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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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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中有相当丰富的一部分与奴隶制度的规则有关。说“奴隶制必定是伊斯兰教法(Shari‘ah)的永恒部分,因此伊斯兰教法将被废除,因为它所规范的制度不存在了”,是荒谬的。由于废除奴隶制—这在现代文明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是可能的,伊斯兰教的一个目标实现了。当自由的薪资获得者、和自由的雇工们也得到了更好的、平等主义的人性待遇的时候,伊斯兰教的另一部分也将得以实现。谁能在任何本质的方面,将先知的家务奴隶与主人区别开来呢?先知说:“帮助你的仆人完成他的工作”。他扫地、挤山羊奶、修鞋,并不认为劳作会有损他的尊严。在“什么是劳动的尊严”方面,他树立了一个榜样。只有当高贵的人们愿意从事各种劳动的时候,劳动才可能是高贵的。法律想要规范的是某些特定的情形,如果情况变了,法律必然会改变;如果一种制度被历史的辩证法所否定,规范这种制度的法律就变成了“死文字”(deadletter)。这种J清形,也会发生在许多别的法律和许多别的制度中。
欧洲的东方学家们(Orientalists)几乎一致将他们的意见陈述为,被围困在僵硬的教理框架内的伊斯兰教法律体系,不可能被缩减成西方法学的规则。作为法律根基的教理是不变的,法律必然是完全无法发展的。这里所存在的混乱必须被消除。首先,伊斯兰教几乎没有西方人的头脑所理解的教条。整个伊斯兰教的基础是它的不妥协的一神论;但是一神论是一种教条吗?认为它的起源和目标是一种生命观要更合适一些。《古兰经》充满了证据和论证—它称之为真主的征兆,表明存在一个优雅的、仁慈的造物主。另一种本质信仰是,真主不仅普遍地在世界万物中展现他自身,而且特地启示某些被称为“先知”的具有天赋的灵魂,穆罕默德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历史不曾证明这种信仰吗?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先知”的基础上的最后一种伟大宗教。先知们继续在各处显现,聚集起追随者,声称本质上没有什么不是以前的先知早已启示过的。许多产生了好的、坏的、或无关紧要的变化、或微不足道的增加。他们以非本质的教义分歧为根据,各自创造出新的宗教团体。他们之中没有人获得亚伯拉罕、摩西、琐罗亚斯德、耶稣、佛陀、罗摩、或克里什那的地位,后者被认为是“神的化身”。这些较小的先知们,没有一个人成为变革他们所承认和实行的整个生命观的革命性力量。历史证明,穆罕默德的断言—因为基本的真理已经一劳永逸地被宣布和阐明,先知的时代将随他而终结—是正当的。他说,在他之后,先知的职责将被有学问的人们分享,他们将类似于以色列的先知们—这些人多半是道德的和社会的改革者,引导人们抵达精神上和社会公正上的纯洁完美。因此,依照穆罕默德自己的观点,先知的一个方面终止了,但是先知的另一方面—对真主和社会公正的信仰,必将延续,并得到复兴。
如果对真主的信仰是一种教条,那么所有的有神论宗教共享着这种教条。有任何精神性的宗教,不承认它—某些具有天赋的人与实在、真理、爱和正义在那里扎根的“宇宙的心灵”有着更亲密的联系,价值的保存者同时是人性的和神圣的—是一种基本的事实吗?这些是生命的真相,除非一个人将“真主/上帝/神”和与他的交往当作一种普遍流行的幻觉。在这些信仰之外,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作是教条的。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为指明了生活所有本质方面的方向与趋势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伊斯兰教理想的框架内,这种制度是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如果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所有的伊斯兰教法可能都已经包括在6页的《古兰经》之内了;然而,我们发现《古兰经》宣布了非常有限的法律和仪式;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法律的严苛性,允许适应不同的环境,宣布仪式是第二位的事情、在变化的环境中是可变的。《古兰经》受到先知穆罕默德的裁决实践的补充。如果他有意使它们不朽,他应该命令它们得到谨慎细致的记录,作为一种适合于所有时代的法典。可是,他不曾、他的继承者也不曾考虑做这件事。很少有他的亲密同伴与伊斯兰制度的共同建立者—比如他的两位直接继承人艾布•白克尔(AbuBakr)和欧麦尔(‘Umar)—所讲述的关于先知的传说和谚语。欧麦尔非常害怕收集与讲述它们,以免它们取代了《古兰经》、或者给它增加一种使人困惑的看法。他威胁说,要惩罚最多产的“哈迪斯”(Hadith)的叙述者艾布•胡莱勒(AbuHurairah)。当他任命的一位总督将要离开,去负责某一省份时,他徒步将他送了很远,然后说,他想给他一条重要的建议。“你要成为一名不断吟诵《古兰经》的人,你听到它们(“哈迪斯”)就像蜜蜂的嗡嗡声一样。不要讲述太多的先知的言行,而混淆了它们。”他想使穆斯林全神贯注于《古兰经》之上,它对他们的基本信仰与生活方式所做出的指示已经足够了。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的两个世纪后,一些学者才有勇气认为收集它们(“哈迪斯”)是必要的。这时所发生的事情,让伟大的欧麦尔—一位具有非凡视野的人—感到忧虑。孜孜以求的收集者们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先知的言行,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而否认了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只保留了很小的一部分,依照它们的见解,来接受历史批评的检验。我们尊敬他们的虔诚、正直和勤勉,可是不能认为他们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因为主观性因素与他们的个人局限性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在他们之后,这些收集物逐渐获得了启示真理的神圣性。作为伊斯兰教法的根源,它们仅次于《古兰经乳它们的重要性被夸大到这样的高度,它们中的某些被认为取代了《古兰经》的某些禁令,而不必接受《古兰经》的准则检验;结果是,《古兰经》反倒根据它们而废除了它自己的某些禁令。它们以对“授予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不受《古兰经》的限制”的信仰为基础。如果真是这样,这是多么奇怪啊!真主命令先知自己向人类传递对他的启示,无论启示是什么,要确保真主所授予的启示得以保存,不要像以前所有经文中所发生的那样,在抄写者手中冒“更改”或“增补”的危险。应该忽略《古兰经》之外的他的启示,将它留给传记研究者暗中摸索,在他之后的两个世纪淘汰了大量不可靠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经由口头传播的可疑媒介传递下来的,其间经过了八代人之手。