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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叹服的,还是梅里美。如果你要我不是从全面而是从文学性—指出自己最佩服的作家,我选法国作家梅里美。
最近我写了自己追寻梅里美名著《卡尔曼》场景的一篇散文(《临近的卡尔曼》)。我说过这样的一些话:
一忽儿我猜到了梅里美的思路,他恐怕曾经沉吟良久。他需要一位底蕴与卡尔曼精神相当的美男子,为了给将要出场的吉卜赛美女配一个合适的伴儿。—怎样才能达到不是阅读的,而是一种如视觉如画面的匹配感觉呢?我明白了:渊博的他选择了巴斯克人。
小说开篇处,有一大段对古战场孟达的学究式语言。后来我才知道,那段看似随口道来的引子,是梅里美借小说一角,相当认真地(虽然口吻轻松)发表着自己的学术见解—他对孟达位置的研究。梅里美提出的甚至不仅是一家之言,他很可能是最早的一位古孟达地望的正确诠释者。
抑或梅里美就是在与某些语言学家抬杠?作家不满意低质地的学者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总是间或有之—孟达古战场和巴斯克民族的精湛例子,使我直觉地意识到:对这个结尾,梅里美是在有意为之,他是较真的和自信的。
梅里美大概给了我如下的、关于“浪漫”的启示:
第一,小说之内—流畅如水的叙述。比起梅里美的白描,艾氏的强抒情加风景画如同儿科;海氏的打电报和硬汉子更是做戏。
第二,小说之外还有思想、主义、发现、学识、异调、立场。比常见到的小说多几重的内涵。小说中的知识乃至学问,不是为了显示过人一等的丰满,而是预言作者的先觉。
如今看来,《卡尔曼》里的孟达考证不过牛刀小试;作者对吉卜赛抑或巴斯克式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对他们悲剧的预感才是大家的着眼之处。前者在纳粹时期(吉卜赛人是纳粹种族灭绝的对象之一,约死亡25万人,而且最早被使用毒气室杀害。但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们的受难无人提及),后者就在当前(巴斯克曾被弗朗哥右派军人政权剥夺了包括语言在内的民族权利。因此导致的巴斯克部分人的武装对抗,至今是西班牙的绝症)—都被逐一验证了。
第三,对爱情和性的写法高人一等。不做官能的描述,但给人以更大的空间和静态的磁力,使人难以忘怀,因此也更具魅力。我无兴趣顺便言及国产女写家的肉体写作,但因此选编了我国古典,冯梦龙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它也是这个道理的一个例证。
第四,数十百年后,依然使人对故事和人物回味。这种作品,使人浮想联翩,但是难生狎念,良久余香不散,只觉绵绵慨叹。那浪漫是刻骨的,不是勾人的情节,而是内里的什么。那种浪漫,左右和指导知音读者的一生。
他笔下的小说是不朽的,他笔下的文化也是不朽的。这一切—故事、人物、文化构成了一种美感,别人难想难及,魅力如蚀如刻。
他描画的“异族”那么光彩夺目,使得当年羊皮为服酪为浆、正值身为异族的我,一下子就被牢牢抓住了。远在艾依特玛托夫之上,是他影响了我的文学趣味和笔法,也影响我开始了类似的观察。
梅里美的异族描写含义无穷。
异族不但给了他驰骋天地和抒发学艺的可能,也使我愈来愈认识到—尊重他人的立场,即真的人道主义。
4
感动于当下的中国,看来不但已是一个多余的词,而且是一个招致围剿的、穷酸而虚伪道德的词儿。我们的新潮精英,因为他们自己本质的下流,所以对一切具有美感的东西都充满敌意。但文学虽然对他们本来就是厕所,而对更多的人而言,却仍是人生苦恼的良友。我不对当下听着刺耳的“浪漫小说”加上自家一解;但我想我划定的与厕所精英的边界,基本上是“感动”。真情的感动,经验的感动,认知的感动,大约就是它了,除此还有什么。
就文学的学术概念而言,我不知把它们归类为浪漫小说到底是否正确。但我已经提出了感动的原则。它们是我心目中的伟大的小说,它们永远地感动着我,它们是给我以人生各个阶段的关键指导的文学遗产。
这种浪漫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抽象主义,不见得写异性更不见得写故事。它们未必使用抒情手法,有时金子般的真知灼见,有时一种终点般的知识,能使度尽沧桑的老者潸然泪下。它们如春雨落地,寻找等着的草籽。一些人因它们而开始了人生。没有他们人类就不能奢谈文明。它们拥有永恒的吸引力,如地球的一个磁场。它们有力量夺取人的心。它们使人从十八九的中学生时代一直到悲叹白发的五十七十,不能忘怀时时感动,它们使人们一代代地反叛世俗,非要步吉诃德先生后尘投身逆旅,不顾惜地赔上自己可怜的生计。
出于这样的思路,此书还选入了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和鲁迅的《伤逝》以及一章《一千零一夜》。它们都不能简单概括,都是一线牵动远近,可涉及到许多话题。
尤其托尔斯泰,更不用说这一章《一千零一夜》,它们拥有的内涵,都远远超出了区区文学的框架。我几次犹豫,终究还是无法以这样的短论,几句带过如此的话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或几个浩渺博深的大海啊。既然无力做最低限的概括,那就干脆不写一字。伟著是不死的,读者是无限的,在如此的分寸地步之上,无需我愚蠢地介入。
5
最后一段,留下我也不甚懂得,但我时时都在捉摸的堂•吉诃德,让我们大家一起猜谜。
我说不清对他的感受。但我直觉,他是我的浪漫榜上的第一人。
这里节选的是连续的两章:讲脍炙人口的大战风车故事,和书之缘起的第八、九章。像《红搂梦》的第四回是“全书的纲领(毛泽东语)”一样,我想《堂•吉诃德》一书的纲领,也许藏在第九章里。
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回忆起在那里与人谈及吉诃德,便觉得以前中国的介绍不得要领。没有什么对“陈旧的骑士小说”的清算和嘲讽,只有那个悲容瘦马、神经兮兮的难忘形象。
谁都忘不了他。谁都把他当做倒运的良心、正义,以及自己。以前的骑士小说早就灰飞烟灭,鬼知道它们是否存在过;若说骑士惟他莫属,倒不如说—他是继承了包括骑士小说在内的传统的一名人们心目中的惟一骑士。面对一切强权和不义,惟有他给予人们和弱者以一种纯粹象征的援助,和一种温暖的阿Q式的心理安慰。只能自嘲的我们的生存,证明了塞万提斯的半做自嘲半是宣言的写法,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否则谁对付得了如此恶毒的伤害。我觉得中国人会对此体会得最快,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中国的文化语境,教训得每个人都渐渐学会以嘲弄为发言方式;近代的例子,你可以看看鲁迅。
这是一个不谋胜利、奔向失败的骑士,一个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绅士-骑士道”完全相悖的骑士。当然,它也同日本的“武士道”风马牛不相及。
这是一种弱者和败者的、无力民众的、被侮辱和被压迫者的骑士。他取胜无期,活该倒霉,一次比一次惨,但他就是不认输。
他甲胄在身,人在鞍上,继续着给我们大伙儿表演奇异的示范。他使失败者破涕为笑了,使他们获得了满意的暗示。
对此书深意的发掘尚未开始。所以中国的几种译本,对读解这部奇书,对探讨它的一些隐喻和疑点,显得缺乏敏感。在旅行西班牙的日子里,虽然我听说了一些对本书原意的新鲜探讨,以及一些发人深省的颠覆性研究,但我不是一名适当的转述者。我只在这里对第九章提醒一句,并愿和读者一起关注对堂•吉诃德的历史性发掘的消息。因为并非吉诃德先生与中国人无关。或许中国思想的危机处境,更需要吉诃德精神的补救。
或许包括本书选入的许多大师也会终随逝水,而只有伟大的塞万提斯,只有伟大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查和他的同伴桑丘,才将是文学史上最终青史留名的头号伟人。
6
这里集中议论一下译文中的瑕疵。它们多集中于原著中的双语,以及复数文化的细部。换言之,集中在原著的最丰富、最耐吟味的地方。
以前我曾多少对一些名著的部分译语吹毛求疵,还不是因为那些瑕疵导致了译文暧昧或失误,也许我的意思是想说:并非要去追究中译者的修养问题,而是我们该在这些地方补充自己的修养了。都是一些零碎的发现;除了突然发现瑕疪的惊奇之外,也有突然意识到大师蕴含时的感触—两种都使我耿耿于怀。
如《查密丽亚》。若把哈萨克或柯尔克孜语的“江米拉”自俄文译为“查密丽亚”,那么作品就丧失了一层中亚韵味。Jamila,是一个常见的伊斯兰经名,尤其常见于中亚游牧民族的女孩。当然它的语源是阿拉伯语;比如50年代曾有一部描写哈萨克牧区的电影,就题目就是《哈森与江米拉》。不用说我国译族名Kerk-Kez为两个词,“柯尔克孜”和“吉尔吉斯”;后者译自俄语,发音自然不确。
再如,在《临近的卡尔曼》里我针对《卡尔曼》的译文写过:
译文中类似的粗糙,也流露在对付比如阿拉伯语词的时候,如译阿不都•拉合曼为“阿勃拉•埃尔•拉芒”。
阿不都•拉合曼,Abd al-Rahman,阿尔•安达鲁斯(Al-andalus,即西班牙的穆斯林时代)的科尔多瓦王国的著名国王。傅雷自然是根据法文转写,把这个并不罕见的阿拉伯名字译成了“阿勃拉•埃尔•拉芒”。这会导致费解。虽然不能过多苛责译者,因为依据一种语言是翻译的基本;可是在涉及重要文化背景之处,查对人名、地名的原文发音再添加注释是必要的。
《卡尔曼》中译本应当指摘的粗糙,是傅译删去了最末一段关于罗马尼(即吉卜赛)的语言学例句。本书对所选译本,无论注释或原文均不加触动,一律遵从原貌。对傅译删除的最后一段,也没有依其他译本补足。有心的读者,可对照后出版本。
《堂•吉诃德》一书中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第九章记录的,作者在托莱多的旧市场上,发现一卷阿拉伯文书稿的叙述。他请人翻译出来,书名全文是:
《堂吉诃德•德•拉曼恰传记》,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
(西班牙语原著为:
Historia de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escrita por Cyde Hamede Benengeli)
这个“阿拉伯历史学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 的名字属于谁?是小说家的虚构么?我们无法做更多的猜测。但这几行里也许藏着《堂•吉诃德》一书的最深秘密,同时也藏着作者米格尔•塞万提斯的一个最想纪念的名字。
能说的只是:西德(多译为“熙德、赛义德”)有两种含义,一是“先生,阁下”,在西班牙的中世纪,因一部《熙德之歌》使得这个词很著名。另一种可能则是“圣裔”,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在临近西班牙的摩洛哥,这个词冠于名前时多为一个称号,意为“圣裔”)。另外,对于了解安达鲁斯时代西班牙的人来说,“贝嫩赫里”之名的原文Benengeli中的Ben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阿拉伯语中的“本”(即儿子)。
面对语言资料中的双语的问题,幸好有伟大的托尔斯泰做表率。读到他的时候,文学作品中的双语缺憾,变成了双语的甚至更丰富的文化养育。托尔斯泰的语言修养非一般所谓大师所能比拟,他不仅了解,而且重视被描写对象的语言问题。与其他译者的草率处理相反,托翁常常给我们传送宝贵的语言资料,应当说,是心情的资料。
《哈吉•穆拉特》里包藏着不仅阿拉伯,甚至还有突厥的语言信息。除了大量一般的伊斯兰的问候、知识术语外,托尔斯泰的语言学记录,使我们可以感觉(虽然还不能推断)车臣民族的突厥因素。如下一组对话,与今日维吾尔语毫无二致:
Ne habar ? 聂 哈巴尔(有什么消息?)
Habar yok. 哈巴尔 约克(没有消息。)
当然,这种突厥因素往往又是源于阿拉伯的,如habar(消息)一词就是这样。阿拉伯的文明因素不仅以宗教的,而且以世俗的形式,介入了许多穆斯林民族的日常生活。尤其在一部分恰处文化提升前夜的民族中,其语言里阿拉伯借词俯仰皆是。
在一篇毫无费解、极其流畅的中篇小说中,有多处这样的例证。不用说还有大量的历史和宗教记录,尤其是穆里德制度的描写。然而,中译本的“缺憾”同样存在:尽管托翁已经苦口婆心提供了那么多资料,但译者还是多次用“真主之外无真主”这一错误译法,顶替“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原则翻译。更不消说,译者并未弄懂,无论从清真寺顶上还是从开枪的车臣战士口中传出的—都不是“歌声”而是“唤礼辞”,所以也就不该译为“唱”了。
恰恰这个“唤礼辞”译得混乱,居然连《一千零一夜》也不例外。译者把常用的“唤礼”或“宣礼”(即呼唤人来礼拜)译为“招祷”,使人不得其解。
还有,若所引“我创造人、神,以便他们尽膜拜的天职”(古兰经51章56节)一句,其中“神”一语应是al-Jin,镇尼,即精灵,和中国人讲的“鬼”很近似。译做了“神”,会出现概念的混淆。
加了以上的选编者议论,主旨是想强调一个态度:无疑,丰富的浪漫主义从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内涵的热情既不能支持人或民族的道路,也不能支持耐久的阅读。一元中心的文化潜意识要受到不断的纠正。我们虽然只是文化的后学,但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会有人—把求知的步伐,迈向各种文明的奥深。
书序一经作家执笔,就会发生一个毛病。作家总是自言自语,忍不住地扯及自己。我这个序也未能免俗;它们无疑只是一瓢之饮,而且串连着个人的体验。编者总是不觉把书编成了自传的背景注。署名编选的办法,自然会显示编者个人的原则、修养、偏见、品味,深刻建议的可能和低级趣味的可能各占一半。会不会已经出现了错误呢?—所以,说到头来,一切惟有仰仗读者自己的选择。
以上。
此文大致基于一篇题为《彼岸故事》的旧作,后来补写繁衍,草成滥竽,聊作塞责之序。
再改于2003年5月,地中海归来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