传统艺术的复兴问题以及更少对环境构成威胁的经济生产方式问题等等[8](P43)。在他看来,这种替代尚需时日,但并非绝无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虽然同样主张诊治“现代病”,却采取了一种与永恒学派的“传统”处方完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即“解构现代”。但是,后现代主义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相对主义这一特征,因此,纳斯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兴起的“解读经典”深表不以为然。他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后现代主义失去了对知识的确然性的信仰;第二,后现代主义拒斥所有经典中的神圣启示,并因此以文化决定论的面目表现为相对主义[8](P40)。而纳斯尔所主张的恰恰是外在相对分歧中的内在绝对统一。
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在一元论和多元论、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纳斯尔在其中的贡献有目共睹。对于当下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的真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来说,纳斯尔的这种以神圣传统和神圣知识为基础的多样统一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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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目前国内对纳斯尔及其思想的介绍和研究不多,这与他的学术地位很不相称。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译作主要有:那司尔. 我们的宗教:伊斯兰. 王建平,译.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此书的中文简体版译本为:纳速尔. 世界宗教入门:伊斯兰教. 王建平,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研究论文除参考文献[5][7][10][11][12][13]外,还有:刘述先. 有关“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的再反思”. //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鹅湖杂志社. 第六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论文集,台北:2001;丁克家. 全球化进程中精神性资源的开掘:文明对话的源头活水——论杜维明和纳斯尔文明对话资源的阐发及其价值取向. 回族研究,2006(1):59-72;高健龙. 伊斯兰宗教哲学家纳斯尔. 世界宗教文化,2006(1):11-12。另有少量译文和简介散见于《高原》杂志和中国穆斯林网(http://www.2muslim.com)等网站。

○2见参考文献[1]。该卷包括四个部分:纳斯尔本人撰写的思想自传;各国学者对纳斯尔哲学思想的评述;纳斯尔对以上评述分别做出的回应;纳斯尔作品目录。

○3需要注意的是,永恒学派的“传统”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习俗、习惯意义上的“传统”相混淆,更不可将“传统”理解为贬义上的“保守”进而等同于“落后”。关于这一点,后文中还要谈到。

○4对“永恒学派”是否等同于“传统学派”的问题,学者们还存在争议。参见:R. Fabbri. Introduction to the Perrenialist School[EB/OL]. [2008-02-01]. http://www.religioperennis.org/documents/Fabbri/Perennialism.pdf.

○5据赫胥黎(A. Huxley)的考证,“永恒哲学”一词最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1540年,神学家斯特科(A. Steuco)在他的《永恒哲学书之十》(De perenni philosophia libri X)中就开始使用这个词语。但是“永恒哲学”的理念至迟在新柏拉图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参见:Huxley.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New York:Harper & Row, 1970.

○6例如,1990年,纳斯尔曾经接受过美国PBS(公共广播系统)知名栏目《创世纪》(Genesis)主持人莫耶斯(B. Moyers)的专访;2004年,他作为伊斯兰学者的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摒弃偏狭”(Unlearning Intolerance)系列学术会议。

○7以上著作英文版为:The Encounter of Man and Nature. London:Allen and Unwin,1968;Islamic Science:An Illustrated Study. London:World of Islam Festival Trust,1976;Western Science and Asian Cultures.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1976;The Need for a Sacred Scienc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Religion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8纳斯尔在自传中借用伊斯兰哲学光照学派奠基人苏哈拉瓦迪(al-Suhrawardī)的著作《西方放逐记》(al-Ghurbat al-qharbiyyah),将自己的旅美生涯称作“西方的放逐”(The Occidental Exile)。见:参考文献[1](P71)。

○9在一篇访谈中纳斯尔谈到,早期基督教包含着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抬头,并对真正的基督教哲学予以边缘化,欧洲哲学的主流也因此被世俗化。见:参考文献[8](P42)。

○10纳斯尔所使用的“Tradition”一词含义非常复杂。在这个词语的汉译方案中,刘述先、郭晶直接将其译为“传统”(见参考文献[10]、[13]);马效佩从纳斯尔对“Al-Islamu-Assuniyyu”一词的解释出发,将其译为“圣道”(见参考文献[11]);笔者从“Tradition”在《知识与神圣》中兼有“神圣”和“传承”(transmission)的双重含义出发,曾经倾向于“圣传”这一译法(见参考文献[12])。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Tradition”一词中神圣性的首要含义(例如郭晶一文的标题),译为“传统”应无大碍。而“圣道”用来翻译《知识与神圣》中的“Primordial Tradition”或者“Tradition as such”或许更恰当一些。

○11显然,纳斯尔更愿意将《新约•约翰福音》首句理解为“太初有言”而非“太初有道”。实际上,“Logos”在这里译为“神言”可能更准确一些,但是鉴于现代汉语中对“神圣”一词的使用已经让我们无法非常清晰地区分“神”与“圣”之间的差别,而且“圣言”也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通用译名,因此,本文从通译。

○12“pontifical”是“pontiff”(pontifex)的形容词,“pontiff”现一般译为“教皇、主教、祭司”,但其本义为“桥梁”或“造桥者”。

○13参见拙作:“纳斯尔与刘述先:当代‘回儒对话’语境中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即将发表。

○14谈到“基型”(archetype)一词,特别是在宗教研究领域,自然会联系到荣格的思想。但是无论如何,纳斯尔在此所使用的“archetype”要离柏拉图的思想更近一些,况且他对荣格的学说也颇有微辞(见参考文献[2]P18、P128)。因此,本文在纳斯尔所使用的“archetype”的语境中避开了为学界所熟知的“原型”,而采用较为少见的“基型”这一译法。好在“arche-”在希腊语中本来就有“本原、始基”等多重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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