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苑芳草】 › 张承志新书《聋子的耳朵》连载 › 回复 #19225
<font size="5">哪怕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思想的认识已然足够,我也不敢说:若是那时头脑清晰,我就能一迈脚踏入泥潭。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众多的、被视为反体制的思想和行为,事先已决定规避那种遇罗克遭逢的恐怖。当年,就算意识到了这一边的不义,谁能说,他肯定会蹈火赴难,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font><p><font size="5"> 抗议“歧视”的遗产,里外都满是苦涩。也许也正因此,它才显得那么宝贵。</font></p><p><font size="5"> 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1966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那伟大的时代实行玷污。我对它不能容忍。它那么肮脏地玷污过,连同我们对革命的憧憬、连同我们少年的热情。在日本出版的《红卫兵的时代》一书中,我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来愈厌恶血统论。我觉得,它在我最纯洁的少年时代侮辱过我,或者说,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过因恐惧而媚俗的经历。我因此而极端地仇视它。”</font></p><p><font size="5"> 那时的敌视是含混的。我并不懂,要迎对的敌人是对人的歧视。</font></p><p><font size="5"> 一个印象浅浅地,但是镂刻着。在我淡漶的记忆中,一丝震惊像永远鸣响的警号。即使那时还不谙世事,即使当时身处与他对立的营垒,即使后来听说他还触碰过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会被枪决。</font></p><p><font size="5">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们的忏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态不值一文。我想,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们渴盼有人继续他们的奋斗。</font></p><p><font size="5"> 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1966年至1967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font></p><p><font size="5"> 不消说他若活到今天,无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适当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卢沟桥边的沟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论》。不能把这篇在苛刻语境里写下的文字,视为他表达充分的遗作。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font></p><p><font size="5"> 多年来,在无人知晓之间,每逢踏出关键的一步,每当面对思想的抉择,我都感到与他发生了对话。因为对人尊重或歧视的命题,并未因为祭坛上有他做了牺牲就已然结束。也许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冲突愈演愈烈,它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他惨死的几十年后日渐尖锐。</font></p><p><font size="5"> 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耻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罗克挂在嘴上。</font></p><p><font size="5"> 我想,若是对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换成新形式的歧视他者,则卢沟桥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对逝者价值的轻慢。但是不会,死者的强大启蒙不会允许,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种籽,只要遇上气质类近的人,种籽就孕育胚胎于土壤,早晚破土而出,发芽抽枝。</font></p><p><font size="5">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80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得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种欺世骗人的忏悔作文更具意义。</font></p><p><font size="5"> 我不知道,我有时忍不住想对他说——当气质类近的人真的走来,真的选择了被歧视的一翼、真的加入了低贱者的阵营、甚至也赌上人生直面着卢沟桥的风景时——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对他的告慰。</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