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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轮回与人生运转:彼岸意识的守望2
20世纪的左翼文学侧重对人所承受的“政治性苦难”的抒写,其拯救之径定位为“人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启蒙文学侧重对人所承受的“文化苦难”进行描摹,并提出了“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这一深刻的主题作为苦难解脱之径;民间文学则侧重对人所承担的“人性苦难”进行展示,并从人性的自由发展、人性的本真召唤、人性的自然回归等多角度提出警策和疗救之径。与上述创作主体对苦难解脱的“现世”路径不同,回族作家则从伊斯兰教的“两世观”出发,通过抒写“彼岸意识”来完成对现实苦难的解脱,由此形成了回族作家普遍性的将“隐忍”、“承受”、“企盼”、“坚守”与“信仰”等道德准则作为叙事伦理指向。
“两世观”通常被认为是佛教的基本生命观,其实,伊斯兰教同样也认同“吉庆两世观”:“将今世的现实生活视为人生的旅途、生活的必经之路,将后世生活视为人生的必然归宿,是今世生活追求的目的。”[5](228)今世苦难的修行能让彼世“下临诸河的乐园”,[6](11:16)而今世享乐之人“在后世只得享受火狱的报酬”。[7](11:16)穆斯林的两世观并非佛教的“今生”与“来生”,而是此岸的“世俗世界”与彼岸的“神圣世界”。从哲学角度看,彼岸世界是“生活的一种超越,即超越生活的‘日常性’,而赋予其‘非日常性’。”[8](63)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伊斯兰教是借助于奖善惩恶的心理设想,来约束穆斯林们的现实行为规范,让穆斯林们将那个美好的彼岸乐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追逐理想,通过今世不断的身心净化和行为修养,来达到后世进入“乐园”的资格,这是伊斯兰“彼岸意识”审美心理的功利性动力。这种彼岸意识体现在回族小说中,主要是通过“死亡书写”和“苦难书写”,来传达回族人对待人生磨难的泰然心理和超脱情怀。
首先,“彼岸意识”表现在对“生”与“死”的“相通性”的思索与参悟。传统文化观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也必然与悲苦、哀痛等情感体验相关。但回族小说的死亡叙事并不压抑与惨烈,相反,死亡是一种“生存”的参悟与解脱,是生命的休憩与再生。穆斯林认为从“生”到“死”不是人生的对立风景,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发展过程,此世的“死”则意味着彼世的“新生”,或者说此世的“死”是为了彼世更好的“活”。对于现世之人来说,死的意义在于能使活着的人观照自身的现世存在,让人从现世的人生悲苦中获取对生命的完整观照,将生与死看做一个自然轮回而不必身陷绝望与痛苦的深渊。所以,生存与死亡都是人生的归宿,而现世的“生活”就是到达彼岸进而获得“新生”的必经环节,回族小说叙事伦理当中对死亡的超然姿态,也因此负载着特定民族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