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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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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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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对象的性质是通过其作用与权能现出来的,要确定信仰对象的性质,首先要分析这一对象的作用。《论语》中孔子与其弟子对话的内容来看,孔子心目中的天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首先,天是政权转移和文明的兴衰决定者。《论语》引述尧的话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这是尧传位给舜时所言,表明舜的即位来自天命,要求舜允执厥中,永保天命。孔子曾经感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泰伯》),这是形容尧德之深远广大,就像天一样,难以用言辞形容。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赴陈国的途中在匡地被拘时,说了下面一段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其中既有对自身使命的期许,更有对天命的坚定信赖。孔子相信,周文之存亡绝续,以及他本人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皆取决于天命而不是匡人的意志。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于困顿穷厄的人生关头依旧保持着超然而又坚定的心态,展露出非凡的圣者气象。其次、天是个人德性与智慧的赋予者,又是人生个体命运的决定者。在被桓魋追杀时,孔子自信地对弟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死后被封为至圣文宣王,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偶像,古人甚至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之说,将孔子的地位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孔子本人却是向来谦虚的,他将自己的德归之于天,这种说法正是西周“以德配天”论的另一种表达。当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时,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正是天使夫子成为圣者,且多才多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话语都是孔子顽固保守又自命不凡的证词,其实它们不过是孔子天命信仰的表达。在孟子以后的儒家心性论中,仁义礼智被定义为人性,人的德变成了人性本身固有的内容;但在孔子那里,德与仁尚未被看作是人性本身的内涵,它们有其更为高远的超验性来源,就是天命。徐复观以仁解释孔子的天命,将性与天命直接等同起来,显然不符合孔子本人的思想实际,它混淆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区别。另外,在孔子那里,天还是个体人生命运的主宰者。颜渊死后,孔子连连叹曰“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孔子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如果得罪了上天,祷告也没用。子夏也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将人的生死寿夭和富贵穷达归之于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