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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学大师常志美的革新运动
  

通过对一些零散的现存资料的综合,我们可以初步把经学大师常志美的思想与革新运动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识认大略》中的认主学与教义学

李兴华先生整理出了《识认大略》原文,并分析了其五点意义。可以确认,这是传世的唯一一篇常志美汉文作品。《识认大略》与明嘉靖七年(1528年)济南南大寺掌教陈思所撰《来复铭》碑刻一起,凸显了当时山东回族伊斯兰教学者所达到的高度。

按《识认大略》的“识认”二字,核心在于认识真主,也就是伊斯兰教义最核心的“认一论”或“认主学”。围绕着这个主题,《识认大略》阐述了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认主独一。全文的前半篇幅都是讨论这个主题:“天地人物,唯一真主也。”如何认识真主的存在?该文从“身内之理”(人自身所由来)与“身外之理”(天地之造化)两方面加以论述。对于真主的独一性,则从三方面加以叙述:(1)真主唯一,外无主宰(独一无偶);(2)真主乃单另之一,非物中一,亦非数中一(永恒无始);(3)主无伴侣(超绝万物)。这些都恰当地表达了伊斯兰认主学最核心的教义。

第二,顺从使者。该文第二部分论述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学地位,“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凡顺从我圣者,即为顺从真主”。

第三,伊玛尼(正信)的本然、格式、内容与断法。全文后半部分主要论述伊斯兰教的信仰“伊玛尼”的内涵。所谓伊玛尼的“本然”,即其本质,“译日‘信服’,或日‘诚信’,或日‘归顺’,其义则一也。”

所谓伊玛尼的“格式”,即其条件,有两个方面——“乃心信口服也”,也就是回族民间所说的“内心诚信、口舌招认”,一个人的信仰必须在内心诚心的同时也有口头的公开表达,这是逊尼派教义学的主流观点。

所谓伊玛尼的内容,即一般所说的“六大信仰”,在该文中则表述为七个方面,即认信真主、天仙(天使)、真经、众圣(使者和先知)、**、前定、复活。

所谓伊玛尼的六件“断法”,即有五种行为会危害信仰:伤命坏身、侵抢财物、买卖良人为奴、坏人体面、色胆歹行。此外还有一条,即犯大罪的穆斯林不会永住火狱。

这几个方面的立论,都是明确的逊尼派主流观点。尤其是关于伊玛尼的“格式”和“断法”问题,乃是早期伊斯兰教义学论争的核心问题,也是导致教派产生的一个原因。逐渐形成的逊尼派主流派,历来秉承一种“中庸”立场:在伊玛尼的“格式”上不加入“行为”(尔麦里)这个变量,认为信仰“不增不减”;在“断法”上,认为犯大罪的穆斯林仍是“信士”,但是不合格的信士。这些立场,与早期的哈瓦利吉派、穆尔吉亚派、穆尔太齐勒派、阿里派(什叶派)都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常志美的《识认大略》一文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把握住了逊尼派主流的立场。考虑到此前中原和华北地区伊斯兰教有较强的什叶派影响的可能性(见下文),则这篇文字的革新意味和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2 连班制与独班制之争

连班制与独班制之争,乃是明末清初开始的涉及中原和华北伊斯兰教礼拜仪式的一个重要事件,但至今尚未有专门性的研究。从连班制到独班制的过渡,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变革,也是从一种不明来源的非主流教义向逊尼派主流教义学和教法学的转变。

连班制与独班制的区别,从形式上看是集体礼拜时领拜者(伊玛目)独立成班还是站在第一班之内中间位置的问题,兹不赘述。问题是,今天已经不存在的这种“连班制”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双方除了形式上的差别,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上的差异呢?

笔者孤陋寡闻,只在《北京牛街志书——冈志》(下文简称《冈志》)中见到了连班制来源的蛛丝马迹:

连班之误,其来久矣。至圣辞世,四贤缵绪,接传道统。至尔里十一代孙葛新辞位,教法大乱,异端蜂起,葛新避世莫知所之。后思葛新氏之贤,虚其位以待之,故退为连班。因慕贤人,而废圣制,失中庸之道,不可宗也。

由这段记载看来,连班制可能是与历史上的什叶派某一支系有关的。现在的十二伊玛目派追认的十二代伊玛目分别是:阿里-哈桑-侯赛因-阿里·本·侯赛因-穆罕默德·巴基尔-加法尔·撒迪格-穆萨·卡兹姆-阿里·里达-穆罕默德·塔基-阿里·纳基-哈桑·阿斯卡里-穆罕默德·马赫迪。按照十二伊玛目派教义,第十二伊玛目“隐遁”了。但什叶派主流派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间曾经多次分化。据说,第十一伊玛目归真后,什叶派曾分化为14个至20个的宗派。上文所言“葛新避世莫知所之”(实际是阿里第十代孙)似乎是指第十二伊玛目的“隐遁”;“葛新”一名,似乎也可以对应于第十二伊玛目的称号之一的“卡伊姆”(擢升者)。由于第十二伊玛目“隐遁”了,为尊重伊玛目的权威性,“故退为连班”。但具体什叶派哪一支系有(或曾经有)这样的主张,尚不清楚。

这种或许有着什叶派根源的“连班制”,曾经是华北和中原(或许更大范围)回族伊斯兰教的多数派。有意思的是,根据《冈志》,对连班制的改革,是由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太师发起的,“近百年前,天下尽连班也。明万历之季,秦中胡、马(疑为“冯”)、海三氏,首倡改独班之议,秦人从违各半”。据传,胡登洲曾经赴麦加朝觐。他创立的经堂教育制度,很可能还连带着革除部分地区回族伊斯兰教中残存的什叶派礼仪、回归逊尼派主流的宗教革新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这可能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上的第一次宗教革新运动。到了胡氏数传弟子常志美及其弟子舍蕴善的时候,这种“遵经革俗”、“正本清源”的革新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常志美先贤是华北和中原地区推动“独班制”的一位主力。《经学系传谱》记载,常志美与济宁东大寺的分裂即源于连班制与独班制之争:

东寺请常先生设义学,馆于寺之隔院。五时朝礼未常赴寺,因其以连班为当然故耳。约两年,众耆固请诣寺,先生反复示以连班不应,其众不从,故解馆。其众之半,愿遵先生之训者,修建大寺于西隅。由是二先生同堂授学,而犹勿赴寺,必伺独班已久,五拜方往焉。

可见,常志美对待连班还是独班的问题,是十分慎重和严肃的。联系前文所述他撰写的《识认大略》来看,这显然不仅是一个礼仪形式问题,而很可能(在他眼里)是一个教义学问题。由此也可以说,独班制可能是胡登洲所开创的经堂教育学派的一个主张和明显标志。随着这一经堂教育学派的传播和发展,与掌教世袭制相联系的连班制在中国伊斯兰教中逐渐消亡了。

3 永禁三掌教世袭

与以上两点紧密相联系的,还有常志美发起的废除三掌教世袭的革新运动。清康熙庚戌年(1670年),也就是常志美归真的那一年,济宁西大寺公立了一块《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的石碑,碑文明确指出此问题是“诣于大人教铎常老师、李老师”并得到二人首肯的。

济宁西大寺《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的内容,是论述逊尼派关于圣统继承人的主流观点,计有以下几点:第一,“至圣后永不降圣”;第二,“掌教之设,所以继圣而传教也”;第三,掌教之选择,“惟赖学行并懋,奉命尊圣者,衍真诠于罔替”;第四,反对世袭制度,“安得拘于胤袭之说,而谓不学无德者,可以冒昧胜任耶!”要知道,胡登洲太师开创的经堂教育制度,首先就对那些世袭的“不学无德者”构成了强大的冲击。而这一过程,却一直到民国时期才逐渐完成。

李兴华在《北京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分析,清真寺的世袭掌教制度可能得到明代“官寺制度”的强化,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即结合前文对“连班制”的分析,掌教世袭制度也可能有什叶派的影响。今天中国回族伊斯兰教使用的“伊玛目”一词,仅指清真寺教长,与“阿洪”同义;但这不能排除历史上这个称呼可能与什叶派的“伊玛目教义”有一定的关联。内地回族中流传的“教门原根八件”,其第四条是“信伊玛目”,据说带有穆尔太齐勒教义学派和什叶派教义的影响。我们知道,与逊尼派教义学相比,什叶派教义学更强调“理性”(阿格里),更多吸收了穆尔太齐勒教义学派的思想。因此,“教门原根八件”很可能是通过什叶派渠道传播到中国的,也是什叶派教义影响回族伊斯兰教的一个例证。由此,笔者认为,常志美主张废除三掌教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而是与废除连班制、剔除什叶派影响、树立逊尼派主流教义学相联系的一整套革新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改革礼俗

常志美先贤在济宁西大寺开学之时,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写鼓乐(不为婚礼奏乐者主持婚礼);第二不站周围(不为坟坑中四面挂经文围坑布者站殡礼);第三不领盖德雷(不集体礼斋月盖德尔夜间的副功拜)。这些改革,有“遵经革俗”的意味,改革的都是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行为。据说部分常氏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十八条”或“十条”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