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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后,马德新看到扑朔迷离的政治局势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毅然栖身于学术活动中,一面培养弟子,一面著书立说。他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伦理道德及天文、地理、历法知识,把异质的文化符号翻译为回族民众能够接受的文化信息、文化原理,另一方面又把伊斯兰文化的思想、观念予以符合儒家价值取向的阐释,以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他以伊斯兰文化为本体,融合着中国本土文化,以建构一个不为主体文化所拒斥、又有助于保存自身、发展自身的文化系统[⑩]。他积极促使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相互认同,引导广大民众化解仇恨,消融冲突。
三、务实的民族观
云南回民起义之前,甘肃、陕西等地的回民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起义的失败,统治者的残忍屠杀,给广大回族人民、给中国的伊斯兰教,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云南连年的战乱,给回族民众带来惨重的损失。残酷的历史和无情的现实促使马德新冷静地思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促使他思索回族苦难的根源,反省“回回路窄”的原因,寻求解决回族苦难的途径和超越苦难的方法。马德新自幼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后到陕西跟从著名经师周大阿訇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在埃及、土耳其、新加坡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的游学和考察,以及对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先辈回族学者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研究,对儒家典籍的学习,使马德新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他担任过清真寺的阿訇,到麦加完成了朝觐功课,获得“哈吉”称号。又在清真寺招生讲学,著书立说,还领导过云南东南回民起义。丰富的阅历,开阔的眼界,使马德新具有超人的睿智,使他得以为回族与伊斯兰教选择一条理性发展的道路。宗教家所特有的强烈的济世胸怀和历史使命感,激励马德新为回族、也为包括汉族在内的云南各族人民探索结束动乱、恢复和平的道路,激励他在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在激烈的民族对抗关系中,寻求一种非对抗的和平道路。在对反抗与镇压、激烈反抗与血腥屠杀的反思中,马德新意识到回族在中国是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与政府的激烈对抗,与汉族的水火不容,势必给强势力量包围下的云南回族带来灭种之灾,因此对抗不是出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马德新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