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中国苏菲】 › 【真镜花园】 › 《一个法国穆斯林青年对瓦哈比派的揭露》 › 回复 #61274
像往常一样,扎卡仍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由于在高等技师学校上的两年并不等同于大学的两年,他还得把没学到的学分补回来,但这对他来说有困难。再加上大学系统相比高等技师学校来说管得不很严,后者学生每周要上35小时的课,老师们也比较注重学生们的学习;而大学就自由得多了,没人强迫学生去上大课,学生们得自觉,有动力。扎卡里亚的性格虽然表面上显得有主见,却仍然需要老师的指导、帮助与鼓励。大学里的教师同学生只有很少的接触,习题课很多,学生们甚至要把课桌安放在走廊里。扎卡里亚感到孤立无援,最后认识到这条路对他来说不合适。
他的朋友中有些人继续在高等商学校里读书,学费每年要四万法郎,这对扎卡来说是不可能的;另一些朋友找到了工作。现在轮到他开始寻找,但很盲目。他很快就泄了气,而且每次都怀疑是不是种族歧视在作祟。从这一时期开始,他渐渐地放任起来,越来越没有信心,而且对他所学的学业越来越持否定态度。他不再有目标,不再有目的。他变得消沉,懒怠。扎卡里亚认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再进入传统教育,不成后在找工作方面最终被看不见的现实锁链困住,即歧视的锁链。日复一日,他感到他的高等技师文凭并不足以打开工作这扇大门,让他做商业兼技术人员。
他曾同我描述过,在国立失业者机构(ANPE),他看见有些招聘广告上画了些不同的颜色,根据这些颜色,人们可以知道这家企业要不要外裔人士!他说有的工作人员很清楚哪些企业外来移民根本不必去尝试……这一年的学业就在这种愤怒与怀疑的情绪中度过。我们与朋友们的晚会在一起虽然充满了欢乐,但更多的是在一起议论,这时正是海湾战争时期。
在我们地区,周围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地区议员甚至担忧,怕祖籍法国人与马格里布移民之间发生报复行为。佩皮尼扬市长想出了一个办法,暂时把各种武器商店以地区法令的名义全部关闭!在学校里,学生们马上就分出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亲美派,他们每看见一个美军轰炸伊拉克的镜头就欢呼:“美国!美国!”另一个是亲阿拉伯派,或更准确地说是为伊拉克民众在美军炮弹下的性命所担忧。大学宿舍里到处在议论伊拉克战争。大学校园其实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场所,是全世界各民族相聚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缩世界。各国学生分别住在不同的楼里,有瑞典人,丹麦人,也有信基督教的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海湾战争一打起来,“阿拉伯人”与其他种族的对话就复杂化了。我们虽然并不认可萨达姆·侯塞因的统治,但我们也极力抨击美国人及其联军轰炸平民区的行为。扎卡里亚并不在大学宿舍里住,可我们在校园里接触的是同样的朋友,他感觉非常同情伊拉克人。另外,扎卡里亚是黑皮肤,他的女朋友是蓝眼睛金头发,他们两个很明白排外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等公车回大学宿舍,这时有个人开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他打开门径自快步走向我,边走边骂,手上还拿了把刀,吼叫着:“臭阿拉伯人,我要花了你!”我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保护了自己。殴斗的过程中,是我把他打倒了。站台上有好几个人跟我一样在等车,但没人动窝儿……第二天我把这事讲给弟弟听,我看见他脸色发白,紧咬嘴唇,一句话都不说。他愤怒极了。
从这时开始,我和扎卡里亚之间或同其他学生的谈话便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海湾战争,也谈论巴勒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这类事件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心上都留下了印迹。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对伊战争的合法性。我们十分关注让-皮埃尔·舍威芒(当时法国国防部长-译注)的态度。我们认为,萨达姆·侯塞因没有权利侵略一个国家,但这也不是反过来去杀戮伊拉克民众的原因。我们对这场“表演式的战争”十分震惊,媒体的大力炒作也是单方面的,“外科手术”式的攻战令我们感到厌恶。
我们的感情很复杂,我们感到与痛苦的民众更接近,因为他们在经受苦难,也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开始时,萨达姆·侯塞因想利用这种感情,但是阿拉伯国家很快便派出军队保卫科威特。对我们穆斯林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这里面不涉及谁对谁不对的问题,真实的情况很微妙,并不十分明确。这场战争突出了一种反美帝国主义的情绪,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如此。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把“大敢(Daguet)”师派去同美军共同攻打伊拉克的国家不是我们的法国。
这时,我想扎卡里亚已感觉到了自己是属于“黑人”阵营里的一分子,而祖籍法国人则是“白人”阵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法国人是种族歧视者”,但这种全盘否定的想法并不令他惧怕,根据他的看法,他的或我的朋友,包括芬妮、几位帮助过我们的老师是“非种族歧视者”,或者说他们是例外。我经常试图缓冲他的观点,但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例子使他坚信不疑这一痛苦的定论。的确,从海湾战争一开始,人们对马格里布居住区的暴力行为就变得越来越频繁,至少在我们生活的法国南方是如此。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同时进行着战争。媒体毫不掩饰地报道了种族灭绝和屠杀穆斯林的残酷事实,这给穆斯林居住区带来了极强烈的反响。南斯拉夫离佩皮尼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也是欧洲境内。我们校园内就有南斯拉夫学生,我们马上很容易站在他们一边。当时流传了一些有关集中营里穆斯林犯人消瘦得病的图片和照片,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刊登的犯人流放照片一样。我们感觉法国政府太被动,甚至是他们的同谋,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和伤害,既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也因为其他欧洲国家不采取任何举动。波斯尼亚妇女经常性地惨遭塞尔维亚人奸污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足以令他们愤慨!各国政府不作出努力,难道不正是因为波斯尼亚的受害者是穆斯林吗?谁能保证哪一天我们这群法国的穆斯林不会遭到同样的惨剧?而其他国家的人更加无动于衷?
海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巴勒斯坦战争,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世界上的穆斯林到处都在受迫害,这一切令我们愤怒。这种情绪并非扎卡里亚一人才感受到,所有与我们同龄的穆斯林甚至比我们还年轻的都被震撼了。他们全身心深深地体会到了宗教兄弟们所受到的不正公待遇。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将会感到极度痛苦,他们因此不再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及伦理准则。其中一些人的头脑中将逐渐形成独裁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比我弟弟更容易遇到种族主义的极端事件,然而却是他比我受到的伤害更大。每一次他的兄长受到攻击,他的内心都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愤状态。
我跟他说他的感觉不对,说不管他怎么想,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相反只是一小部分人有这种倾向。可是我感到我不仅无法说服他,反而令他反感。而且他总是这样回答我:
“阿布·萨马德,你,你心肠太好,你没明白。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是法西斯。”
1991年9月,扎卡里亚需要一张注册证明以保住他在一所高中的学监位置。他突然有了个新的想法:要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于是他在佩皮尼扬大学注册了应用外国语系,可他几乎从未去上过课。他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学监职位,是在纳尔本的拉克瓦医生(Docteur-Lacroix)高中。我也一样,我在纳尔本的迪德罗(Diderot)高中得到了学监的位置。
新学期开始,我们又遇到了福佳,她结束了大学生活,得到了药学文凭,由于她留在灰石礁,福佳参与了一些我们的家庭冲突。这给了她很大的震动,她与我母亲的关系也因此而恶化。她感觉这一切十分无趣,精疲力竭。我和扎卡里亚劝她离开这里,最后的结果是她们中断了关系。福佳离开灰石礁时对我们说:“我真不理解怎么会是这种情况,纠葛太多了。我反正完成了学业,居留也快到期了,我打算回摩洛哥。”我和扎卡都觉得她的决定十分有理智,但在她走之前,得给她找个住的地方。我和扎卡都住在我们工作的学校里。于是我问姐姐纳迪娅能否接受她住十来天,她在城中有一个公寓,姐姐同意了。在福佳临走前的几天,我们三个总是在一起:我,扎卡和福佳。每天我们一结束工作就去找她,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去看朋友。这段时间给我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我还记得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忘了星期三孩子不上学,电影院里除了我们少数几个大人以外都是孩子。正是这一不合时宜的场面让我记住了我们那天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们也常去佩皮尼扬去看朋友,其中有克扎维,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整晚整晚地聊天,说笑,然后吃一顿开心的晚餐。福佳走之前的一晚,我们找到两个姐姐然后五个人一起去散步。晚上在纳迪娅家度过,共进晚餐。这是1991年10月,我和扎卡要陪福佳到塞特港去乘坐轮船去马拉卡什。一路上我们笑得很开心,这是我们家少见的欢畅时刻。我们兄弟姐妹之间难得有这样的相聚。
同福佳谈论我们的大家庭令我和扎卡里亚有意愿了解我们父亲的情况,我们想知道他到底现在在干什么,最后我们得知他住在图鲁兹。因此,在塞特港送走了福佳我们就去了玫瑰城(图鲁兹)。一到地方我们便开始打听,在当地工商会,我们得到了一个地址,找到那里才知他已经搬走了。我和扎卡里亚想到去法国电力公司(EDF)的客户服务处去询问,以父亲的名义说我们没有收到最近的一张发票,并向女职员解释说是因为地址有问题,想查查看这里注册的地址是否是正确的。这回真棒!她居然把父亲的地址给了我们,是她帮我们找到了父亲。父亲看见我们特别激动,我们同他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然后他理所当然地请我们住下来。第二天清晨,我们被很大的叫声惊醒:“警察!我们是警察!快开门!”我们刚刚把头伸出被窝,就看见五六个警察站在公寓里,他们在我们的惊恐中带走了父亲。一切来得太快了,公寓里面安静下来,死寂笼罩着我们。我们穿好衣服马上往纳尔本方向赶去。一路上我们只交换了几句话,两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为什么警察刚好在1991年的这个早上在图鲁兹带走了父亲?我只在十年后才得知那是由于一次打架斗殴事件。
我记得这是扎卡里亚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则在1993年又见到了他一次,是在纳尔本。我刚从学校做完学监的工作走出校门,就在火车站看见他正跟姐姐纳迪娅在一起。他看起来生了病,很瘦弱,也很疲劳。
我和扎卡又重新亲近起来,我们又住在一个城市里,都在纳尔本,都作学监的工作,有同样的伙伴,在同一个晚上一起出去玩儿。扎卡同我谈他的工作时,总是批评行政工作人员。他还是感觉到了他们有一点种族主义倾向,觉得受到威胁。比方扎卡认为所有的外裔学监的工作时间安排都不合理。这时,“种族主义”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梦魇了;而这个梦魇,不管它是否在理,给他的生活永久地罩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