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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05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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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中国也讲“中”。以“中”为价值取向始于尧舜”允执厥中”的治世之道。但求中用中的思想方法在表现人们对合理尺度的求索和追慕的同时亦衍化出自满自足、平庸保守的消极因素。在汉文化里常表现为清高与卑俗,执著与圆滑,从容与迟延,聪慧与盲目的畸形组合。这种心理倾向和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儒道释文化正负要素的配伍。儒家“折中”,道家“守中”,释家“中观”,其本意在克偏求正,但在认识论上却都偏注一方。儒家偏重人我的价值联系;道家偏重主体的超越,傲睨万物;释家则偏重万物虚无,涅磐至上的价值观。它们的缺陷在于易坠入苟且守旧的误区。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中,“中庸是未完成的真理,待努力的理想。它既不是‘绝对’,又不是‘普遍’更不是‘本源’。它只是中正平易的日常行事之道:愚者不及,智者过之;不肖者不及,贤者过之。但既是理想,就有其超越性,所以也要修炼、攀援,所以又是‘鲜能’的;而既然未完成,它就不是‘封闭性’,而永远不可突竭,永远有望臻至。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然而它的不彻底性、易扭曲性也就埋伏在“不完美”之中,很可能从此走向自己的反面…… 而又由于“中庸”本身这种经验性、庸常性或平易性,更出于中国人‘人本位’文化的务实趋善性,经世致用性,“中庸”往往不能竭力去求索,臻至‘高明’而拘困于自身,甚至违背自身。迟滞、迂执、封闭。弄得‘既不中庸,又不高明’。重人轻物,重实轻虚,重内轻外,重行轻思……都不是‘度其两端而执其中’的中庸,逞论‘高明’……这样中国人就很难接受“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的独立精神、自由原则,而因其追求利用厚生的‘短期效应’而丧失科学或真理自身的高明博厚,以及其固有的多元价值。中国哲学、逻辑学不够发育,中国科学、基础理论逐步走向落后、衰微,中庸之轴容易摆向偏狭的实用,庸凡的功利也是重要原因。”(萧兵《“中国”之名“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为什么能持久?——中国思想史单元研究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