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中国苏菲】 › 【真镜花园】 › 回族的移民宗教组织与家族——灵明堂固原分堂考察 › 回复 #264289
二、从兰州灵明堂到固原明月堂
灵明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教祖马灵明所创建的回族苏非门宦的一支。马灵明生于1853年,年幼时在兰州跟随虎非耶及嘎德忍耶门宦阿訇学习经文,成年后婚配并育有一女[⑤]。中年以后,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开始致力于创建其自身的伊斯兰苏非门宦,最终于1915年在当时兰州市西郊下西园设立了灵明堂[⑥]。10年后即1925年,马灵明教祖逝世,由陕子久继任为第二代教主,并开始奉行教主不婚的教规。1953年,第二代教主陕子久逝世前留下“口唤”(嘱托或遗命),将掌门地位授予其出家弟子、现任教长汪守天[⑦]。汪守天接任不久中国社会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及宗教改革的时期,在历次的革命运动中经历了被管制、入狱甚至被一度宣判死刑。文革结束后,在经历了艰难岁月及命运的磨难后,他最终迎来了平反和改革开放,并很快开始了重建灵明堂的努力。在此后的数年里,他先后组织教徒将灵明堂道堂由下西园迁至小南坪,又由小南坪迁至五星坪,最终于1984年开始了五星坪道堂的建设。目前,随着总堂建设的开展和完善,灵明堂五星坪道堂已经成为兰州市最具规模的伊斯兰宗教设施[⑧],并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十个区域性回坊,合计约25万成员,成为一个较大规模的伊斯兰门宦[⑨]。在灵明堂内部,父系血缘及谱系关系作为地域性社区整合的要素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笔者在调查中也看到,其功能发挥的机制和形式,却又根据地区和坊点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兰州总堂和新疆哈密分堂,以家族群体为单位加入灵明堂的现象较普遍,但门宦内部的组织机制上却没有依赖特定家族集团的痕迹。而在宁夏的固原分堂,父系家族集团及其相关规范体系是当地回坊的组织支柱,分堂的管理事务是通过父系家族集团中不同家族的族长们与兰州派遣来的热伊斯(阿訇)相互协作而进行的。灵明堂固原分堂创建和发展的内部过程,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回族社会中父系血缘关系与既有的伊斯兰门宦道统相结合发挥社区建构及整合作用的绝佳案例。
固原分堂在其创办的初始阶段只是灵明堂属下的一般回坊,其最大特点为创建和发展都是在当地马姚两家父系家族集团的密切协作及支持下进行的。固原分堂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三营镇西北部,原名为明月堂。其创建人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河南偃师马屯村迁居此地的马姚两姓回族居民共同的宗教领袖马仁普。分堂管理委员会乡老们及阿訇所描述的移居缘由及过程如下。
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河南西部的古都洛阳以后,洛阳周边农村地区的居民们为躲避战乱,开始向西出逃。当时逃难的人群中,也有从洛阳东北部偃师马屯村出走的马姚两姓共18户回民穆斯林群众。他们避开时有战事的洛阳和潼关一直向西移动,最后进入了固原三营镇。在9年前已来此地定居的族人马仁普的带领下,他们从当地一位地主手中购得位30亩土地,开始了以农耕和家畜饲养为主的定居生活。在此之后的几年里,他们又购得西邻的30亩土地,建造了两处称为“堡子”的土夯小城堡。一处城堡围墙高大,成难攻易守之势,用作18户移民的集体住宅;另一处简陋,用来育林。他们同时开展皮毛生意,生活环境和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在这一时期,被18户移民视为领导人兼宗教领袖的马仁普对该群体的生计及社区文化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马仁普,1910年出生于河南故乡马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上过两年小学,后因家境困难而辍学,与父亲一起边务农,边学习宗教知识。1932年他离开故乡,来到固原,在那里开始做家畜与皮毛生意,往返于兰州与固原之间。作为商贾先富裕起来的马仁普,在迎接故乡18户移民到来之后,不断帮他们建造住宅,购买土地,给予了大力且热情的支持。在帮大家买好土地、盖好堡子,使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他又出资在两个堡子的东面购入300亩土地,并用其中的280亩建成了“河南寺”及其附属宅院,与同乡亲友一起进行礼拜等宗教活动。这样一来,年仅30出头的马仁普,由于其对整个移民社区的巨大贡献,而被推举为宗教领袖兼生产经营负责人[⑩]。马仁普确立了自己在移民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后,首先做出的决断就是加入灵明堂。
1940年代初期的固原县,是宁夏以穷山僻壤著称的“西海固”地区的一部分,回民人口相对比较集中。连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治理无力,治安不稳及贫困达到了相当程度,民众生活可谓水深火热。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种民间结社和宗教团体就成了居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保障[11]。1947年固原县穆斯林人口为48,935人,占当时县总人口的36%,并且有多种伊斯兰教派存在,特别是苏非门宦的势力较为强大[12]。对当时固原的回民来说,加入某个伊斯兰宗教派系门宦、成为基于某种宗教理念之社会团体的一员,是确保生存环境和生活安定的必要条件。
河南寺最初遵循从故乡带来的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派格底木的教义。应该说,改换门派,对一个宗教社会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举措。马仁普决定加入灵明堂门宦,与当时固原回民中苏非门宦势力强大这一历史事实有关,对改善河南寺教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马仁普的决定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原因。第一,马仁普长期在固原与兰州之间从事家畜和皮毛生意,与当时在兰州作皮匠的灵明堂二代掌门人陕子久会有较密切的接触并受其宗教思想的影响。事实上,笔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在加入灵明堂之前几年,马仁普就已经通过海原县杨家堡一个叫杨国宝的灵明堂信徒的引见结识了陕子久[13]。第二,兰州灵明堂教祖马灵明曾经与甘肃总督张广建有厚交,与当时军政方面也有着良好关系,能得到政府的赏识和支持,在教派门宦林立的兰州为一个新生弱小的门宦赢得了生存的机会。对正在谋求移民社区发展的马仁普来说,这一点无疑具有魅力[14]。第三,灵明堂当时是一个历史不长的小门宦,主要在中小城镇商贩阶层发展成员,有救弱济贫的传教方针。这对在固原被视为外来户的马仁普所率河南寺信众来说,加入灵明堂是一个非常合理之举,即找到了自身乐于接受的宗教道统,又有了一个居高临下、与其他教派门宦进行对话的平台。
事实上,加入灵明堂对当时河南寺信众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抉择。他们修改了象征移民集团的河南寺名称,用教祖马灵明的“明”字加上象征伊斯兰教的“月”字,写为“明月堂”,象征他们与兰州总堂的所属关系,同时也说明他们宗教道统的正当性。马仁普也由于成为灵明堂二代教主陕子久的弟子而成为明月堂开堂领袖,并在教派林立的固原宗教界得到认可。这也是一个移民群体依赖伊斯兰宗教道统成功本土化的过程,也是该群体确保自身经济利益及发展扩大的基本社会条件。对外来说,作为灵明堂的一个支系,不但与本门宦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其他支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也受到在伊斯兰宗教道统上有亲缘关系的虎夫耶及嘎德忍耶等门宦的认可,扩大了在当地回民社会中的宗教联盟关系[15]。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固原回民社会中,河南寺所属信众的社会印象得到了改观,社会经济活动也较先前容易开展,生存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明月堂的马姚两姓移民群体逐渐被编入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宗教领袖及家族集团为中心的社团经营方式已不允许存在。在同一时期,兰州总堂方面的活动因受到限制而处于停滞状态,明月堂失去了总堂的支持,宗教组织活动也停止了。在这种情况下,马仁普也脱离了对明月堂的实际经营领导,而仅被视为河南移民群体的精神领袖。1958年农历8月8日,他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政治热潮中,被作为“反动会道门”的代表逮捕入狱,于1960年农历4月2日,在极度的精神疲劳与疾病中逝去[16]。马仁普的英年早逝,是时代的悲剧,对明月堂信众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但也正因为这个悲剧,在20年后的伊斯兰文化复兴时期,他的灵魂才得以承担象征灵明堂道统和马姚两姓家族血统结合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