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容 提 要
在新时期文坛上,张承志之所以是不同凡响的“这一个”,与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本文尝试探索其深层文化心理内涵:因对理想怀有疑问而困惑的自我,以及由于困惑的无以解脱而最终导致的内心深处的寂寞——一个怀疑理想的理想主义者以及这份怀疑的无以言说。以期达到经由作家的精神表象,深入探求其内心世界的精神内核的研究目的。 主题词:张承志 理想主义 文化心理 作者简介:李秀萍,女,1973年1月出生,1998年6月兰州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愿望是可以主宰人的,特别是代表个体人的人生态度的哲学与宗教,更以种种沉淀的形式影响着人格心理结构。人生哲学本身的两难处境使得主体的心理结构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是理性的抉择,还是一任激情澎湃?这是永恒困惑于人的问题,并且衍化为生命行进式的脚步,努力填充着有限人生与终极理想之间的距离,虽然明知那距离是不可填满的,却仍然执着于此。犹如神话中的巨人西绪弗斯,永恒地推着巨石。或许生命的意义恰在于此。一、困惑的自我张承志的作品总予人这样一种印象:一种深深的困惑紧紧萦绕在作家心田,挥之难去。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所谓内心困惑实际上是指某种认知不和谐状态,它一方面体现为认知主体所把握的信息与其习惯的认知格局(过去经验、知识与逻辑推理等)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又呈现为主体对事物作多种可能乃至冲突性解释的认知状态。鉴于此,内心困惑应是文学创作中经常会遇到的心理状态。作家的内心困惑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主体努力寻找的结果,是一种穿透生活表象而进入内在深层体认的产物。任何缺乏深刻洞察力,囿于传统观念而又缺乏反省批判能力的人,都将与内心困惑无缘。这种困而思之的心灵历程,能够激发出作家强有力的探究欲,赋予他们以怀疑精神和批评意识,从面在所营造的文学世界中揭示人生的底蕴。如果说对世界现存样态的不满足是引起困惑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反省与叩问自我则是导致困惑的内在原因,这一点在张承志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从本质上讲,困惑是一种自我面临分裂而导致的情绪。张承志的内心自我始终处于两种反向张力之间,呈现一种向两端撕扯的状态。自我反省与批评打破了现存文化外在地赋予个体的种种生存谎言和自我假象,在紧张剧烈的内心冲突中,作家最直接地洞见了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窥见的本来面目,瞥见了自己多重人格的诸多侧面,更深地感悟到自己的生存困境与种种难题:理性与激情之间,宗教与文学之间,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追求目的与实现方式之间,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之间,身与心之间,作家承受的内心冲突的无法解决,使其自我分裂,不复完整。历史学者出身的作家张承志是相信未来、相信历史延续的。历史——未来,无论是创作还是情感,作家都包容在这样的双向运动中。一方面,他投身于理想主义,坚信历史会进步,明天会更好,因而追求的主题成为他创作的主题。另一方面,学者固有的理性思维使他不能不对所依附的理想主义提出质疑:未来将向何处去?目标何在?轰轰烈烈的追求主题本身是否就是一种盲目冲动?精神之旅指向何方?为摆脱这种困惑,他一直试图寻找一种界于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结点。宗教最终成为他赖以栖身的大陆,作家试图以此为旗引导众生抛却历史的积重,经由理想、信仰之域(此处泛指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抵达理想天国。但是矛盾又出现了,作家发现:宗教究其实质仍是一种异化,它在颂扬人的力量时,不自觉地转向了操纵人的理性本身。它已不是为人主宰的态度而演变为主宰人的枷锁。仍是人的牺牲,是人对宗教精神的屈服。对于具有强权性质的历史而言,作家又是反历史主义的。“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真的可以对这些被埋没了的一切不屑一顾么?尤其是回忆一下最初使我们动心研究历史的初衷,那时的发现难道仅仅是一种幼稚吗?”(1)在其创作中,也一再表现着人挣脱冷酷历史的努力。尤其是其力作《心灵史》中,哲合忍耶民众秘密相传的《热什哈尔》就是对官方历史一种最坚决的拒斥。人创历史,却又要受到历史的限制与束缚,人本能地抗拒历史所具有的强权性质,但面对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这种抗拒却又显得苍白无力。人的生命就在这样一种无可抗拒的抗拒之中,显示出其悲壮的内蕴来,在这样一种明智而无望的努力中,人陷入了更深的困惑。相信未来却觉得前途茫茫,抗拒强权历史却又自感无能为力,作家这种内心的矛盾究其根源,就在于其自身理性与激情的冲突与冲突的难以协调。 “我觉得自己像切开了自己的血管,直至小说发表了很久以后,我还觉得自己的血在流。”(2)这是张承志形容自己的写作时所讲的一名话。的确,他的文学创作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那种热血激荡的澎湃情感,这是对生命的痴恋,对爱和理想的执着深情的体现。但作家骨子里却又是理性的,历史学者固有的理性思维使他奔涌的激情时时搁浅,作家自我理性思虑的一面不能容忍情感潮水的泛滥,而是努力将其消解在一种他所认定的理性构架中,试图将躁动的情感引至健全的理性王国,竭力在放纵情感的过程中,使其皈依理性而不是背叛理性,但是理性与激情的相互融合并没有达到作家预期的成效,情感世界的丰沛与理性内涵的单一,显然难以真正协调起来,后者面对前者的汪洋肆意,显然有点束手无策,一旦强行将其消解,就会使激情受到束缚与压抑,在一种两难的处境中,主体自我的困惑与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焦虑。我们渴望皈依,但皈依什么?理想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一统的理想被击碎后,我们面对的是确立目标的艰难。自由给了我们选择的空间,也带来了选择的困惑。的确,当今的时代精神是苍白虚无的。物欲的熏染使人们渴求精神的清洁,但是,是否因为精神空虚、灵魂苍白,渴求皈依就可以任意皈依一种理想而不去理性地审视它的真理性呢?饱受伪理想主义之苦的人们有理由对理想主义的真伪提出质疑,也有理由在未能确认其真理性时保持自己的疏远与拒斥。毕竟,理想主义缺少质疑与虚无主义缺少终极关怀同样可怕!为相信而怀疑,因怀疑而向前探寻,也正是为了相信。多思的作家张承志性格中具有敏感与机警的一面,这就使他在精神情感上承受着超乎常人的分裂——人格分裂。在历史——未来的精神走向中,作家意识到:向过去寻觅良方并非长远之策,因而他才永不知倦地向前寻找,也许是以寻找的热切来掩盖同样热切的怀疑:理想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容怀疑,更不许批判,理想内涵的不可说、不能说更使其具有了神秘意味。而这一点恰恰加深了理想本身的虚弱,使追寻者的焦虑层层加深:如果说生命是一个个虚空,而生命的过程就是用理想的热情去填满这些虚空,假如连理想的热情也是不能确定、不能把握的话,那么我们还能把握什么呢?对于不可寻觅的寻觅,对于不能把握的把握,作家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被撕裂的疼痛,“于是,我遵照启示,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这样,只有我救活了一条灵魂,也只有我使这灵魂孤苦无伴。”(3)宣言诞生的本身就已预示着它实现的困难与不可能,因为告别过去就意味着告别自身,意味着自我再一次分裂的痛苦。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惨痛的体验呢?与自我作战究其根本是一种顽强还是一种挣扎?其结局难道不正是自我更深层次的分裂与苦痛吗?这种赋予不确定性以确定性的困惑,就成为追寻中的主要体验。生命哲学、过程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具备存在的可能,在张承志的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种场景:主人公来到一个地方,他想寻找一些什么,想得到一点顿悟和启示,但“此处”并未给予他满意的答案,他最终还是继续寻找与追求。由“荷戟独彷徨”到“向着自由的长旅”,一次又一次的追求中又何尝不包含着孤独、寂寞、惆怅的难以排遣,不被理解,不被认同的悲凉与失望,何尝不包含着内心深处难以言喻、无法形容的苦涩。这样的内心困惑与焦虑是一种灵魂的磨难,必然伴有明显的不愉快甚至恐惧。但是对于作家而言,内心困惑非但不是创作的心理障碍,反而是杰出的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心条件,因为只有这种困而思之的感悟才能揭示人生的底蕴。一般而言,每一位严肃的作家在其文学实践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但由于对内心困惑的积极意义的认识不足,许多作家不是积极主动地寻找并投入到困惑中,而是有意回避、疏远、急于解脱,这就使他们丧失了许多叩开卓越艺术大门的良机。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史中,无疑是一位内心困惑极其深重的作家,遗憾的是,他也未能采取正确的心态,而是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困境,不仅千方百计回避,而且急于从中解脱。为此他不敢面对内心的种种困惑与疑问,而是极力彰显义无返顾的旅者精神,企望以狂热的信仰崇拜与对苦难的渴望来掩盖慌乱不已的内心世界。在《心灵史》的创作中,他将这种情绪发挥到了极致。他以狂热的信仰崇拜与灼人的文字叙述来掩盖了内心的惶惑与疑问,摒弃了自我理性对信仰的阐释与理解,在牺牲精神带来的正、负两种影响中,他只将对于压迫、屠戮的不屈反抗付诸笔端,推崇备至,以作家的敏锐多思,对此他不会一无所觉,但他却用烈火般的赤诚膜拜与激情如潮的文字,再次压抑了作为学者的理性思维与质疑。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疑问如果深究下去,是会动摇整个长旅的根基的。张承志曾在《心灵史》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十三太爷马化龙为着换回多斯达尼,把自己一家人举意当了古尔邦的羊了。”(4)而他自己为了保持内心宗教的完整性,将自己的身躯与思想都放在了理想的祭台上。“我放弃一切自由/放弃作为人的——每一项天权/我要走进他要我走进的门坎槛/我要响应他向我发出的召唤”(5)这种理想不仅是使历史变成情感,而且是将信仰化做生存。这是一种学问和艺术向宗教皈依的过程。凄美、刚烈、执着与决绝就这样结合在了一处。但是,理性的匮乏使这种狂热显得苍白乏无力,经不起质疑与批判的理想,其意义永远是有限的。张承志对于内心困惑虽然采取了种种回避、疏离的态度,但由于他性格本身具有的敏感与自省能力,使他对自我的认识常常具有分裂性,因而很难真正摆脱内心的焦虑。世人依旧卑琐与对崇高理想的漠然,加之精神长旅的孤独、困惑与前景的渺茫,使他变得急于剖白与辩解,其笔下的主人公也开始一改以往的冷峻、沉默,变得躁动不安,原本潜藏的焦躁不安开始表面化。这种情绪最先体现在他的《GRAFITI——胡涂乱沫》中,这篇作品名为小说,其实排除了小说的故事因素,只剩下激昂的情感宣泄。作品的基本因素只有垂危的母亲与面对母亲感情冲动的歌手,母亲、歌手面对的阴暗、恶劣的环境,作为引申象征的绿色草原和一寸寸向草原逼近的沙漠。在这里,作家冲破了构思、结构的局限,一任自己的情感之潮直接喷泻,不再考虑任何创作模式,甚至不考虑节奏,只放任激昂的情绪,生命的焦虑不顾一切地宣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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