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文人对伊斯兰的敌视(接上篇)
联森
在本节开篇之前,我先对上节有关“奥地利妓女的儿子唐•胡安”一说做一解释:并不是我有意污蔑他,而是根据罗布代尔所著《飞利浦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描述,按照天主教的规定,妓女所生的儿子是没有资格获取封号的;故唐•胡安深深痛恨他那不知是“谁”的父亲。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所以,在统兵镇压伊比利亚的摩里斯科人时表现尤为突出,近乎疯狂,以便踩着无数的尸体、头颅登上爵位的宝座。象飞利浦•罗布代尔这样客观、公正的法国历史学家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他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东欧期间施行的仁政、宽容、轻赋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对待奴隶、战俘问题上,他赞赏了东方的伊斯兰文明、仁慈,严厉的鞭笞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冷酷与残忍。遗憾的是国内知识阶层的精英总是喜欢跟着西方操纵的媒体屁股走,在媒体书刊把奥斯曼帝国骂的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言归正传。我们从《全球通史》对伊斯兰的贬损不难看出那些所谓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西方著名学者的傲慢和偏见,他们往往难以摆脱私意的控制和束缚,违心的说着与事实不符的奇谈怪论,其目的就是混淆视听,让更多的人否定、远离伊斯兰。令人奇怪的是,遑遑千万言的宏论巨著,是以公元元年划分上下五千年的,对各大宗教或多或少均有涉及,唯独忽略了基督教——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斯塔夫里欧诺斯心里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有什么难言之隐?那么,他又是如何将伊斯兰教跃然纸上的,请看——
(1) 公元610年,在阿拉伯半岛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基督教世界的人拒绝承认其使者身份,原因是他不是上帝派遣的,而是自己宣称的。其实,哪一个使者不是自己宣称的——这句话确是事实,显示了做为一个史学名家的公正立场。再往下看问题就出来了。
(2) 《古兰经》上说:“地球是吊在一根竖起的铁杆子上的。”这句话看似轻松,却颇具杀伤力,足使那些有心接触伊斯兰的人望而却步,因为理智告诉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此,我通篇拜读了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经》,没有发现如是之说,但有这样的教导:太阳不能追赶月亮,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浮游着。而基督教的《圣经》倒有地心说,就是说太阳围绕着地球运转。斯塔夫里欧诺斯对此只字不提、置若罔闻。当时我想人无完人,也许是他搞错了,也许是自己知识太浅薄。后来我买了一套《布哈里圣训集》、《利雅德圣训》和《奈萨仪圣训》各通读了一遍,没有发现类似之说。
(3) 这件事发生在09年夏末,当时我有病无事可做,在学习宗教知识的同时,也买了一本《全球通史》开阔一下视野。我的宗教知识是很浅薄。可以说在08年以前,我和其他穆斯林后裔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偶尔礼次主麻,每年封几天斋外,再就是看过三四本有关伊斯兰的书,对伊斯兰的精神和内涵的概念是模糊的。知感安拉,09年我开始把精力放在对宗教知识的学习上,恰恰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我很清楚这是西方人对伊斯兰无孔不入的反宣传,是意识形态中筑起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起着隔阂、对立、排斥作用,故而无处不在的对伊斯兰教诽谤诋毁、抹黑丑化。再往下看就能更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4) 斯塔夫里欧诺斯不愧为一个颇具匠心、工于心计的大师,他在《通史》中专设一章,命题为“伊斯兰文明”,却不提及文明的实质内容,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片空白,无文明可鉴。但对“鸡冠”一事疏而不漏,至此,司马之心昭然若揭,用心之险恶令人咋舌。那是一段不可靠的羸弱圣训,据传,有一次穆圣和弟子们一起礼拜,站在后面的一个人没有参加,只是抓了一撮沙土在额头搽了搽随后走了,正是那个人事后散布妖言惑众的。斯塔夫里欧诺斯博士没有放弃借题发挥的机会,在贬损伊斯兰教以后,未忘对穆圣一击,可谓煞费苦心。无独有偶,由金宜久先生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江苏版对“鸡冠”一事也有类似的叙述,真是“智者见智”,“君子”所见略同。
伊斯兰教之所以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那是因为她建立在真理和正义的基础上,经年不衰,坚不可摧,日新月异,欣欣向荣。西方的东方学者心中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伊斯兰恐惧症,从英国的著名东方学家刘易斯到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亨廷顿,他们把伊斯兰看做西方文明的威胁大肆渲染,甚嚣尘上。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他们把矛头直指伊斯兰和儒家文化,发出咄咄逼人的攻势,似乎不铲除有异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誓不罢休。塞缪尔•亨廷顿的言论尤为突出,1993年,他在夏季号《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拉开了两种文化公开对立的序幕,引起学术界广泛激烈的争论。随后,他不断发表文章和专著,进一步为自己的观点申辩和解释,顽固的坚持自己荒谬的主张和论断。提出了荒唐的“黄祸”和“绿祸”谬论,所谓黄祸者,专指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绿祸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911事件更是火上浇油,把西方反伊斯兰的思潮推向高峰。西方媒体鼓风作浪,风起云涌,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阿富汗和伊拉克饱受着战争之苦,数百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城乡变为废墟,尸骨遍野,血肉横飞;欧美、澳大利亚的穆斯林被殴辱毒打,甚至遭到杀身之祸。以色列趁火打劫,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财产时时处在威胁之中得不到保障,随时都有被坦克碾碎、导弹炸死的可能。种种迹象表明,这与西方文化脱不了干系;西方文化何止是对东方土壤的渗透,它颇具侵略性。如果文明就是对弱者尊严的践踏,对弱者生命的杀戮,那么,这种文明不叫文明,而是野蛮和兽行。人类不需要这种弱肉强食的文明,它应当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坑。有的人把强权政治对伊斯兰国家的压制、侵略,对穆斯林的侵犯、施暴,归咎于穆斯林自身思想、文化的僵化和落后,而与外部没有关系,这是替强盗开脱罪责,站着说话腰不疼。是的,穆斯林需要思考和变革,但不是在狂轰滥炸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
从十字军发动的百年战争,蒙古人的铁蹄征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穆斯林的国家和人民经受的苦难和创伤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他们尚未从噩梦中走出,又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他们能喘过气来吗?每场战争(除了蒙古人西征)都与美欧有关系,这是为什么?难道事实还不够明显、清楚吗?如果文明一词等同于对外侵略扩张、攻伐杀戮,对他国资源无止境无约束的掠夺攫取,这还叫文明吗?这纯粹是强盗逻辑,伊斯兰拒绝接受这样的文明。我们再看一看那个由战地记者爬上英国首相宝座的丘吉尔的言论吧——
伊拉克原属奥斯曼帝国辖下的、被西方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一战开始,帝国瓦解,原本统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在一帮西方魔鬼及其鹰犬爪牙狼狈为奸的撕裂下破碎了;英国抢去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夺得黎巴嫩和叙利亚,从此开始了殖民统治,殖民意味着奴役,反抗一浪接着一浪。1921年,后来出任殖民总督的丘吉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对他们使用毒气弹?我很赞成对这些没有开化的部落使用这种武器。”——这就是英国智识精英的恐怖言论,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那个喜欢撒野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利,在采访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期间不能控制暴躁易怒的野性兽行,居然把手中的笔和本子砸向卡扎菲的警卫人员的脸上,原因是她不能等待事先约定的会见时间,她要提前采访。这种盛气凌人、侵犯他者尊严的鲁莽暴戾行为,被西方媒体捧为英雄大肆宣扬。可见,罩在文明光环下面的虚伪和丑恶行径是何等荒诞不经、不堪一击。后来,她又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伊斯兰教,说什么:原以为伊斯兰教的邪恶现象只是边缘一块,如今看来她是本质问题。法拉利时不时的抛出敌视伊斯兰的最尖酸最刻薄的话语,其目的是妖言惑众、哗众取宠,卖弄风骚吸引更多的眼球,从而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这就是西方文化和文人的另一面,挖空心思地炮制出耸人听闻、危言耸听的谬论,从穷人弱者的身上吮吸血液,扩充其日益膨胀的野心血管,从他人的鲜血和生命中寻求他们的快乐。
写下这些文字,看似与主题无关,其实很有必要;就像我们想要采摘文化园林的果子,应当先看一看它的叶子是否还存有毒虫侵害、药物腐蚀,我们总不能连看也不看地把果核中生有蛀虫与便溺的东西囫囵吞下去吧。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有少数人在西方文攻武治面前不击自垮,自我崩溃了。他们自怨自艾,言谈中流露着对异端文化的献媚倾倒,对伊斯兰文明抱有怀疑动摇态度。这无异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信心。伊斯兰教倡导和平,而和平的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穆斯林不会接受用F16和巡航导弹输入的文明与民主,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会拒绝接受用集束炸弹和白磷弹送去的文明。在这里,我也没有说完全拒绝异域文化,若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科学发展和全球和平稳定东西,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待续)。
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