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召唤》中的“锻炼说”
在《召唤》中,作者提出了一种非常新异的观点,那就是真主要引领某一民族于正道之前,还要在引领的第一阶段启示某种迷误的理论进行锻炼(赞主超绝!他不染于他们所称道的),这是何等怪僻的认识!由于作者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理解与矛盾,所以竟如此解释了某些外道与伊斯兰的关糸,这种认识是与书中把一些“卡菲尔”学者识为受到真主的使命和启示,甚至是先知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就是真主启示华夏人的道路,“只不过启示是以不同的形式,并适应中国民族所能接受的水平反映出来的”。(P106)“孔子是接受真主的启示来教化华夏民族的”(P4)而且“作为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先知孔子,他很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P3)孔子是接受真主命令来对中国传达主道的。作者以如此明确的一组概念表述了这一过程,即:“先知”接受真主的“启示”肩负“使命”去“教化”一个“民族”,而且,“他很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这一描述完全吻合真主派遣使者的贯例,因而,拜天祭祖吃猪肉的孔丘被编入了使者行列已无疑义。然而,作者又说:“这种强调社会责任的入世哲学,正是引导人们走上真主之道的必要锻炼过程。”(P3)于是又把孔子理论排除在“真主之道”之外,或安置在“真主之道”之前,成为“准正道”了。何其令人费解!
作者在《召唤》之后,对孔子问题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于是在一篇名为“为什么要谈孔子”的东西里边,提出了一些打破正常逻辑关系,一步比一步更不好理解话。在此只摘录其中一节文字就可以说明。
在《召唤》中,作者明明白白地把孔子说成是接受真主“启示”的“先知”,而且对孔子自己来说:“他很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然而在“谈孔子”一文中,作者又重新提出了与此相悖的看法:
“孔子没有宣布他自己是真主的使者,也没有把他所说的当成不可批判的启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孔子有过上述的宣布,显然是一种欺骗,他力作一个正直的人,不搞迷信,不弄玄虚,如果那时他真的被启示宣布自己的使命,可能导致不知多少至今都会崇拜他,反而导人于迷信。因为那时的人,尚不具备完全接受这项重大恩惠的能力,还不能承担捍卫这个理论的责任,再有,人们能想念信念他吗?”
以上作者所说的话,一层又一层地不和逻辑,直令人感觉到一种严重的思维错乱的印象:先说孔子是先知,而且孔子也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但又出人意外地不宣布自己的先知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宣布了自己的先知身份,“显然是一种欺骗”,这话说的好生奇怪!说实话怎么倒变成欺骗了呢?
作者又说,孔子力作一个正直的人,不搞迷信,不弄玄虚,如果那时他真的被启示宣布自己的使命,“可能导致不知多少(人)至今都会崇拜他,反而导人于迷信。”也就是说,孔子知道自己是先知,但又没有被启示宣布自己是先知,这是因为孔子要力作一个正直的人,不搞迷信,不弄玄虚。如果一旦宣布自己身份就成了搞迷信,弄玄虚,不是正直的人了!这话真是让人更不好理解了。
看来孔子谋略性地保密自己的身份,还不是完全自愿的,一则是因为自己不愿作出“显然是一种欺骗”的事情,变成不正直的人;二则是没有得到启示。因为只要宣布自己的使命,就会“反而导人于迷信”!依照作者这种道理,先知们的身份只能自晓,不可外传。这一理论真是太新奇了,与古兰记载完全相反,依照经典叙述,真主所派遣的每一位使者,首先都是要说明自己的使者身份,而后阐明正道宗旨,这是真主遣使的惯例,然而到了作者笔下一切就都变颠倒了。
尤其作者最后两句话,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他说:“因为那时的人,尚不具备完全接受这项重大恩惠的能力,还不能承担捍卫这个理论的责任,”看起来,接受正道还要有能力,那时的人还不够能力!需要等到有能力的时候才能对他们传授正道,还没等到有能力的时候就只能凑合邪道。这套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他的“锻炼说”。
什么原因使作者说出了如此前后相左,语无伦次的话来?主要就是作者对诸如“先知”(再版中还称“使者”)“使命”“启示”等基本概念不清楚,概念不清必然导致认识混乱,盲目地肯定等于盲目地否定。应当明白,伊斯兰本身就是和任何宗教、外道在信仰和行为上的一条分界线,其中区别就是以相应各自信仰的要素概念所界定的。混淆不同信仰的要素概念,就是混淆了不同的信仰。这样讲并非是故弄玄虚或过分渲染,也不是过于拘谨或泥古不化,因为这是关乎信仰的建树方法的大问题,在这一重大的问题上,不容丝毫苟且。人类的全部伤害都是由偏离“讨黑德”信仰造成的,所以,先贤有言:“以外教词汇解释伊斯兰,真主的“赖哈麦提”(慈惠)从它上止住。”
伊斯兰不同于哲学道路;真主的使者不是哲学家。安拉胡不曾以错误和迷信启示人类;也不曾以错误和迷信作为引导正道的准备和锻炼。各种人为的宗教,哲学道路及一切受到真主责成之外的信仰,全部是真主所谴怒的迷误,没有一条是真主的正道。真主郑重地告诫人类:“真主的宗教就是伊斯兰”(3:19)“凡舍弃伊斯兰而寻求宗教的,绝不会被接受”(3:85)“在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呢?”(10:32)真主又说:“真主以正道和真教派遣了自己的使者”(61:9)使者们接受真主命令宣传主道,又怎么能以真主最谴怒的道路去引导人们进行锻炼呢?
清季王岱舆先生在诘问论道的僧人时,对他说,既称释道是一切虚无空幻的空门,为什么还要供奉佛像呢?僧人说,是为了以虚假的佛像做过度,引诱他们去崇拜佛陀。岱舆先生说,这就好象把白布染成黑色,而后再让它恢复成白色,那就还不如不去染它。正象人们所说的,有人故意让完好的肌肤长出毒疮,或者把完好的院墙拆毁,以便引诱人去做盗贼,然后,再规劝他心归正道,这行得通吗?(参阅《希真正答·附说》)王岱舆先生的这段生动比喻,正是对《召唤》作者独出心裁地主张“锻炼说”的写照。看来佛教就是采用这种“锻炼说”的原理,五花八门地大搞迷信的。
另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中学生们大都背诵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锻炼阶段”是否作者又把这种印象用到了《召唤》之中,不可知也。
这种“锻炼说”在《召唤》中被认定是一种很普遍的“启示”过程,除了直接生长在阿拉伯半岛的人有幸豁免之外,其他地区几乎无一不是需要先接受“锻炼”的,因为作者已把许多“卡菲尔”学者与“卡菲尔”信仰纳入了伊斯兰过程。书中所引述的“卡菲尔”信仰都与中国哲学一样,在作者心目中被归属于真主对使者的启示,只因为当时当地人们的认识水平尚未达到认主独一的高度,因而才处于前期的锻炼阶段。由于这一阶段人们的认识是各种各样的,所以真主的启示也是各种各样的,所导致的宗教也是各种各样的。作者解释说:“人类的认识水平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全正确的地步的。各民族中的先知先觉,分别以他们本民族所能接受的水平,传达了来自真主的启示和教导,不论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说,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真主的启示”。(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